在现代化的路上，我们需要停一停吗
原创2017-04-29 江晓原 刘兵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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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晓原：田松当然知道理性和务实的价值，哪怕在内心他真的欣赏“刀耕火种的生存智慧”，真的向往年薪600却能日日欢歌的瓦寨生活，他也知道在现实生活中，这不可能向在帝都滚滚红尘中载沉载浮的人们推广，所以他给出了现阶段可操作的某种“最低纲领”——减缓发展的速度。
据我自己的体会，写专栏往往是一个“培育”思想的过程，写着写着自己的思想是会逐渐发展的。“稻香园随笔”似乎也有类似情形。在田松漂亮的文笔背后，他的反科学主义思想正在快速成长和发展，甚至开始和朋友们产生技术性的争论了——我们和他在大方向上是没有分歧的，但对于一些具体问题，有不同的想法和策略主张。
随后，田松的思想大踏步向前迈进，终于进入对整个现代化进行质疑的阶段了。而一但进入这样的阶段，他就因激进而变得有点“寂寞”了，理解和赞同他的人渐渐少了。但是毫无疑问，仍然有一些学者和媒体人坚定地站在他身边，愿意倾听他的意见。
在进入这个阶段后，田松开始指导研究生们进行了一系列富有科学社会学和反科学主义主义色彩的课题研究，成绩斐然。这表明田松在富有思想激情的同时，也并不缺乏适应现实的务实意识，展现了一个学者良好的素质。
刘兵：田松在学术界确实可以算是一个“异数”，一方面，他继承发扬了年轻时文学青年的优势，以优美的文笔表达自己的独特见解，令人耳目一新；另一方面，又由于他的观点远远超前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因而被有意无意地排斥于一些圈子和场合之外。当然，他的天地仍然很大，仍然忙得不亦乐乎，这也还算是绝望中的一丝希望吧。
《稻香园随笔》是田松2008年以前两个随笔专栏的合集。读他这些早年的文字，我们既可以回顾他的学术发展的轨迹，对于更大范围的读者，因其文笔的清新和思路的清晰，又暂时在某种程度上回避了他“后期”更为“激进”的命题，因而也颇具可读性和可接受性。不过，在这些早年的文字中，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其实他近期的许多观点，在早年便已有种子种下，只不过，在近期只是长得更为高大，又因此有“树大招风”之嫌了。
江晓原：你说的很对，我们可以详细剖析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比如《在自己的家乡失去意义》这一篇，田松质疑了一个数十年来在中国社会普遍流行的观念：农村的孩子要进城发展，县城的孩子要进省城发展，省城的孩子要去北京上海深圳发展，北京上海深圳的孩子要去纽约巴黎伦敦发展……总之，一个留在自己家乡的人被认为是“没有出息的人”，是失败者。当时田松将这种观念形容为“冥冥中的一把尺”，所以在这把“冥尺”的衡量下，在自己的家乡，生活将失去意义。“冥尺”从此成为我们这群朋友中的一个“典故”，经常在我们的闲谈和讨论中被提起和使用。
让我们从“冥尺”典故的修辞效果和怀旧情结中回到主线上来。被田松质疑的这种流行观念，它的荒谬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那么纽约巴黎伦敦的孩子应该去哪里发展呢？所以这个流行观念的背后，实际上是我们许多人想当然所接受的“无限发展”观念。本来，对于一个学物理出身的人（碰巧你我和田松都是）来说，“无限发展”通常意味着指向某个在数学上“发散”的“奇点”，因而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的。但是事实上，许多人都对“无限发展”抱有莫名其妙的信念。或者说，许多人从未思考过“无限发展”是否可能，他们甚至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人类必将永无止境地向前发展。而这种永无止境向前发展的无限过程，有一个大家熟悉的表达方式——现代化。
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我们同意“无限发展”不可能，那么田松所说的那把“冥尺”就要折断了。为了不再让人们“在自己的家乡失去意义”，我们就需要为想象中的“无限发展”寻找一个停止的点。而不管我们将这个点选在哪里，都必将意味着现代化的停止。也就是说，田松的质疑，在理论上必将指向激进的“反现代化”立场，而这样的立场是我们今天绝大多数人都无法接受的。
但仅从“在自己的家乡失去意义”这篇文章来看，田松并未将激进的终极立场端出来，所以这篇文章还是很容易让一般公众接受和容忍的。但是正如你所说，他后面激进思想的种子，其实已经在其中悄悄种下了。
刘兵：仿照你的方式，我也来谈一篇在我们这个小圈子当中被盛赞的文章——《要年薪多少才能日日欢歌》。其实，在我给清华的学生们开的写作课上，我也常常以此文作为范文，让同学们去欣赏和体会作者的构思、文笔和意境。
这是一篇讲幸福问题和发展问题的文章，源自田松在云南西盟一座佤寨中的经历和联想。在那里，他看到当地的少数民族在晚会上唱歌跳舞，“洋溢着内心流淌出来的欢乐”，而当地却颇为“落后”，人均年薪只有600元。进而，他得出一个强结论：“如果你不能在当下获得幸福，那么你永远也不会获得幸福！”
田松获得科学史博士学位的论文，就是研究云南纳西族自然观的，他曾较长时间去做田野调查，对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生活与发展问题一直有着较多的思考，我想，这也是他后来写出这篇文章的重要背景之一。
这篇文章也是田松文章中引起诸多质疑的一篇，关键是他质疑了“发展”与“幸福”的必然联系。其实田松主要是在这篇文章中使用“冥尺”这个概念，反驳了用“冥尺”读数高低来定义幸福的作法。2005年发表的这篇文章中，他从保留“传统”与追求“发展”的矛盾为出发点，就幸福这个人人关心的问题，给出了他独特的回答。
这篇虽然也是他早期的文章，但比起上一篇你谈的文章，其立场上和结论上的“激进”程度，要更接近于其后期的作品，当然，他后期的作品，在主题和论述对象上，似乎要更加“宏大”一些。
江晓原：先看田松的“早期”作品有好处，可以较为平缓地逐步理解他的观点。记得那时田松曾向我表示，“稻香园随笔”是他写得最认真、最有感觉的专栏。我想在持续写作的过程中，他的思想肯定在发展，他的论证也会逐渐完善。
比如，“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这样的文章，必将从思想上导致对现代化的整体否定，那些义愤填膺的科学原教旨主义者往往会自以为理直气壮地质问道：难道要我们回到刀耕火种茹毛饮血的时代吗？！这种质问让他们感觉自己真理在握气势如虹，其实许多以“难道要……”句型表达的质问，往往只是无理取闹或强词夺理。在田松的文章中，他也从来没有表达过希望回到刀耕火种茹毛饮血时代的愿望。
作为一个学物理学出身的人，田松当然知道理性和务实的价值，哪怕在内心他真的欣赏“刀耕火种的生存智慧”，真的向往年薪600却能日日欢歌的瓦寨生活，他也知道在现实生活中，这不可能向在帝都滚滚红尘中载沉载浮的人们推广，所以他给出了现阶段可操作的某种“最低纲领”——减缓发展的速度。不过他的这种“最低纲领”却是以某种非常富有文青色彩语句来表达的：“让我们停下来，唱一支歌儿吧”。当时这个标题在一堆学者和媒体朋友中广为传诵，再次成为典故，也成为田松贡献的“金句”之一。
刘兵：这种减缓发展速度的“最低纲领”，和我近些年来经常表达的“科学发展已经越过了临界点”“科学已经告别纯真年代”等等主张，其实有内在的相通之处。我们都意识到大家已经处在某种无可奈何之境，回到任何某个已经过去的年代，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指望在“无限发展”的错误道路上走得慢一点而已。
恰恰因为田松所思考的问题的根本性，以及他的观点在表面上显示出来的某种“极端性”，使得他的观点受到许多人激烈的质疑和反驳。其实，如果就逻辑一致性来说，他的观点又可以说并不那么激进。虽然他用了那种更适宜大众传播的“文青语言”，但在他的表达背后，其逻辑环节却并未断裂，而是一步步自洽地走到结论。那些反对者并未就他论证的逻辑给出有力的反驳。
在这方面，我们小圈子里的同仁甚至会开玩笑，比如说他是“热力学第二定律主义”之类，他的物理学背景一方面使他可以运用那些物理知识来为其讨论作支撑，另一方面也保证了他论证的逻辑严密性。在现实中，他并不回避他也在现代生活方式中生活，也用手机、电脑、网络，现在微信也不少用。但他在现实中“没有选择”地利用这些现代生活方式和手段的同时，却也在用这些工具去批判这些工具本身，及其背后的发明发现对于幸福生活的不合理性。而一些以嘲笑口吻质疑他的观点的人，比如说他为什么不干脆放弃一切现代生活方式回到“刀耕火种茹毛饮血”时代的人，一是把田松自己并未表达的东西强加于他，二是利用了人们对于“无限发展”这种观念的似乎是“天经地义”的默认，回避了对这些观念的质疑，也没有正面回答和反驳田松提出的伴随这种现代化发展而出现的现实问题。按照田松的逻辑，哪怕是他所说的减缓发展速度的“最低纲领”，其实也不会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这背后自然地隐藏着一种对世界未来的悲观立场。
江晓原：这让我想起一些安慰病人的套话，比如病人得了不治之症，但人们安慰病人说：安心养病吧，如今医学发展很快，医生们很快就会找出办法来的。这种话确实有很小的概率能够成立，如果让病人当下就安乐死，那获救的概率就等于零了。田松“让我们停下来，唱一支歌儿”的“最低纲领”，就是希望人类文明的“生命历程”走得慢一些。即使对未来世界持悲观立场，如果走慢一点，说不定在末日到来之前人类侥幸找到避免灭亡的办法了呢？所以“让我们停下来，唱一支歌儿”确实不失为在悲观立场下一个可以采取的选项。况且还存在着另一种更加渺茫的希望——在唱歌时受到了启发，获得了顿悟，就此决定在不归之路上回头是岸了呢？
刘兵：不过，我不觉得田松会满足于这种“最低纲领”，也不觉得他会认为人类能在末日到来之前侥幸找到避免灭亡的办法。或许，绝大多数真正严肃面对世界和人类未来的人文思考者，在以田松这种方式把当下的逻辑演绎到终极时，都会变成某种“悲观主义者”。
那么，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有什么办法呢？真的有拯救未来的灵丹妙药吗？就算有，人类肯吃吗？如果只有少数人肯吃，结果不还是一样吗？对这些问题的认知、思考、答案的不确定、悲观，以及由之而来的困惑，反而是我想到的他的工作的价值之一。
田松 ｜ 文
有一首《新鞋子旧鞋子》的流行歌曲，讨论了是旧鞋穿坏才可以换新鞋，还是有了新鞋就可以扔旧鞋的是非问题。其实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连新鞋都可以扔，只要扔得起！所以浪费不叫浪费，叫消费；消费不仅是时尚，而且是经济发展，也就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发展是个好词，所以消费被各种部门以各种方式鼓励和激励。如果老百姓把钱捏在手里，持币待（？）购，待而不购，经济学家这个急啊，一急，就把你家窗户给碎了！
让我把这个链条重说一遍。玻璃碎了，屋子的主人赵女士拿出一笔私房钱，比如十八元，从钱物业那里买一块玻璃，请孙工人装上，钱物业的玻璃是从李批发那里买的，李批发是从周厂主那里批的，周厂主的石英砂是从吴矿长那里进的，就这样，赵女士的私房十八元钱如涓涓细流，漫过钱孙李周吴，滋润着整个经济链条以及网络，繁荣了经济，发展了社会。
反之，如果不打碎赵家的玻璃，赵女士就不肯掏钱，整个社会的经济网络就少了十八元，所以打碎赵家的玻璃，就有了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果赵女士感到委屈，我们可以这样劝她：第一，你又不是出不起这十八块；第二，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呀！第三，你还为社会作了贡献呢，多光荣啊！
这个链条也可以反过来说。吴矿长卖矿给周厂主，赚了；周厂主卖玻璃给李批发，赚了；李批发卖玻璃给钱物业，赚了；钱物业卖玻璃给赵女士，赚了；孙工人付出劳动，赚了。除了最终的消费者赵女士，每一个环节都赚了。这倒也对，经济嘛，只要有一个环节不赚，整个链条就不转了。赵女士的私房十八元也要从别的链条赚来，比如她在业余时间锈了十九朵花，一元一朵，外送一朵，卖给了吴矿长——也赚了！大家全赚了！自然就繁荣啦，发展啦，GDP啦，看人家这窗户破的！玻璃碎了，反倒赚了，碎得越多，赚得越凶，艾亚玛雅，这可比永动机厉害多了！
作为一个学过几年物理的人，我对这个链条感到怀疑。且让我从头儿看起。买卖买卖，总是有买有卖，偏偏吴矿长这个环节，没有买，只有卖！据我所知，他挖的石英砂不是他家祖传的，本来不姓吴啊！
在现代社会缺省配置的观念中，大自然的金木水火土无一不是人的资源，人天然地有处置它们的权利。这个权利由政府代管，政府为了“发展”授权给吴矿长，吴矿长就可以挖，挖光这里，再挖那里，挖得越多，挖得越快，还可以卖得越便宜。不过，现在已经是现代后了，主张社会公正的平民主义者会说：“给当地农民的补偿太少啊，至少翻八翻啊！”主张可持续的环保人士会说：“要算绿色成本啦，河水污染啦，林子没啦，狼和兔子跑啦，这个生态损失要算啦！”还有主张自然权利的深生态分子，说：“那个狼呀，蚂蚁呀，大柳树呀，河呀，得给人家搬迁费呀！”按照这些人士和分子的看法，我们的经济链条之所以能够以现在的方式运转，是以对当地原住民和生态环境的侵害为前提的！如果把这些侵害算进去，赵女士要出的私房钱可就不止十八元了，再那么劝她，我担心她不答应。
说完了头儿，现在该说尾——碎玻璃了！我们假设孙工人受过职业培训，他会把碎玻璃带到楼下，扔到小区的垃圾箱里。然后由环卫郑师傅——他的工钱从何而来我就不说了，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装进垃圾车，运到城外，为垃圾山的海拔增高一毫米。有一个行为艺术，叫做“为无名山增高一米”，七位女艺术家，把自己脱光，在一个小山包上，一个趴一个地摞起来，一量，一米，行为完成。算下来，每位艺术家的平均厚度约为14.3厘米——不知对应着哪个部位。该艺术的名字有点科学，行为却比较香艳，属于江兄晓原的研究范畴。然而，垃圾山的增高既不艺术也不香艳，只能看作是向未来的垃圾世界又迈了一步。
头尾一连就发现，破窗原理激活的经济链实际上也是物质与能量的转化链，它一端吃进低熵的资源和能源，另一端排出高熵的垃圾堆。就如一条贪吃蛇，蛇过之处，矿藏、森林、河流，一律变成垃圾。蛇的食量越大，爬得越快，经济越发展，意味着我们消耗大自然的能力越强，制造垃圾的速度越快。所谓的现代文明，就建在垃圾山的旁边！
相信会有人指出，我没有考虑到垃圾的回收。其实我考虑了。首先，垃圾的回收注定是有限的；其次，即使有一天，我们能够把全部碎玻璃一片也不少地搜集起来，即使有一天，我们不再需要开挖新的石英矿，再生玻璃的制造仍然需要水，需要电，仍然要消耗能源和物质，释放垃圾。因为它运行的是同一个链条。
破窗原理是建立在无限地球的假设之上的。只有假设贪吃蛇永远能找到新的食物，新的排放地，它才可能持续运转，并能不断提高速度，降低成本。或许在这个奇妙的原理提出之时，无限地球的假设尚可成立。但是到了今天，如果有人依然相信这个贪吃链可以无休止地运转下去，直到地老天荒，那是因为他们把头埋在沙子里，不想看到，地会老，天会荒！
地球不只有限，而且太小了。
这个链条还可以从别的角度进行解读。有一个《读者》风格的煽情故事，就登在某一期《读者》上，说战争时期，一个村子经常路过逃难的人，难免向村民讨些钱粮。有一位老先生道行较高，他不白送人家东西，而是请人家帮忙，帮他把柴禾垛从院子西边搬到东边，然后供一顿饱饭，送几块干粮；下一个人来了，再请人家从东搬到西，也供一顿饱饭，送几块玻璃。高老先生的解释是，这相当于给路人提供一个工作机会，使他们有尊严地吃一顿饭，而不是接受施舍。所以战争期间，他家的柴禾垛三天两头地倒腾。这个创意很有人文关怀，不过对于饥饿而疲劳的人来说，未免难度系数稍大，有违人道精神。我估计编故事的人也挺为难的，因为难度太低又有戏弄人的嫌疑。这种没事儿找事儿但有宏大意义的行为东北话叫整景，北京话叫整故事。这个整出来的故事告诉我们：所谓工作机会，就是一个让人吃得心安的理由。赵女士的私房十八元也提供了一定的工作机会，只是这个机会没有搬柴禾垛那么绿色，耗费了能源和资源，还增高了垃圾山一毫米。
有鉴于此，我有一个建议：不要打碎赵女士的玻璃，直接请她把私房十八元奉献出来，分给链条中的每一个人。大家把折腾这块玻璃的时间和精力省下来，做点儿别的，比如孙工人可以跟赵女士学绣花；钱店主可以读几页红楼梦；周厂主不妨做一点行为艺术，为无名山增高一米七五……不用干活就都赚了，还省了一块玻璃，岂不更是皆大欢喜！如果大家觉得过意不去，或者不够尊严，可以一起为赵女士唱一支歌！如果赵女士会感到困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听钱孙李周吴郑唱的歌，并且付钱，我们可以这样劝她：第一，听人唱歌，总比听人砸玻璃割玻璃好，好听吧？第二，其实你也没损失什么，本来是要把你家玻璃砸碎的，你就假装已经碎了好了，你还省了叫物业的电话费呢；第三，你为地球做出了贡献，天哪，地球，多光荣啊！
当然，破窗原理要打碎的不是具体的某位赵女士的玻璃，而是所有人的玻璃。所以我的建议也要面向所有人：
在某一个时刻，全世界所有链条中的所有人，无论是砸玻璃的，还是造玻璃的，让我们停下来，面对一朵花儿，把手放在无论哪里，一起唱一支歌儿吧！
（摘自《稻香园随笔》，原载于2004年7月28日《中华读书报》）
（江晓原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刘兵为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田松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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