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者之蒙，谁启？——愚者千虑之一
钭东星
百年中国，不断四海翻腾，波诡云谲，其中有一不变主流：以新主义颠覆旧仁义！两者貌似同有义理存焉，而仁者以爱人为正义，主义份子则以主子（长官、老板）旨意为公义；一字之差，谬以万里矣。我同各种主义打了五六十年交道，深知“主”字厉害，什么“义”都变成不义，最怕老了再上当。烦主义，就失语，困于此三十年矣。
离群索居，孤陋寡闻，从《微痕》诸贤一再称引中才得知，素所敬重的李慎之先生尝有专文论《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正是我萦惑三十年的老大难题：如何昭雪旷日持久的批孔运动这场最大的思想文化冤案，又能给中国出路提供个有土特产价值的参照？忙托人觅得，细读再三，说实在，这是慎公第一篇令我失望之笔。惜公已作古，无法请益；不说，则此文影响甚广，几成民主改革派的定论，我既治此业，当讲点实话。踌躇数月，还是坦陈鄙见，聊胜于灰飞烟灭吧。
慎公此文，旨在老革命想帮后继者“推进现代化”，其诚可感，时有睿智，这且不表。不过，“现代化”中国官商比谁都起劲，已不再是卄年前学者鼓吹的美妙梦幻。马恩早已揭示资本一来到世间就充满血腥卑污，何清涟女士更以经济数据证明在中共四项基本原则统治下官倒现代化，不过是诱猎国民的巨大《陷阱》，百姓渐已体验到灭顶之灾的惶恐。在毛公年年月月处处事事搞“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时，能提出现代化当建国任务，是大仁大智；而今已将天、地、人、物一切都榨取为私人资本的恶势汹涌不可止，再喊什么现代化，已成马后炮，早非先觉。该文主要篇幅是用“专制”二字概括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将此作为中共专制的根源，这是无赖祖宗，尽悖天翻地覆慨而叹！又说专制根在百姓“子民”（求政府保护）心态无“公民”（独立于家国之外）意识，以至邓小平想“肃清封建专制遗毒”也无计可施，只好专制至今了。上赖古人不足，又下诬今民矣，邓想民主而百姓不答应？是启蒙还是蒙人？提出虚幻的“回到五四”当出路，不思时世巨变。
说实话，举世皆以贪利为心，我看不见出路，余悸在心，也不敢以笔舌与屠刀比“硬道理”，故不谈眼前官、商、文之虐民诬民。但历史事实要澄清，分三篇谈愚者三虑：先说“五四”教训当记取，次辩传统“专制”诸例皆不实之诬，最后揭明传统真专制之毒论，正是慎公以为“有历史合理性”之法术权势家（以《商君书·开塞（启蒙）篇》为例）。诸公多是受五四革命文化熏陶成长，又饱经不实诬陷之苦；痛定思痛，“已所不欲”勿施于民、亦勿强加于古，总该牢记在心吧。
（一）
五四痼疾：“只知主义之可贵，不知中华之可爱。”（章太炎语）
“回到五四”不可当出路。社会情势已大变，今非民初之比，回不去的。
中国四千年革命，历来由暴政虐民不堪忍受引发，除暴安良而复归于治。五四完全两样，情景有似“诸侯力政，处士横议”之战国，正是“游士驰说之秋”。战国诸子争鸣的结果，是秦皇灭六国吞八荒；五四文化革命烈火，烧出全国山河一片红。秦始皇绝不与马列同道，而文化为政权鸣锣开道，功能相似。
清帝室“逊位”后，地方仍由旧军阀盘踞，北洋执政如走马灯；民国初建，流品极杂，社会不稳，三民难行，辛亥举义至1931年民国政令方告统一。（同而今久经长期党、军内外残酷恶斗而最终结成之政治思想集权体制，全然不同。）各列强之各主义，正纷至沓来，各以新异吸引富贵子女之维新文士；书生治国无能，而意气大发，急欲以洋主义彻底改造国民天性，铲除中华文化命根，一新天下如列强。所谓“新文化革命”者，既非集中火力从政治上批判君主专制（没出一部力作），亦不问国计民生之急需（知青从来不关注此类形下俗事），唯以洋主义诬民毁古自鸣其能。既自居新救世主，中山先生苦求之“三民”（唯此切合国情民性）亦自然不入“革命”法眼矣。启蒙队伍，初只是北平知青小众，口称“大众”是为号召之便，唯有读书高之少爷小姐，固未尝专制毒、不见大众苦者也。愤青最愤还在自身恋爱不自由，最恨家长包办之婚姻，而传统却教家之亲睦为国之治平的根本，可恶！故新文艺无不竭才尽智渲染家庭黑暗，以鼓动叛家出走求新生，标榜革命。周树人留日归来，更一步进到顶：全部历史只“吃人”二字，罪源在孔教，扫荡一切才见光明！是则改造黑暗社会势必依“我主”非民主也，而彷徨无计实现。李大钊、陈独秀出而指明苏俄革命道路，有科学理论，必胜无疑！任何群众运动都易使青年兴奋失常，代代知青总是谁的调子高就跟谁跑；一与政府冲突，哀兵必胜，带动整个文化教育界日益左倾，国民政府从未能控制社会文化舆论。于是结党，愈战斗愈勇狠，打倒非本主义的一切，革命由文化始煽、激为武化推行，势必走向你死我活也。天赐日寇打败国军之良缘，国共强弱大转折，五四火炬终燃出全新天下。延安整风，为以党性改造人性；五四人烧烤出炉后，皆成以意识形态治国批人之能臣，一系列斗人运动，无不由大批判开路。领袖指示，理论立威，文艺壮势，人人请罪，党性又进而化为毛性驯服工具。手执毛义千钧棒，上打彭总少奇恩来耀邦紫阳，下打古今中外形形色色异议，常识与良知闻风丧胆，战无不胜。民之主与党之奴一身二任，主子奴才已难分难解。慎公追随鲁迅将古今人等一分为二：非专制即奴隶，全不中肯綮。五四传人深心最自蔽处，在不知平等待民，拒斥孔教“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书·多方》成王告诫：“惟圣罔念（无所反省）作狂。”即使圣智（如鲁毛），不反省亦变作狂人妄行，何况文化精英耶？而今富贵与贫贱已悬隔天壤，不以常人平等自待，则什么民主、自由、科学、法治都是治民术语，只会制造新的不公正。平等待人，则不论古今文化、洋人土著，凡能解民于倒悬者，皆当择善而从。大千世界，凭什么自立一义就去主宰一切人与事！前车覆辙，精英当鉴。
“五四反帝反封建！”更属子虚乌有。“封建”是三代将天下土地人民分封建国、各自治理的古联邦制，“天子”是礼仪上的“共主”，非事实上霸主。（慎公言而未明）秦始皇灭六国行中央集权皇帝独裁的新制，封建就已被消灭二千多年了。（郭沫若谓秦始皇反的是奴隶社会，纯系革命胡说！）五四无封建可反，进口的唯我独革主义，正可以复活秦始皇暴政。反帝是当初游行的起因，很快就各奉东西帝国之主义合力大举反中华了（甲午海战清军败于日，反清志士兴高采烈，革命者心理逻辑，每近汉奸也）。文化领军胡适从五四到二战日寇侵华，一直反对抗日，“一抗中国就亡”。周树人作人兄弟，终生亲日如兄如弟，而憎国民性劣、仇国学如死敌，超过任何中外学人（日本侵华学者犹赞赏“衣冠唐制度，文物汉宫仪”也），已众所周知。陈独秀以共产国际为领导，教义本就“工人无祖国”，是国际革命主义。弃古文古诗、废灭汉字汉语和中医中药，连中国人种也自西洋迁来才有，都是名噪一时的名学者新学问。总之，只有彻底殖民地化中国才有救，是五四文化共识，学帝如恐不及，诬华唯恐落后，运动者谁曾反过“帝”？大讲仁义礼智国货，浴血抗日而国竟不亡者，是五四传人最切骨仇恨的蒋公国军，真是奇迹（二战惨败而不能亡，举世只有苏、英与中华民国）。中国几千年文化极其复杂而多变，而志在以洋主义灭中华文化为革命者，始于五四。（洪秀全那场天父天兄闹剧虽有强烈造神情绪，却缺乏主义文化，可不计。）
“五四提倡民主与科学！”口号确实有人提过，并非革命主流，更未实行。原因除国内外交相影响的残酷斗争超出理论设计，更由于提倡者自己始终蒙在“主义治百病”的鼓里，不究民国实情，不明“民主”“科学”究为何物。学者说是西方特产专利，源于古希腊城邦；不知雅典三万市民能以音乐与健美为荣，晚上看完悲喜剧就公民横议、政事公决（苏格拉底处死亦民主决定），是城外有三十多万奴隶（非人）养着公民。资产阶级以科学发财为资本反君主神权后，渐行资本垄断专政，劳工赤贫；马列倡“剥夺剥夺者”而专资产者政，想由此过渡到无阶级、政党、国家、城乡、脑力体力差别之终极世界。故“民主”本有财主、贫主两型，同属贫富相互专政。孙中山鉴于此两敝，创民族、民权、民生三义一体为建国纲领，耕者有其田而节制私人资本，惜赍(jī)志以殁，“革命尚未成功”而民国内外多事矣。中共在偏安（毛语）延安时尝行民主“豆选”，选出后听民听党？尤其重要。经济危机与二战大祸后，东北欧一些小国不事内外霸权，折衷资本、共产两制而去其恶，官谦民安，殆近民主矣，却与中国无缘。中国君臣坚守苏政制而行美式敛财术，集两恶成一新特色，对外代表全民称贫主，于内杀鸡取蛋行财主，则民主与专政事实同义，无话可说了。五四“民主”口号，只在抗战结束、满目疮痍之际，在重庆对蒋公大喊过一阵，分明是中共推翻民国争取民心的一时策略，并非主义。
启蒙学者死守鲁迅“不读中国古书”，所以不知远在雅典奴隶制之民主前，《尚书》《左传》已屡言“民主”！名起于事，出于历史需要。古昔有强大氏族首领“蚩尤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民不服，又“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腥闻于天。（《尚书·吕刑》）先有刑法虐民之恶治，而后有尧舜德治：以身德教化天下，各族内皆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而亲睦，老弱不得遗弃，鳏寡孤独不敢欺，百族睦则天下和，无争夺相残则虐刑可废。德治非尧有恩德惠天下，只是倡导百族敬爱互助，禁止争夺相杀，教民扬善止恶。君以正身为教即其正治，“政教合一”与欧洲内涵全不同。代代尊为圣，形成民族传统。后夏桀、殷纣暴虐不为民作主，商汤、周武讨伐而“作民主”。三代“民主”即君“为民之父母”，将民作子女保护，地位是“君主”，职能则“民主”，二者异名同实：因“君者，群也。”离群即不君，所以君民可以“和而不同”。为政之理在顺民以治民，逆民即“君不君”成“独夫”，被革命。这就是被启蒙者批判的公式（君主=专制、子民=奴隶）的历史真相。西学以民主反君主，理论上似比古中国先进百倍；然中国先哲针对任民自主而“废君论”指出：“天生烝民，不能自治，而树之君。”民之性“合之则圣，散之则愚。”（《管子》）反压迫时万众可一心，自由了就百姓百心，势不能自治，故又推举统治者，皇帝、主席、总统皆君之殊名也，关键在仁君暴君，制度死而人活，永远如此。故清末民初之思想者，多言“君民共和”，以免君主民主相恶斗。从古帝先王到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待民之心仁与忍，关系万民苦乐之巨，是铁的事实；今之启蒙者一锅煮之曰“专制”，只表明愚而诬，不说明见识高出千古。不辨民情苦乐的任何主义口号，都极易流为假大空，无分古今左右。且欧美民主之所以只反君主制，因有产者只缺政权。现代中国百姓不独憎君主专制，同样恨财势横行；不能摆脱富与贵双重奴役，同样生命不保！不准国家干预富豪鲸吞国资的论调，尽悖民心。故启蒙者之“现代化”，实为二百年前欧洲资产者之陈货，绝非中国人民之宝贝也！
爱因斯坦视“科学”只是手段，价值需看是为虎狼食人添翼，还是用作解民倒悬之利器？西方科技本是工商谋财之器，二战后又发展为意识形态性的理性工具，中国现代化中更推广为坑蒙诈骗、毒化天地人心的金招牌。欧美四五十年来，对唯科学主义之患，多有批判，五四人浑然不知。李大钊、陈独秀们只认马列是科学真理，自不待言。胡适倒一生信奉杜威的科学实证方法，竭力贯彻到中国。其“科学”建树为：力攻汉字与古文“野蛮不科学”，力倡用拉丁字注音再过渡到世界语（简化字只是起步），[鲁迅更斩钉截铁：“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由仇道德文化竟然大跃进到敌视汉字！其“彻底”到无底，可见“科学”一斑。]呼吁全国中小学尽废古文教白话写白话（其效果如何，可看《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以过来人加的《注》），大力试验倡导以白话诗取代古典格律诗，堆砌一连串洋人名作新诗示范；用版本学代替思想史，以考证破除宗教迷信（禅宗），谈小说也只求复原善本（此则不及鲁迅《小说史略》远甚）。这一切以“科学方法”毁灭人文精神，组成其追求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白话代文言、学术只堆资料不必思想二事，至今不废，这已是五四科学首领的最高水平了。民国在很有限的安定年代，各科杰出专家迭出林立，皆国民政府与传教士热心倡导、工商各界大力襄助及其主学政者办学甚得其法的结果，非五四狂飚之力；这批一流科学专家成材后，不是被五四精英打跑也批臭了，无一幸免。毛公唯一褒以“五最”、赠予“我们无产阶级的圣人”、至今供若神明者，革命杀伤力则有余，科学如实，却非性之所近。五千年文明“吃人筵席”一语弃绝，“不读古书”诬尽古人才智，小说以捏造栖身土谷祠之阿Q劣行概括四万万五千万同胞而享誉，杂文则拾取日本灭华共荣论与欧美传教士罗织的卄几种“中国人劣性”为投抢匕首，文坛盟主苛辨敌我，遇有异议或偏离左翼者，辄鸣鼓猛剿、必置死地，成为毛党反蒋的第二战线旗手，至死“一个都不宽恕！”其诬民仇古、唯我独革之坚决彻底，现代文明世界中堪称独一无二！鲁圣教育中成长的几代知青，在文革初全面破四旧立四新中，以高干子女为核心的北京师大毛卫兵还在红司令号令批林批孔前七年，即以灵敏政治嗅觉抢先浩浩荡荡直杀曲阜，疯狂砸孔府、焚孔庙、挖孔林（孔裔墓群），劈棺抬尸游行批孔，掠夺数千年文物珍宝，发“战报”号召各地立即仿行，目的只求“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全国只有《鲁迅语录》与毛宝书装祯一式，打砸抢威力同等。谁能说清鲁圣“掀翻”“扫荡”“踏平”一切传统文化的口号，是科学还是狂迷？口号一旦武装知青，再由不得始作俑者了。“三孔”者中华至圣之地也，几千年国亡而强虏入主，内乱战火屡起，日寇荼毒尤惨烈，然内贼外寇犹禁犯圣地一草一木。当代民族劫火，是五四精英文化所点燃，非流氓无产所敢为。（王元化先生力言五四当反思，惜所引杜亚泉“流民暴力论”，虽知“小人之德草”，未见“君子之德风”也。）现代鲁毛二圣欲立己义独威，竟迁怒二千五百年前先师不听命，横扫古今四海为“封资修”三字，狂妄撑破天矣！“科学”非稀罕物，尊官弱民、富豪诈财、强军争霸样样离不开科学。近代专制强权和科学半点不冲突，只未见有解民倒悬之科学耳。剥削改称管理即科学，毒物列出分子式即科学，发财改名发展更是全球硬通之科学……科学是富家子，非贫能养。（西医药之成果，专为富豪操心；中医药则尽心于天下常见病常用药，仁医为救民也。即此可悟中西技艺之异途。）能将天地人通吃又涂塞天下聪明者，“科学”至上也，能毁灭人类地球者，科学神力也……世事已至此，仍旧以“资修”反“封建”为“民主科学”福音，欲启国人之蒙，岂非有“好为人师”之瘾乎？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则可以为师矣。”五四如故，何足为师！
纵观百年血火劫难，劳力者生存所以艰难，在大自然自古提供的活命资源，被官与商彻底劫夺。劳心者（忧国忧民，不只知识分子）命运悲惨，因抗争邪恶的良知未泯（但能横下心害人自肥或麻木不仁，东风西风都能左右逢源）。合劳力劳心而论，真启蒙者之急务，至要在为苍生活命保存点士类良知；在绝境中给过我们一丝人情的，正是劳力贱民，而非文化精英。士为生民立命，这一中国传统道德的内核，为任何异族文化所欠缺。摒弃主义成见，平心试读《论语》《孝经》《孟子》《孔子家语》《礼记》之类传统经典，和现代文化霸权的“富国强兵至上”“私富神圣”对比想想，即可知人文当何去何从。百事皆可待，而民命不可缓也！
请阅读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