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23岁的中国国家乒乓球队队员陈杞在一次有电视转播的比赛中负于对手后作出了失态举动。为帮助他改正错误，他的教练们想到了过去的一种做法。
他们像“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安排这位很有希望打进奥运会的选手到农村去进行一段时间的劳动，“磨练思想品质”。在整整一周的时间内，陈杞在田里笨手笨脚地学著种黄瓜，周围聚拢了上百位围观的农民，他们忍不住大声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他的教练刘国梁说：这次安排也是一次尝试，如果有效的话，我会让全队都来锻炼一下。现在的年轻人不懂得劳动的艰辛。
这正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思路。在从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期间，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将大约1,400万年轻学生、犯错误的党内干部和其他人士下放到农村，让他们通过艰苦的体力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那场运动中，有数百万人把生命留在了农村。那十年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时期之一。
对很多人来说，“文革”依然是个禁忌话题。中国共产党1981年已作出正式结论，确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错误的运动。但中共至今仍担心，过多谈论党在“文革”中的历史会有损它的声望。中国的教科书里没有关于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在文革中如何鼓动“红卫兵”砸毁寺庙、批斗知识分子乃至与他们的父母划清界限等种种行为的内容。
但也有一些人很怀念“文革”，对他们来说，“文革”就是六十年代相互之间的亲密同志关系，还有众人一起唱歌、跳舞的集体生活。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了“文革”主题餐厅，追求时髦的“雅皮”人士纷纷光顾此类餐厅，在这里，服务员上菜时会像当年那样先来上一两句马列主义口号。而与此同时，生活在麦当劳和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中国人不相信有关那个时代的那些贫困和迫害的故事是真的。
今年43岁的中国国家乒乓球队领队黄彪说，如果你给这些孩子讲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他们根本就不相信。
陈杞的父亲是警察，不过他的身上总是带著点反叛性格。1999年他被选入国家少年队的时候，梳著爆炸式的发型，胳膊上刺著三叉戟图案的纹身，在少年队，他曾两次因行为粗暴被开除。不过，左手握拍的他打法凌厉，在国家队里非常突出，因而很快就成为了明星。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他和队友赢得了乒乓球双打金牌。在那届奥运会上，中国队基本包揽了乒乓球比赛的所有冠军。现在陈杞排在世界前十名。
在中国，很多乒乓球选手都是名人，他们不仅在比赛场上的漂亮扣杀惹人注目，而且在场外的一举一动也备受关注。国家队的教练们希望用军事化的纪律来约束他们──比如，安排队员们住在集体宿舍里，禁止跟队友谈恋爱等等，但这些并不能阻止陈杞和其他队员打擦边球。
2月份时，一位队员因为夜出饮酒而被停赛一年。7月末，另一位队员因为酒后驾驶保时捷(Porsche Boxster)撞上了出租车，而被处以罚款，并公开道歉。
国家队的球员甚至制作了一个Rap视频，利用他们的坏男孩形象捞上一笔。陈杞对著麦克风夸耀道，我迎头一轮暴冲三大板：啪啪啪！这位球星的脾气3月份时给他带来了麻烦。在亚洲杯决赛中输给队友后，他把球拍狠狠扔到地上，并在离场时踢了挡板。这种做法对于一贯注重形象的中国队来说实在是太过分了。他的教练对他进行了罚款，然后决定把他送到农村参加重体力劳动。
陈杞的教练都是从当年的艰苦岁月中走过来的人。领队黄彪从1971年开始打乒乓球，那年他只有8岁，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中间阶段。他在16岁时成为了少年组冠军。那时，他每月的工资约为人民币100元，按目前的汇率计算约合12美元。
黄彪说，现在同我当年打球时最大的不同表现在经济方面。工资提高了很多，诱惑也更多了。球员的工资、代言费和代表俱乐部比赛的收入总计可超过10万美元，在年平均工资不足2,000美元的中国，这是个很大的数目。教练将陈杞发配到农村“不是惩罚，而是让他能看到其他人的生活，让他明白自己的生活已经很好了。”黄彪说，陈杞的经历同许多文革年代的人有很大不同。他说，“当然，了解过去也很重要。我们同他们谈起文化大革命，他们都不相信。”
教练们选择了距北京约有3小时车程，靠近一个乒乓球训练中心的蟠桃村。村支书王海江最初拒绝了乒乓球队希望他们接待陈杞的要求。王海江最不愿见到的事情就是大批追星族打扰村子的安宁。王海江解释说，我担心他的安全。而且，他也恐怕陈杞会觉得住在这里不舒服。
倒不是蟠桃村闭塞。中国不断走向富裕的迹象随处可见──摩托车绝尘而去、卫星电视天线伸出墙头，手机也比比皆是。也不是村里从没来过名人。2005年6月，总理温家宝就曾为推动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到该村考察。
但陈杞5月份到蟠桃村却需要更多的准备工作。村民们准备好了镇上最好的一处房子：有著14个房间的两层楼。这栋房子的主人、副支书王志全将电视搬到了客房，好让陈杞有宾至如归的感觉。陈杞随身带著MP3播放器和手机。王志全的女儿王晓倩说，奇怪的是，他连自己的被子也带来了。他的房东给他安装了空调。如果不愿意，他也可以不劳动。村里的热心人告诉他如何不让拿奖牌的手磨上水泡。房东用自家的饭菜招待他。
陈杞经历的苦难就是这些了。所有这些纵容都表明，陈杞的经历同40年前年轻人的真正经历差了很远。只有一点例外。王志全说，他就像文革时期来的那些孩子们一样。刚来时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做。当然，他们在这里呆了两三年，而不是一周。
如果在田地里需要帮助，陈杞只需求助于从邻村赶来的大批村民即可。中国的记者和摄影师一直跟著他，他连庄稼和杂草也难以分清。蟠桃村的村支书回忆说，我们要向他解释所有事情，甚至包括如何给作物浇水。
在有些人看来，陈杞在农村的这点劳动带来的只是快乐。天津《老年时报》的编辑唐峰（音）不满地写道，对于50多岁的人来说，文革时期到农村生活对年轻人是一种惩罚和再教育，但现在人们几乎已经忘记、也不愿想起这段历史了。
不过陈杞称，这种经历令他更加谦虚。他说，我以前从未这样生活过。我感到我的训练确实没有村民们的劳动辛苦。的确，你也可以说，我的经历就像是被下放到了农村。
Shai Oster
他们像“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安排这位很有希望打进奥运会的选手到农村去进行一段时间的劳动，“磨练思想品质”。在整整一周的时间内，陈杞在田里笨手笨脚地学著种黄瓜，周围聚拢了上百位围观的农民，他们忍不住大声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他的教练刘国梁说：这次安排也是一次尝试，如果有效的话，我会让全队都来锻炼一下。现在的年轻人不懂得劳动的艰辛。
这正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思路。在从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期间，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将大约1,400万年轻学生、犯错误的党内干部和其他人士下放到农村，让他们通过艰苦的体力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那场运动中，有数百万人把生命留在了农村。那十年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时期之一。
对很多人来说，“文革”依然是个禁忌话题。中国共产党1981年已作出正式结论，确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错误的运动。但中共至今仍担心，过多谈论党在“文革”中的历史会有损它的声望。中国的教科书里没有关于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在文革中如何鼓动“红卫兵”砸毁寺庙、批斗知识分子乃至与他们的父母划清界限等种种行为的内容。
但也有一些人很怀念“文革”，对他们来说，“文革”就是六十年代相互之间的亲密同志关系，还有众人一起唱歌、跳舞的集体生活。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了“文革”主题餐厅，追求时髦的“雅皮”人士纷纷光顾此类餐厅，在这里，服务员上菜时会像当年那样先来上一两句马列主义口号。而与此同时，生活在麦当劳和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中国人不相信有关那个时代的那些贫困和迫害的故事是真的。
今年43岁的中国国家乒乓球队领队黄彪说，如果你给这些孩子讲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他们根本就不相信。
陈杞的父亲是警察，不过他的身上总是带著点反叛性格。1999年他被选入国家少年队的时候，梳著爆炸式的发型，胳膊上刺著三叉戟图案的纹身，在少年队，他曾两次因行为粗暴被开除。不过，左手握拍的他打法凌厉，在国家队里非常突出，因而很快就成为了明星。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他和队友赢得了乒乓球双打金牌。在那届奥运会上，中国队基本包揽了乒乓球比赛的所有冠军。现在陈杞排在世界前十名。
在中国，很多乒乓球选手都是名人，他们不仅在比赛场上的漂亮扣杀惹人注目，而且在场外的一举一动也备受关注。国家队的教练们希望用军事化的纪律来约束他们──比如，安排队员们住在集体宿舍里，禁止跟队友谈恋爱等等，但这些并不能阻止陈杞和其他队员打擦边球。
2月份时，一位队员因为夜出饮酒而被停赛一年。7月末，另一位队员因为酒后驾驶保时捷(Porsche Boxster)撞上了出租车，而被处以罚款，并公开道歉。
国家队的球员甚至制作了一个Rap视频，利用他们的坏男孩形象捞上一笔。陈杞对著麦克风夸耀道，我迎头一轮暴冲三大板：啪啪啪！这位球星的脾气3月份时给他带来了麻烦。在亚洲杯决赛中输给队友后，他把球拍狠狠扔到地上，并在离场时踢了挡板。这种做法对于一贯注重形象的中国队来说实在是太过分了。他的教练对他进行了罚款，然后决定把他送到农村参加重体力劳动。
陈杞的教练都是从当年的艰苦岁月中走过来的人。领队黄彪从1971年开始打乒乓球，那年他只有8岁，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中间阶段。他在16岁时成为了少年组冠军。那时，他每月的工资约为人民币100元，按目前的汇率计算约合12美元。
黄彪说，现在同我当年打球时最大的不同表现在经济方面。工资提高了很多，诱惑也更多了。球员的工资、代言费和代表俱乐部比赛的收入总计可超过10万美元，在年平均工资不足2,000美元的中国，这是个很大的数目。教练将陈杞发配到农村“不是惩罚，而是让他能看到其他人的生活，让他明白自己的生活已经很好了。”黄彪说，陈杞的经历同许多文革年代的人有很大不同。他说，“当然，了解过去也很重要。我们同他们谈起文化大革命，他们都不相信。”
教练们选择了距北京约有3小时车程，靠近一个乒乓球训练中心的蟠桃村。村支书王海江最初拒绝了乒乓球队希望他们接待陈杞的要求。王海江最不愿见到的事情就是大批追星族打扰村子的安宁。王海江解释说，我担心他的安全。而且，他也恐怕陈杞会觉得住在这里不舒服。
倒不是蟠桃村闭塞。中国不断走向富裕的迹象随处可见──摩托车绝尘而去、卫星电视天线伸出墙头，手机也比比皆是。也不是村里从没来过名人。2005年6月，总理温家宝就曾为推动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到该村考察。
但陈杞5月份到蟠桃村却需要更多的准备工作。村民们准备好了镇上最好的一处房子：有著14个房间的两层楼。这栋房子的主人、副支书王志全将电视搬到了客房，好让陈杞有宾至如归的感觉。陈杞随身带著MP3播放器和手机。王志全的女儿王晓倩说，奇怪的是，他连自己的被子也带来了。他的房东给他安装了空调。如果不愿意，他也可以不劳动。村里的热心人告诉他如何不让拿奖牌的手磨上水泡。房东用自家的饭菜招待他。
陈杞经历的苦难就是这些了。所有这些纵容都表明，陈杞的经历同40年前年轻人的真正经历差了很远。只有一点例外。王志全说，他就像文革时期来的那些孩子们一样。刚来时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做。当然，他们在这里呆了两三年，而不是一周。
如果在田地里需要帮助，陈杞只需求助于从邻村赶来的大批村民即可。中国的记者和摄影师一直跟著他，他连庄稼和杂草也难以分清。蟠桃村的村支书回忆说，我们要向他解释所有事情，甚至包括如何给作物浇水。
在有些人看来，陈杞在农村的这点劳动带来的只是快乐。天津《老年时报》的编辑唐峰（音）不满地写道，对于50多岁的人来说，文革时期到农村生活对年轻人是一种惩罚和再教育，但现在人们几乎已经忘记、也不愿想起这段历史了。
不过陈杞称，这种经历令他更加谦虚。他说，我以前从未这样生活过。我感到我的训练确实没有村民们的劳动辛苦。的确，你也可以说，我的经历就像是被下放到了农村。
Shai O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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