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层出不穷的性骚扰丑闻并未给职场上的两性相处提供太多建设性意见。或许，是时候重新思考一下办公室恋爱法则了。
差不多两个月前，好莱坞大佬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首次被指性骚扰并惯以“封口费”了事。两个月来，媒体深挖不倦，Twitter也发起了呼吁受害者发声的#MeToo（我也是）话题，针对韦恩斯坦和其他有权势男性的指控纷至沓来。
“韦恩斯坦效应”席卷娱乐和媒体圈，很多人的职业生涯因此被断送。演员凯文·史派西(Kevin Spacey)、喜剧演员路易CK(Louis CK)、跑政治新闻的记者马克·哈尔珀林(Mark Halperin)、电视脱口秀老牌主持人查理·罗斯(Charlie Rose) 、《今日秀》(Today Show)的主持人之一马特·劳尔(Matt Lauer)、已著书立作的广播电台名人加里森·凯勒(Garrison Keillor)都成了众矢之的。
很难说这些闹得满城风雨的事情对普罗大众来讲有什么意义。名人性侵丑闻并不能给上班族提供两性相处的金科玉律。这些有头有脸的男士做下的不光彩之事会让有关政策从严吗？会改变美国人对办公室恋情的态度吗？会推进性别平等和男女双方的相互尊重吗？还是说会让性别平等走向极端化，导致人们更加多疑？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任何希望扼杀工作场合上的浪漫情缘或情慾火花的打算都将以失败告终。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在工作中找到爱人、伴侣和配偶的，因为我们醒着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从这一刻开始，我们不仅要承认性骚扰对女性造成的恶劣影响，还要承认这样一个现实，即在工作场所示爱并非总是不受欢迎的。
韦恩斯坦一事以及后来一系列的名人丑闻之所以能“激起千层浪”，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指控的波及范围之广，而是我们现在才知道，原来有如此多的性侵者在其地位和权力的庇护下安然无恙，原来有这么多的受害者保持沉默，这太令人不安和愤怒了。
就连曾经批评一些机构处理性侵指控方式不当的人也对眼下这一波文化反思表示欢迎。美国西北大学教授、今年早些时候出版了《非要上前：性偏执狂走入校园》(Unwanted Advances: Sexual Paranoia Comes to Campus)一书的基普尼斯(Laura Kipnis)说：“这些事情真正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那些有权势的男人竟然认为他们可以免费揩女下属或仰慕者的油。难道他们以为自己是封建时代的主子，而这些女人是他们的奴婢？”尽管如此，她还是不无谨慎地说：”我们应当注意，不要匆忙下结论，不要把程度不同的指控混为一谈。”
但从最近的一些案例中可以看到，已经出现了混为一谈的情况。在那些因性丑闻而身败名裂的人中，有许多被指实施了性质恶劣的性侵犯（包括露体和强奸），但也有些人只是行为不检点，性质上没那么恶劣。
曾在《新共和》(New Republic)担任文学编辑多年的维塞尔蒂耶(Leon Wieseltier)据说对杂志社的女同事不敬。曾与之共事、现为《大西洋》(Atlantic)杂志撰文的一位前同事说，他“低级好色”，不仅满口黄段子，讲话油嘴滑舌，还喜欢拥抱和亲吻女同事，多数时候是亲脸颊，偶尔也会吻嘴唇。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负责新闻业务的高级副总裁奥雷斯克(Michael Oreskes)因两位女士的指控而被迫辞职。她们称，20年前他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工作时，曾有过不当的冒犯行为。此外，前不久也有两项针对奥雷斯克的投诉，说他与电台女同事谈公事时，有令人不舒服的亲密举动。奥雷斯克坚称，他唯一的冒犯就是在安慰女同事的时候，把手放在了女同事裸露的背上，没有意识到她的衬衫敞开了（不过可能还有其他细节）。
这些案例以及其他类似情况给我们出了不少棘手难题。同样是行为不端，但性质的恶劣程度不尽相同，是否应一律以同样的方式（比如终身蒙羞或断送事业）受到惩处？同事在办公室以外的社交场合相处时是否也应遵循与工作场所相同的行为规范？如果可以，什么时候在工作中展示性感或浪漫举动是得体的？
即使在当前这个网络约会时代，也仍有充分证据表明，许多美国人仍是在工作中找到真爱（或性伴侣）的。数据公司ReportLinker去年2月发布了一项对500名单身、离婚和丧偶成年人的调查，其中27％的受访者表示，工作是遇到人生伴侣的方式之一。只有20％称，用过交友软件或相亲网站。 33%的大龄单身人士将工作场所视为潜在的约会池子，而千禧一代持此看法的的比例可能更高。 2015年在线杂志Mic对2,373名年龄在18岁至34岁的美国人展开了另一项非正式调查，其中近五分之一的人说，他们是因为工作关系碰到了现在的配偶或伴侣。
然而，在这个对骚扰和歧视高度敏感的时代，职场恋情的风险增大了。创作型歌手玛丽安·凯尔(Marian Call)在最近发布的一则推文中对男人说，“如果陌生人或同事再也不和我们‘调情’，女性将多么开心”。这条推文被转发和点赞数千次（尽管也引发了一些激烈争论）。其实，有着幸福结局的职场恋情与性骚扰噩梦之间，可能有着极其相似的开始。
四年前，《纽约时报》刊登了一份关于纽约市市长布拉西奥(Bill de Blasio)的夫人麦克雷(Chirlane McCray)的生平简介，其中提到1991年二人同在市政厅工作时的相识相知过程。有人读后大为震惊，因为麦克雷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自己是女同性恋，“对和男人约会毫无兴趣”，但是布拉西奥却迎难而上，“坚持与她调情......不停给她打电话，甚至试图偷吻这个不喜欢自己的姑娘”。
纽约市市长布拉西奥与夫人麦克雷相识于1991年两人同在市政厅工作之时。
因为市长大人的求爱过程实在太像性骚扰了，为消除读者的顾虑，网络杂志Slate又刊登了一篇后续报导。文章援引麦克雷的话说，他“一直在温柔地坚持着，但始终彬彬有礼。”不过，这种说法很可能只是个人感受。
西北大学教授基普尼斯强调，愉快的调情与羞辱、不走心的行为之间存在明显区别。她说：“调情是双向的，而性暗示则是单向的。”不过，虽然二者之间的区别显而易见，但是具体界限却可以模糊不清。有时，看似眉来眼去的调情其实有可能是弱势方为了“配合”施虐者的结果。
然而，由于“#MeToo”意识的提升，原本你情我愿的职场暧昧可能会因为种种原因，比如恋情告吹，工作烦恼，或想法改变等等，到最后被渲染成性侵。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联邦法院就裁定，工作场合下女性即使自愿参与、甚至主动发起暧昧行为，只要她不是真心乐意，也仍可以将这类行为成功以性骚扰之名进行起诉。
1991年，美国最高法院对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一案举行了确认听证会，他的前雇员安妮塔·希尔(Anita Hill)指控他有几次不当行为（托马斯否认了这些指控）。此后，美国就性骚扰进行过“全民教育”。民众对这些问题的敏感度有了提升，结果也不无裨益。 1997年参议员帕克伍德(Bob Packwood)辞职即是那次教育的“成果”之一，有人称他曾对19名前职员和游说者有过非分之举。他先是否认了这些指控，但后来由于他的私人日记曝光，证明一些指控确有其事，他只得黯然辞职。
然而，上世纪90年代，一些原本无伤大雅的行为也因为人们反应过度而闹得沸沸扬扬。一个创意写作课老师因在课堂上使用性隐喻遭受罚款和停课处罚；一位郡县官员因向某女性员工发送了一封含有粗俗网络笑话的电子邮件而被解雇，尽管她已同意接收这封邮件；还有一名保险公司经理因给一位办公室女行政人员发带有黄色笑话的卡片而被降职并转岗，尽管这些卡片是两人互送的。类似事件不仅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有关性骚扰的新规其实是对女性有利的双重标准，还在一定程度上对解决性骚扰问题起到了反作用。
上世纪末，美国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与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的丑闻改变了社会对性骚扰的看法。一些评论人士，如《大西洋》杂志撰稿人弗拉纳根(Caitlin Flanagan)就曾指责支持克林顿的女权主义者阻碍了反抗性骚扰运动的势头。但是，也是到了那个时候，大部分民众才做好了随时反抗“性正确”的准备。
过去两个月的性丑闻算是郑重提醒我们，职场性骚扰仍是个大问题，且这个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媒体和娱乐圈。今年10月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和《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联合对900个美国成年人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其中48％的在职女性表示她们曾在工作场所遭遇过性骚扰。关于性骚扰举报被夸大其词的说法，近79％的女性和63％的男性表示不认可。
那些细分了性骚扰程度的民意调查呈现出的调查结果也更为细致。 2016年美国绩效系统保护委员会(US Merit Systems Protection Board)对逾4.2万名联邦雇员的调查显示，较极端的性骚扰行为还是很罕见的。虽然18％的女性和6％的男性说，在过去一年受到过性骚扰，但只有1％的受访者说有性骚扰的压力，比例与报告性侵者大致相当。其余的不端行为包括不得体的笑话或言论，暗示性的表情或姿势，以及对“个人空间的侵犯”。然而，这次调查结果比联邦雇员1994年的类似调查有明显好转。在1994年的调查中，44％的女性和19％的男性称，过去一年受到了某种不当的性关注。
这些调查所说的情节较轻的不当行为不一定毫无害处。外人很难知道这其中有多少是属于令人十分不快或反复多次以至于到害人不浅的程度。当一个掌握权力的人对下属有不当之举时，这种可能性就会被放大。
前不久在伦敦国王学院举行的一场讨论中，女权主义学者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从侧面替维塞尔蒂耶进行了辩护。她说，自己始终认为维塞尔蒂耶在《新共和》的行为虽然“夸张得有点可笑，也有点粗俗，但并不具有胁迫性或恶意。”然而，即便努斯鲍姆对他可能被永远赶出杂志圈表示遗憾，但她也承认，自己的感受“可能与弱势员工不同” ，对那些员工来说，同样的行为可能会营造一种“充满敌意的工作环境。”
位高权重者对权力的滥用如今可以很容易地曝光在公众眼前，这毫无疑问是职场平等的一大进步。但是，#MeToo时刻是否会对女性进步以及所有人的职场生活质量产生积极影响，将取决于我们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加拿大电视节目主持人、作家兼制片人科兹纳(Liana Kerzner)在职业发展道路上也遇到过性别歧视，不过她对当前的整体社会风气有着更为复杂的感受。她对我说：“每则新头条新闻导致的群情激昂都会对一些性侵幸存者造成负面影响。有人觉得，把被摸等同于更严重的韦恩斯坦级别的性侵会淡化性暴力攻击的危害。” 科兹纳认为，“我们要能够运用理智来判断，哪些男人是拙于表达，哪些是用权力来恐吓弱者。”
科兹纳说，在性方面，确实需要改变社会看法，需要沟通交流，但是“让工作场所变得过于保守只会适得其反。”她认为，“当工作时间很长，压力很大时，玩笑可能会开得“荒腔走板”，但这只是一种应对机制罢了。如果你不能在工作时开玩笑，那同事之间就没有信任，大家就没法全力以赴为公司做事。”
科兹纳认为，与其制定正式规则，不如同事之间加强沟通、管理部门积极做出应答来得重要，这样一来，若有人受同事言行举止的困扰，就可以投诉，而不用担心报复或反应过度。另一方面，管理人员应在下属抱怨之前，就尽量注意工作中的异常，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遗憾的是，如今若发生这种事，公司政策往往鼓励采取僵化和惩罚性的做法。如有员工向上级抱怨，有人行为不检点，一般来说上级是不能通过找肇事者谈话而将此事消弭于无形，他必须将此事交给人力资源部门处理，而且肇事者也不能简单地道歉了事。通常而言，被投诉者再不得与投诉人有任何接触。
这些规定可能会让情节较轻的不端行为或未能善终的职场恋情引发的问题雪上加霜，但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放宽规定能让管理者在处理问题时有一定的发挥空间，让他们处理起来更加灵活，更加人性化。至少，应该让争议双方有机会将此事说道说道。
说到底，最终的解决方案是要确保无论男女，无论原告还是被告，在工作场所都能享有尊严，受到尊重。这个尺度可能并不容易拿捏，但若要接受工作中的人性，接受人性时常带有色情成分或浪漫主义色彩，这是唯一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