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72岁的记者高瑜去年因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入狱七年。
2012年，前中国高官薄熙来和妻子卷入腐败丑闻，薄熙来因此被开除党籍。身为记者和艺术家的王国培抓住时机，发表了一个嘲讽的评论。
虽然官方限制公开谈论该事件，但王国培在类似于Twitter的社交媒体平台新浪微博上发表了一幅书法作品，上面写的是一个“孤”字，暗指薄熙来夫妇已成年的儿子薄瓜瓜 。
其他试图避开政府审查的类似帖子为他在微博上吸引到了数十万粉丝。尽管他的一些帖子被审查机构删掉，而且2013年底他在另一个社交平台上的帐户也因涉及政治敏感话题而被封，王国培依然坚持发帖。
而今天，随着中国收紧对媒体的控制，加上科技业热潮提供了新的机会，王国培和其他许多中国媒体人离开了新闻业。如今，他每周在腾讯控股有限公司(Tencent Holdings, 简称口腾讯控股)旗下社交媒体平台微信(WeChat)上写软文，为惠氏启赋(Illuma)婴儿配方奶粉、华为(Huawei)荣耀(Honor)手机等产品打广告，每则广告收费人民币六位数。
王国培说他不会碰政治，因为承担不起风险。他同时质疑从前的记者生涯。过去他希望曝光人权践踏问题，并帮助推动中国走向民主。他上个月在一篇微信文章中写道：当时感觉自己就像一名战士，笔就是他的武器。不过现在他表示，那些努力“屁用没有”。
就连最顶尖的媒体人也在离开。秦朔一年前辞去了中国最大商业报纸《第一财经日报》(China Business News)总编辑职务，之后启动微信公号，专注在学术，投身于商业文明的研究。他表示，与娱乐和生活方式内容的繁荣相比，新闻的境况悲凉。
在中国，新闻记者的生存环境一直都很恶劣，但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审查压力日益严峻。此外，腾讯控股和阿里巴巴集团(Alibaba Group Holding Ltd., BABA)等互联网公司提供的风险低、待遇好的职位也在进一步抢夺新闻人才。网上广泛流传的一个段子对此进行了总结：中国的律师不是在看守所里，就是在去看守所的路上；而中国的记者不是在阿里，就是在去阿里的路上。
这些风险不是玩笑。总部位于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称， 2014年和2015年，中国分别监禁了44名和49名记者，均为世界之最，而且均高于该组织自1990年开始追踪入狱记者以来的任何一年。现年72岁的记者高瑜去年因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入狱七年。后来她的刑期被减至五年，并获准医疗假释，允许她在监狱外服满余下刑期。
虽然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独立媒体（所有媒体机构都需要一个政府挂靠单位），但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的近20年时间，中国出现了一批较为市场导向的媒体。一些媒体想方设法写调查报道，并吸引了顶尖大学的毕业生。
但许多观察人士称，习近平2012年开始担任国家主席以来，中国对媒体的敌意愈加严重，那些原本很有开拓精神的刊物甚至也被迫更加严格地遵守党的路线。保护记者委员会在2014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称，媒体被很明确地告知，其角色就是支持一党执政，别无其他。
记者跳槽的现象并不局限于中国，很多离职的记者也并不是因为审查制度。和世界其他许多地方一样，中国的纸质媒体正在全面走向衰落，而创业热潮激发了许多中国人的想像力，其中也包括记者。大大小小的科技公司对公关经理的需求非常大。微信等平台使得王国培这样的写手更容易和广告商直接取得联系。
然而，中国的这股趋势尤为令人担忧，因为中国向来缺乏监督政府和大型公司的公共权力。许多媒体人认为，严肃新闻报道在中国是一个失落了的使命。虽然网络内容看起来层出不穷，但对热点、敏感问题的报道却减少了。网络媒体机构缺乏报道新闻的空间，因此专注于体育、娱乐、生活方式等较为安全的内容，偶尔也会报道一些商业新闻。
秦朔辞职后，他的大学同学、财经作家吴晓波写的一篇博文被广为传阅。吴晓波在文章中写道：今天，最后一个“看门狗”也走了，此后，我们一定会为之付出代价。
一些离开新闻界转战科技界的人毫无歉意。
王国培称自己从没后悔过离开新闻界的决定。32岁的王国培和妻子及4岁的儿子生活在一起，他说，现在的收入是之前在一家数字新闻媒体担任运营经理时的好几倍。
跳槽的媒体人也并不只去了科技公司工作。《时尚先生》(Esquire China)前总编李海鹏上周辞职，去了一个新的电影公司担任首席内容官。
他说自己95年进入新闻业时是比较好的业态，现在新闻业已经死了99%了。
作为一名报社记者，李海鹏生动报道了2008年四川地震以及一些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在《时尚先生》工作时，他的团队撰写的令人印象深刻的长篇幅文章包括一篇关于中国渔船太平洋杀戮事件的报道。据文章介绍，11名船员在八个月内杀害了另外22名船员。
李海鹏说，离开新闻业是个非常容易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