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Qilai Shen/Bloomberg News
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通钢集团的一个工厂里冒着蒸汽和烟雾。
20年前，中国领导人决定有必要综合运用重组、私有化和大规模裁员的手段，以重振经济，重塑因债务、产能过剩和利润下滑而承压的国有行业。上世纪90年代末，估计有2,000万至3,500万人下岗。
如今同样的问题再次出现，预计在全国人大会议审议的中国未来五年规划中，对中国臃肿产业的改革将占有突出位置。此次会议将于周六在北京开幕。但目前中国经济增速迅速放缓，中国领导人和全球市场对此感到不安，并引发对社会不稳的担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将采取更加温和的战略解决“僵尸”工厂问题。
中国政府已经大致列出了未来五年裁减180万钢铁和煤炭工人的计划。为减轻裁员造成的社会问题，政府将向一只重组基金投入人民币1,000亿元（144亿美元），用于下岗工人离职补偿、再培训和转移安置。
经济学家质疑这些措施是否足够。比如，政府计划在2020年前削减至多1.5亿吨钢铁产能，但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数据，目前年产能过剩规模约为4亿吨。
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计划在中国衰落的东北老工业区可窥见一斑。在黑龙江省被煤尘覆盖的鸡西市，矗立着被木板封住的建筑物和毫无生气的烟囱，这里的黑龙江龙煤矿业控股集团(Heilongjiang LongMay Mining Holding Group Co.)正在省政府的资助下进行裁员。
该公司鸡西市东山煤矿的安全检查员郭申明（音）称，去年11月至今年1月，有大约两万名龙煤工人被转岗到农场、林业和卫生等部门。他称，省政府将给转岗工人每月发放人民币1,800元（约合275美元），连续发放三年，此后的费用将由新雇主承担。
他说，煤炭行业是夕阳产业，这是工人走出去的好机会。
但郭申明称，煤炭行业裁员以及2014年的钢厂关闭对鸡西造成了严重冲击。郭申明家开着一家餐厅。他说，往年春节每家每户通常都要买10只以上的猪蹄过年，而今年只买了三四只。
龙煤全盛时期拥有超过25万名员工，目前公司员工人数远低于20万。但据中国央行附属的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China Bond Rating Co.)称，龙煤2015年上半年仍亏损人民币22.3亿元。去年11月，省政府提供了人民币38亿元救助资金帮助该公司偿付债务。记者无法联系到该国有企业的新闻办公室置评。
尽管中国政府已承诺将把经济增长模式从依靠重污染工业向消费和服务业拉动的增长模式转变，但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预计中国仍将增加财政开支并承诺更多货币刺激措施，这些以推动经济增长为主要目的的措施可能引发有关中国政府最终将采取多大力度措施限制产能过剩行业发展的疑问。
根据中国政府的声明，从目前到2020年，预计中国经济将年均增长6.5%。前中国央行顾问李稻葵周四对记者表示，中国经济今年的增速可能在6.7%左右。
野村控股(Nomura Holdings Inc.)公司、西班牙对外银行有限公司(Banco Bilbao Vizcaya Argentaria S.A.)和高盛集团(Sachs Group Inc.)等公司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如果不及早采取积极的经济结构调整，那么这些经济增长目标过于乐观。他们估计，目前中国部分行业的产能比实际所需高出多达35%，这种情况导致负债激增。
本周，评级公司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将中国25家金融机构、38家国有企业及其子公司和中国政府债券的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主要是出于金融以及经济改革相关担忧。中国官媒新华社评论称，穆迪的行为缺乏全面眼光，一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四表示，中国稳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基础依然良好。
随着中国把过剩钢材销往海外，美国和欧洲的反倾销声音渐涨。欧盟委员会2月份对有关中国钢企在欧盟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钢材的指控展开了调查。穆迪(Moody's)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钢材消费量同比下降5%，而钢材净出口则增长25.5%。与此同时，煤炭受到了需求持续下滑和更严厉的环保法规的双重打击。研究机构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称，中国煤炭行业的收入已较2012年峰值下降27%，净利润下降90%。
有几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何中国对15万家国有企业进行重组的进程慢于上世纪90年代。更加专业化的中国经济意味着，产业工人找到新工作的难度加大。与2000年时相比，现在市场需求和生产率的新增长空间有限，当时中国正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工业化迅速发展、数百万人从农村迁往城市。
另一个原因是执行问题。中国宣布的改革措施往往被更加注重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税收收入的地方政府破坏。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政府试图强制关闭小型钢厂以提高钢铁业的效率，但意想不到的结果是：钢铁企业和政府官员通过扩大钢厂规模规避政策限制，导致产能激增。
归根究底，中国重组经济的速度和力度将由中国最高领导层决定。
在曾于1997年至2004年担任世界银行(World Bank)中国业务局局长的黄育川看来，上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做出有力回应，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时任总理朱镕基的决心。
黄育川说，朱镕基并不惧怕冒险，他坚信这样做会让中国更有竞争力。
在中国经济和市场经历了动荡的一年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向全国人大阐述他的五年蓝图。黄育川说，习近平似乎对在国企进行大刀阔斧改革所带来的好处不那么确信，他不会冒险。
Mark Magni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