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会导致下个全球危机吗?

来源: 2012-01-24 10:44:10 []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次 (4514 bytes)

凯闻 / 米歇尔•恩宛

年来,我们看到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灾难和危机。比如,在纽约、马德里、伦敦和孟买发生的恐怖袭击。又比如,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发生的大规模致命的自然灾害:2005年的飓风“卡特里娜” 给美国造成2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2010-2011年发生在海地、智利、新西兰和日本的地震对全球供应链和全球核生产战略带来了严重冲击;在澳大利亚、中国、巴基斯坦和泰国发生的洪水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带来了很大影响;全球金融危机对许多经济体带来了持久的影响,一些国家面临趋于破产的财政危机。

多年来,我们欢呼鼓舞于全球化及其带来的好处。但是,我们可能忽略了全球化的另一面:风险正在变得越来越国际化,使上述每一个事件都能对世界其他地区带来涟漪效应。作为企业的CEO和国家元首,仅仅管理这些风险也已经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世界经济论坛(WEF)上周发布了第七个年度《全球风险报告》(Global Risks Report ,GRR 2012)。它旨在帮助高层决策者更好地理解在未来十年全球风险的可能性和严重性,它也揭示了这些风险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和意想不到的后果。GRR 2012根据对500名隶属于研究机构、公共和私营部门的专家和高层决策者的调查,分析了50个全球性的风险。下周的达沃斯论坛,GRR 2012将会被广泛讨论。

今年荣登榜首的风险是贫富悬殊和收入差距。今天,我们已达到一个50比1和1比50的情况:最贫穷的50%的全球人口只拥有全球财富的1%,而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全球财富的接近50%。这种差距继续加剧会产生严重后果。事实上,今天许多国家的政府没有资金实力以支持大的福利计划和反周期的扶贫支出。

不要以为这只是体现在西方的 “占领华尔街”运动,另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是在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开始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贫富悬殊在慢慢加剧。除了一般的收入差距,中国的贫富悬殊还突出体现在区域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上。

尽管中国东部沿海省份的经济一直比西部内陆省份发达,但这种差距在过去30多年里大大加剧了。 1980年,沿海省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内陆省份高出80%左右,而在2008年,这一数字上升到144%。同样,中国国家统计局刚公布的数据表明,中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313%,而1985年仅为186%。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公民很少拥有可量化的个人资产,而在2010年,中国有271个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富翁,仅次于美国。

这种多方位的收入差距对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动态有深远影响,并构成严重的风险。最明显的例子是农民工。据国家统计局的估计,中国除了约1亿农村劳动力在离家不远的城镇工作外,还有1.5亿在外地工作的农民工。这些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其他省份或城市寻找更好的经济回报,然而他们在新的城市家园却面临着各种问题。他们时常面临很长的工作时间和低下的工作条件以及对工作和生活的各种限制、他们的孩子缺乏合适的教育机会、他们没有可靠的解决劳动争议的机制等等。2010年,被媒体广泛报道的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凸显了一些外来农民工的绝望心态。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完全无视这些风险。早在2005年,便开始把“和谐社会”作为一项战略目标。去年推出的十二五规划中把生活质量和居民收入比单纯的GDP增长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从长远来看,这些措施将如何减少中国的风险并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仍有待观察。在短期内,国家统计局本周公布的2011年经济数据使人们有理由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我们首次看到中国持续的城市化进程使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更多的人生活在生活水平较高的城市里。 2011年的城乡收入差距也略有下降,从两年前的333%降到313%。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还显示,经过两年的各项政策措施,中国大多数城市的房价开始下降,人们的购房能力有所提高。

下周在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已经设立了好几个分会讨论全球性的风险。在过去,引发危机的多是单独的和突发性的风险事件。而在今天这个脆弱和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什么样的风险更可能带来全球性的冲击呢?

它们会是您在日常工作中已经认识到的有可能对您所在的组织或国家造成破坏的风险呢,还是那些您决定不会有大碍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忽略了的风险?它们会是我们在过去所看到的那种独立的、突发性和破坏性的风险呢,还是一些相互关连的和长期缓慢形成的大趋势?对后者人们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对它们视而不见,直到有一天它们真正导致危机为止。更具体地说,贫富悬殊是不是正在让这个世界慢慢流血,直到下一个危机?

(本文作者米歇尔•恩宛(Erwann Michel-Kerjan)是沃顿商学院教授,风险管理中心主任,全球风险报告(GRR 2012)的作者之一;凯闻是世界银行集团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亚太局局长,华盛顿国际金融研究所(IIF)新兴市场顾问委员会委员。本专栏旨在关注与新兴市场和中国最为相关的国际财经政策问题, 并在新兴市场日益强大的背景下对西方政治经济体系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发表评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们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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