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地方，哪个孩子长大后都有可能是总统；也是一个精英荟萃的地方，渊博的知识和万丈的雄心比出身、比阶级更重要。这一切可以追溯到本杰明·弗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时代。
弗兰克林的父亲不过是一个蜡烛和肥皂生产商，他自己更是家中的第十五个孩子。最初，他在一家印刷厂当学徒，几乎一文不名。但最终，他赢得了巨大的财富，42岁时就不必再为金钱发愁，可以专心从事政治和外交活动了。
贫穷家庭的孩子并不会一生贫苦，这仍然是美国自画像的重要特征。
美国总统布什(Bush)自己虽然从没尝过贫穷的滋味，但却对他这届政府中几位高官的低微出身深感自豪。布什说，司法部长“在一所两居室房子里长大”，他的父母是“小学都没读完的移民工人”。古巴出生的商务部长第一份工作是在Kellogg Corp.开货车；担任商务部长之前是首席执行长。
但美国人社会阶层升降的现实却比传奇故事要复杂。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的贫富差距就一直在扩大，但穷孩子致富，或者富孩子沦落到中产阶级的几率却未有改变。尽管乐观的例子数不胜数，社区大学越来越多，社会也在不断变革以便使各个阶层的美国人都有机会获得成功，但与35年前相比，美国人上升到其父母所在经济阶层之上或跌落到这一阶层之下的机会并无改变。
虽然美国人仍然认为脚下这片土地成功的机会比比皆是，与社会阶层严谨的欧洲相比尤其如此，但现实例证却指向了另一个方向。有学者穷十年之功，发现美国人社会阶层的变动幅度并不像他们原来认为得那么高。
直到八十年代末期，经济学家们还认为，父母的优势传递给孩子的机会并不多，几率可能低至20%。由此推算，富豪的孙子与穷汉的孙子相比几乎没什么优势。
“穷、富都不会超过三代，”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1986年诺贝尔奖得主格雷·贝克(Gary Becker)写到。“贫穷不会变成一种代代相传的‘文化’。”
但是，最近这十年来质量更高的数据和更详细的数据研究工作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得出了新的结论：美国人社会阶层的升降速度越来越慢了。一项涉及广泛的调查研究发现，父母在收入方面的优势至少有45%会传给子女，最高可能达到60%。如果用后者来推算，那么不单单是你父母的经济状况很重要，连你高祖父的收入状况都会在今天的你身上体现出来。
许多美国人相信他们的国家遍地机会。这正好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人远比欧洲人更能容忍这几年贫富差距的扩大。似乎美国人相信，只要他们的孩子刻苦努力就很有可能实现成功，那么贫富差距再大一些也没什么了不起。
正是这种毫不动摇的信念塑造了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科技、全球化和不受约束的市场都倾向于让穷者更穷，富者更富。但美国人选出的政治家往往都是这样一种人：反对通过政府之力抑制那些导致贫富差距加大的因素。这些政客们认为，提高最低工资或者要求雇主提供健康保险，会极大地损害经济增长。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美国人的社会阶层变动速度要快于欧洲人，但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表示，最近几十年，欧洲大陆或者加拿大贫困家庭的普通孩子要比美国贫困家庭的孩子更有机会致富。加拿大国家统计机构的经济师迈尔斯·克罗科(Miles Corak)最近编辑出版了一本讨论欧洲和北美洲社会阶层变动情况的书，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出版。他把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国家的同类调查数据作了一些调整，以便进行对比研究。“美国和英国似乎是研究所及富裕国家中社会阶层变动性最差的，”他得出结论说。法国和德国多少比美国好一点儿；加拿大和北欧国家则好很多。
即使是芝加哥大学教授贝克也在改变看法，虽说有点不太情愿。“我仍然相信如果你家境平常，你在美国比在其他地方更容易发达，”他说，“但我们得到的数据却越来越不支持这一点，这使我们越来越难坚持原来的看法。”
不过，人们还是不断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流动。去年夏天，大约三分之一的大学新生说他们的父母均未接受过大学教育。另外，社会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一般美国人的生活水准都比父辈要好。目前人们享受的种种便利──移动通讯、癌症治疗、互联网服务──都是父辈和祖辈从未享受过的。
很难准确衡量富裕家庭的美国人从父母身上得到的优势有多大，因为这需要对比好几十年的家庭收入数据。美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几乎全部依赖于几项长期调查。一项由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于1968年发起，到现在追踪调查著7,000户家庭、65,000人的有关数据。另一项研究由美国劳工部(Labor Department)于1966年发起。
这些调查的缺陷之一在于未能涵盖最新移民子女的情况，许多移民子女的社会阶层上升很快。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就称，该校本科生中双亲均非美国出生人士的比例去年高达52%，这还不包括少量举家居于国外的学生。
但无论如何，密歇根大学和劳工部的这两项长期调查仍然是衡量美国人从家庭遗泽中受惠多少的最佳途径。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家格雷·索伦(Gary Solon)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他说有一个结论不容置疑：“这二十年来，上下两代美国人在社会阶层上的变化不大。”
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的经济学家巴莎尔·马苏德(Bhashkar Mazumder)最近综合研究了美国劳工部的长期调查报告与1963-1968年间出生的几千人的社会保障记录，以考察这些人在30岁左右的的收入水平。在这个人群中，父亲的收入排在社会收入统计后10%的人里面只有14%的人进入了社会收入统计排名的前30%。相比之下，父亲排在前10%的人里面只有17%的人自己的收入跌入了社会收入统计的后30%。
本杰明·弗兰克林的经历是反映美国社会阶层变动的最好证明。“他是靠自我奋斗取得成功的楷模，他的一生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的成功故事，一个从社会底层到财富和名声享誉海内外的故事，”弗兰克林众多传记的作者之一伍德(Gordon S. Wood)于2004年写道。
1828年，14岁的爱尔兰移民梅隆(Thomas Mellon)读到了弗兰克林的畅销著作《自传》(Autobiography)，后来他将这描述为自己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曾经比我还要穷的弗兰克林凭藉勤奋和节俭成为了一个博学而智慧的人，并拥有了大量财富和很高的声望，”梅隆在一份回忆录中写道。年轻的梅隆离开了家庭农场，成为一名成功的律师和法官，后来建立了如今匹兹堡梅隆银行(Mellon Bank)的前身。在这家银行的门口，他竖立了一尊弗兰克林的雕像。
就连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也承认美国是一片蕴含著无限机遇的土地，并将此解释为美国缺乏等级观念的原因所在。
靠自我奋斗取得成功的产业家安德鲁·卡耐基(Andrew Carnegie)1890年在《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上撰文列出了“各个行业的领军人物”，这些最初当过职员和学徒的人们都曾在最严厉但也最有效的学校──贫穷中得到了磨练。
历史告诉我们，20世纪美国土地上普遍信奉的这个理念并非只是神话。“无需别人告诉你，你就有亲身经历，如果你没有，你的邻居中也会有人有此经历，”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史学家约瑟夫·菲瑞(Joseph Ferrie)表示。他仔细梳理了美国和英国1850-1920年间本国出生的父子职业等人口统计资料，结果显示，总的来说，在美国19世纪末期，无一技之长的人的子女有80%以上后来进入了收入较高、地位也较高的行业，但在英国这个比例不到60%。
菲瑞表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的年轻一代能做大多数英国人无法做的事情：从乡镇迁徙到繁华的大都市，然后迅速提升自己的经济地位。例如，1850年，当时14岁的詹姆斯·罗伯茨(James Roberts)住在纽约西部一个名叫Catharine的小村庄中，父亲是一个按日计酬的工人。人口资料显示，30年后，罗伯茨成了一个簿记员，地位提高了许多，目前他与妻子和4个孩子住在纽约市第三大道2257号。
随著教育在21世纪变得越来越重要──先是高中学历，后来又是大学学历，要提升社会地位开始变得只有一些有钱的父母才能提供：只有经济状况良好的父母才能让孩子继续求学之路，无需为生活所需而中止学业去工作。“1910年以后到大萧条之间，美国经济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菲瑞教授表示。
他说，21世纪美国社会阶层之间的变动不那么频繁了，与英国的情形开始接近，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的地区间经济变得越来越相似。因此，要想通过单纯的迁徙来实现经济地位的大跃升开始变得困难。
数据的缺乏使得我们难以说明21世纪美国社会阶层之间变动性出现的变化。21世纪大部分时期的个人统计纪录（像菲瑞在研究中使用的这种）目前尚未公开。而两国调查的数据直到1970年才开始公诸于众。
不管事实如何，在21世纪大多数时间里，弗兰克林成长史所激发的美国社会流动性极强的观点仍在继续得到认同。二战后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最初移民的儿孙们成就卓著。在大多数美国人眼中，毫无疑问他们的孩子将进入更高的阶层。
但1992年，密歇根大学的经济学家索伦向这种传统的学术观点发起了挑战。他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撰文称，以前的研究是建立在“错误百出的数据或缺乏代表性的样本基础上”，其截取两代人一生中的某一年进行比较，而不是更长一段的时间，也具有误导性。他说，实际上社会阶层之间的变动性并没有像以前研究指出的那样频繁。后来的研究工作证实了索伦的结论。
为什么如今社会阶层之间的变动没有加大？除了财产遗赠等明显但有限的因素以外，要估量父辈是如何传承其经济地位的恐怕是件很困难的事。但教育显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与70年代形成对比的是，一张大学文凭在如今的就业市场中发挥著越来越大的作用。大学毕业生往往会与其他大学毕业生结婚，然后将自己的孩子送到较好的小学、中学以及大学，这样他们的孩子就拥有了长期优势。
聪明的成功人士的子女也将具有出众的智商，并取得成功，这种观念听起来很有吸引力，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智商的确存在一定联系。但大多数研究发现，智商在决定人们能否取得经济成功方面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因素。
在美国，族裔似乎是决定下一代的经济地位类似于父母的一个显著因素。基于密歇根大学一项长期调查所积累的6,273户家庭的32年数据，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汤姆赫茨(Tom Hertz)计算出：在社会收入排在最后10%的白人家庭中，17%的子女收入与父辈相同，而在黑人子女中这个比例为42%。或许正因为如此，民意调查发现非裔美国人可能要比白人更支持政府的再分配方案。
父母经济状况良好，其子女往往会更健康，或者说其子女的疾病可能会得到更好的救治，这也可能是一个影响因素。“非常有力的证据表明，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有更多的健康问题，儿童时期的健康状况的确预示著他成年后的健康状况，而后者对其职业或生活有非常大的影响，”哈佛大学(Harvard)著名的社会学家克里斯托夫·杰克斯(Christopher Jencks)表示。
将个性特质遗传给下一代，可能也是一个因素。马里兰州Towson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奥斯波尼(Melissa O*****orne)在研究了政府长期调查中对195对父子的心理测试结果后发现，相似的人生态度在父子收入关系中的影响为11%。
不管怎样，美国人依然珍视几百年来“在美国这片土地上，过去和父辈都不会成为个人发展障碍”的观念。弗兰克林在《自传》中直言，他是在贫穷和籍籍无名中长大，早年的经历帮助他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在20世纪的一个标准版本中，他的孙子泰姆伯(Temple)改变了措辞，以强调其中不变的精神：“通过自我奋斗，我创造了巨大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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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林的父亲不过是一个蜡烛和肥皂生产商，他自己更是家中的第十五个孩子。最初，他在一家印刷厂当学徒，几乎一文不名。但最终，他赢得了巨大的财富，42岁时就不必再为金钱发愁，可以专心从事政治和外交活动了。
贫穷家庭的孩子并不会一生贫苦，这仍然是美国自画像的重要特征。
美国总统布什(Bush)自己虽然从没尝过贫穷的滋味，但却对他这届政府中几位高官的低微出身深感自豪。布什说，司法部长“在一所两居室房子里长大”，他的父母是“小学都没读完的移民工人”。古巴出生的商务部长第一份工作是在Kellogg Corp.开货车；担任商务部长之前是首席执行长。
但美国人社会阶层升降的现实却比传奇故事要复杂。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的贫富差距就一直在扩大，但穷孩子致富，或者富孩子沦落到中产阶级的几率却未有改变。尽管乐观的例子数不胜数，社区大学越来越多，社会也在不断变革以便使各个阶层的美国人都有机会获得成功，但与35年前相比，美国人上升到其父母所在经济阶层之上或跌落到这一阶层之下的机会并无改变。
虽然美国人仍然认为脚下这片土地成功的机会比比皆是，与社会阶层严谨的欧洲相比尤其如此，但现实例证却指向了另一个方向。有学者穷十年之功，发现美国人社会阶层的变动幅度并不像他们原来认为得那么高。
直到八十年代末期，经济学家们还认为，父母的优势传递给孩子的机会并不多，几率可能低至20%。由此推算，富豪的孙子与穷汉的孙子相比几乎没什么优势。
“穷、富都不会超过三代，”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1986年诺贝尔奖得主格雷·贝克(Gary Becker)写到。“贫穷不会变成一种代代相传的‘文化’。”
但是，最近这十年来质量更高的数据和更详细的数据研究工作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得出了新的结论：美国人社会阶层的升降速度越来越慢了。一项涉及广泛的调查研究发现，父母在收入方面的优势至少有45%会传给子女，最高可能达到60%。如果用后者来推算，那么不单单是你父母的经济状况很重要，连你高祖父的收入状况都会在今天的你身上体现出来。
许多美国人相信他们的国家遍地机会。这正好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人远比欧洲人更能容忍这几年贫富差距的扩大。似乎美国人相信，只要他们的孩子刻苦努力就很有可能实现成功，那么贫富差距再大一些也没什么了不起。正是这种毫不动摇的信念塑造了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科技、全球化和不受约束的市场都倾向于让穷者更穷，富者更富。但美国人选出的政治家往往都是这样一种人：反对通过政府之力抑制那些导致贫富差距加大的因素。这些政客们认为，提高最低工资或者要求雇主提供健康保险，会极大地损害经济增长。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美国人的社会阶层变动速度要快于欧洲人，但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表示，最近几十年，欧洲大陆或者加拿大贫困家庭的普通孩子要比美国贫困家庭的孩子更有机会致富。加拿大国家统计机构的经济师迈尔斯·克罗科(Miles Corak)最近编辑出版了一本讨论欧洲和北美洲社会阶层变动情况的书，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出版。他把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国家的同类调查数据作了一些调整，以便进行对比研究。“美国和英国似乎是研究所及富裕国家中社会阶层变动性最差的，”他得出结论说。法国和德国多少比美国好一点儿；加拿大和北欧国家则好很多。
即使是芝加哥大学教授贝克也在改变看法，虽说有点不太情愿。“我仍然相信如果你家境平常，你在美国比在其他地方更容易发达，”他说，“但我们得到的数据却越来越不支持这一点，这使我们越来越难坚持原来的看法。”
不过，人们还是不断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流动。去年夏天，大约三分之一的大学新生说他们的父母均未接受过大学教育。另外，社会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一般美国人的生活水准都比父辈要好。目前人们享受的种种便利──移动通讯、癌症治疗、互联网服务──都是父辈和祖辈从未享受过的。
很难准确衡量富裕家庭的美国人从父母身上得到的优势有多大，因为这需要对比好几十年的家庭收入数据。美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几乎全部依赖于几项长期调查。一项由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于1968年发起，到现在追踪调查著7,000户家庭、65,000人的有关数据。另一项研究由美国劳工部(Labor Department)于1966年发起。
这些调查的缺陷之一在于未能涵盖最新移民子女的情况，许多移民子女的社会阶层上升很快。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就称，该校本科生中双亲均非美国出生人士的比例去年高达52%，这还不包括少量举家居于国外的学生。
但无论如何，密歇根大学和劳工部的这两项长期调查仍然是衡量美国人从家庭遗泽中受惠多少的最佳途径。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家格雷·索伦(Gary Solon)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他说有一个结论不容置疑：“这二十年来，上下两代美国人在社会阶层上的变化不大。”
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的经济学家巴莎尔·马苏德(Bhashkar Mazumder)最近综合研究了美国劳工部的长期调查报告与1963-1968年间出生的几千人的社会保障记录，以考察这些人在30岁左右的的收入水平。在这个人群中，父亲的收入排在社会收入统计后10%的人里面只有14%的人进入了社会收入统计排名的前30%。相比之下，父亲排在前10%的人里面只有17%的人自己的收入跌入了社会收入统计的后30%。
本杰明·弗兰克林的经历是反映美国社会阶层变动的最好证明。“他是靠自我奋斗取得成功的楷模，他的一生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的成功故事，一个从社会底层到财富和名声享誉海内外的故事，”弗兰克林众多传记的作者之一伍德(Gordon S. Wood)于2004年写道。
1828年，14岁的爱尔兰移民梅隆(Thomas Mellon)读到了弗兰克林的畅销著作《自传》(Autobiography)，后来他将这描述为自己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曾经比我还要穷的弗兰克林凭藉勤奋和节俭成为了一个博学而智慧的人，并拥有了大量财富和很高的声望，”梅隆在一份回忆录中写道。年轻的梅隆离开了家庭农场，成为一名成功的律师和法官，后来建立了如今匹兹堡梅隆银行(Mellon Bank)的前身。在这家银行的门口，他竖立了一尊弗兰克林的雕像。
就连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也承认美国是一片蕴含著无限机遇的土地，并将此解释为美国缺乏等级观念的原因所在。
靠自我奋斗取得成功的产业家安德鲁·卡耐基(Andrew Carnegie)1890年在《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上撰文列出了“各个行业的领军人物”，这些最初当过职员和学徒的人们都曾在最严厉但也最有效的学校──贫穷中得到了磨练。
历史告诉我们，20世纪美国土地上普遍信奉的这个理念并非只是神话。“无需别人告诉你，你就有亲身经历，如果你没有，你的邻居中也会有人有此经历，”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史学家约瑟夫·菲瑞(Joseph Ferrie)表示。他仔细梳理了美国和英国1850-1920年间本国出生的父子职业等人口统计资料，结果显示，总的来说，在美国19世纪末期，无一技之长的人的子女有80%以上后来进入了收入较高、地位也较高的行业，但在英国这个比例不到60%。
菲瑞表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的年轻一代能做大多数英国人无法做的事情：从乡镇迁徙到繁华的大都市，然后迅速提升自己的经济地位。例如，1850年，当时14岁的詹姆斯·罗伯茨(James Roberts)住在纽约西部一个名叫Catharine的小村庄中，父亲是一个按日计酬的工人。人口资料显示，30年后，罗伯茨成了一个簿记员，地位提高了许多，目前他与妻子和4个孩子住在纽约市第三大道2257号。
随著教育在21世纪变得越来越重要──先是高中学历，后来又是大学学历，要提升社会地位开始变得只有一些有钱的父母才能提供：只有经济状况良好的父母才能让孩子继续求学之路，无需为生活所需而中止学业去工作。“1910年以后到大萧条之间，美国经济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菲瑞教授表示。
他说，21世纪美国社会阶层之间的变动不那么频繁了，与英国的情形开始接近，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的地区间经济变得越来越相似。因此，要想通过单纯的迁徙来实现经济地位的大跃升开始变得困难。
数据的缺乏使得我们难以说明21世纪美国社会阶层之间变动性出现的变化。21世纪大部分时期的个人统计纪录（像菲瑞在研究中使用的这种）目前尚未公开。而两国调查的数据直到1970年才开始公诸于众。
不管事实如何，在21世纪大多数时间里，弗兰克林成长史所激发的美国社会流动性极强的观点仍在继续得到认同。二战后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最初移民的儿孙们成就卓著。在大多数美国人眼中，毫无疑问他们的孩子将进入更高的阶层。
但1992年，密歇根大学的经济学家索伦向这种传统的学术观点发起了挑战。他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撰文称，以前的研究是建立在“错误百出的数据或缺乏代表性的样本基础上”，其截取两代人一生中的某一年进行比较，而不是更长一段的时间，也具有误导性。他说，实际上社会阶层之间的变动性并没有像以前研究指出的那样频繁。后来的研究工作证实了索伦的结论。
为什么如今社会阶层之间的变动没有加大？除了财产遗赠等明显但有限的因素以外，要估量父辈是如何传承其经济地位的恐怕是件很困难的事。但教育显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与70年代形成对比的是，一张大学文凭在如今的就业市场中发挥著越来越大的作用。大学毕业生往往会与其他大学毕业生结婚，然后将自己的孩子送到较好的小学、中学以及大学，这样他们的孩子就拥有了长期优势。
聪明的成功人士的子女也将具有出众的智商，并取得成功，这种观念听起来很有吸引力，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智商的确存在一定联系。但大多数研究发现，智商在决定人们能否取得经济成功方面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因素。
在美国，族裔似乎是决定下一代的经济地位类似于父母的一个显著因素。基于密歇根大学一项长期调查所积累的6,273户家庭的32年数据，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汤姆赫茨(Tom Hertz)计算出：在社会收入排在最后10%的白人家庭中，17%的子女收入与父辈相同，而在黑人子女中这个比例为42%。或许正因为如此，民意调查发现非裔美国人可能要比白人更支持政府的再分配方案。
父母经济状况良好，其子女往往会更健康，或者说其子女的疾病可能会得到更好的救治，这也可能是一个影响因素。“非常有力的证据表明，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有更多的健康问题，儿童时期的健康状况的确预示著他成年后的健康状况，而后者对其职业或生活有非常大的影响，”哈佛大学(Harvard)著名的社会学家克里斯托夫·杰克斯(Christopher Jencks)表示。
将个性特质遗传给下一代，可能也是一个因素。马里兰州Towson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奥斯波尼(Melissa O*****orne)在研究了政府长期调查中对195对父子的心理测试结果后发现，相似的人生态度在父子收入关系中的影响为11%。
不管怎样，美国人依然珍视几百年来“在美国这片土地上，过去和父辈都不会成为个人发展障碍”的观念。弗兰克林在《自传》中直言，他是在贫穷和籍籍无名中长大，早年的经历帮助他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在20世纪的一个标准版本中，他的孙子泰姆伯(Temple)改变了措辞，以强调其中不变的精神：“通过自我奋斗，我创造了巨大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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