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莎·普安特(Lisa Pointe)在上海微创软件有限公司(Shanghai Wicresoft Co.)的工作之一就是：阻止她的中国同事在写给美国人的的电子邮件中三次用到“非常抱歉给您带来的不便”这样的字眼，虽然电子邮件只有短短的两段话。她对此的解释是，对于中国人而言，反复表示道歉表明他们能真切体会到对方的麻烦和痛苦，但对美国人来说，这会显得非常虚伪。
而这只是普安特要向中国同事教授的大量课程中的一课。普安特来自美国密歇根州特拉纬斯，在微创软件担任顾问一职。微创软件是微软公司(Microsoft Corp.)与上海市政府共同投资创立的企业，拥有400名员工。
微软已经将部分基于网络的技术支持业务外包给微创软件。普安特是公司10位母语为英语的员工之一，他们的工作就是培训中国技术人员，更好地为微软在北美的客户提供技术支持。
不要一提到中国就想到它廉价的劳动力和生产鞋、玩具的工厂，目前一些中国公司也期望能在软件开发和为美国公司提供后勤服务方面扬名，就像它们的印度同行那样。芝加哥科尔尼管理顾问有限公司(A.T. Kearney, Inc.)的西蒙·贝尔(Simon Bell)认为，中国要想在提供信息技术和外包服务方面与印度齐头并进，还需要10年的时间，至少在英语服务方面是这样。
不过，如果跨国公司想寻找其他地方来替代印度，中国往往会是首选。科尔尼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将中国排在其外包基地吸引力指标的第二位，仅次于印度，称原因是中国有大量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人口，并且还具有成本优势。
贝尔表示，语言很重要，但从更广泛的层面看，会计技能、财务分析和信息技术技能也很重要。
为了在全球外包市场争得一席之地，中国公司将不得不克服许多固有的困难，包括英语能力薄弱、知识产权保护不利以及管理人才匮乏，更不用提中国工业结构分散，很难培育出像印度的Wipro Technologies和塔塔咨询服务公司(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这样的行业巨头。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赶上印度大公司的步伐，像微创软件这样的中国公司需要加倍地努力。微创软件那些母语为英语的员工要教授中国同事有关美国电子邮件的行文方式，并帮助他们润饰文字，使其读起来更加通俗易懂。他们每周还要举办一次30分钟的“英语角”，这时候谁都不许讲中文，并与中国员工进行一对一的对话，评估他们的英文水平进步情况。他们的任务是：确保微软的客户意识不到他们在和外国人互通邮件。
微创软件为这种额外的质量控制过程支付了高昂的成本。在公司这个美国网上服务部门的100名员工中，上述10名负责润饰邮件的员工的薪酬占总人力成本的15%。公司拒绝透露他们具体的薪酬数额，但承认他们的工资要比本地员工高。微创软件总裁王晔(Ingrid Wang)表示，这肯定会增加成本，但这样做能够缩小其与印度公司之间的语言差距，至少是在英语写作方面。
尽管做出了种种努力，但微创软件还是未能在它的目标市场：美国或欧洲发展起其他客户。在2004年下半年，来自多家跨国公司的六、七批管理者参观了该公司，但没有达成任何意向。不过王晔并不泄气，她表示，跨国公司今后肯定要寻找潜在的合作者。她说，如果中国宏观经济环境保持稳定、跨国公司没有改变其中国发展策略，不出意外的话，中国（信息技术）外包行业将在未来5年时间内飞速增长。
而为了这一目标，王晔以及其他信息技术管理者需要更多合格的人才。尽管在中国2004年毕业的280万大学生中有30万为工程师，信息技术公司在招募外包项目人才时仍然遇到了困难。
Symbio Group首席执行长Joseph Hsu表示，中国有很多电脑人才，但软件工程师并不多。Symbio在北京和武汉都有业务。他表示，软件项目是一项团队工作，更需要的是应用技术而不是理论知识。各公司通常要对招聘来的毕业生重新进行培训。王晔称，印度有大约20万名负责指导软件工程师团队工作的架构级IT工程师，而在中国只有1,000名左右。
中国信息技术外包公司还必须从美国或印度聘请项目经理，以弥补管理人才匮乏这一不足，这样做将会增加成本；或者还可以对内部员工进行培养，而这则需要六个月或更长的时间。
上海软件外包公司博朗软件开发（上海）有限公司(Bleum Inc.)创始人王瑞克(Eric Rongley)称，当在中国做项目时，你需要提前规划。他曾是Capital One Financial Corp.印度外包业务的经理。博朗的客户包括花旗银行(Citibank)、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和其他一些美国金融服务公司。
将业务外包到中国的公司担忧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王瑞克表示，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超额赔偿。比如，在博朗的安全开发办公室，所有的纸张都是明黄色，用完后都要被粉碎，而每台电脑上都安装有特殊的登录软件。他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人们对中国的看法，认为知识产权在这里一点也得不到尊重。
行业管理人士表示，中国政府可能会采取更多的措施提升其IT外包行业。在中国并没有一个类似印度颇具影响力的“全国软件及服务企业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ftware and Service Companies)的机构。总部位于矽谷的ChinaTechSource首席执行长斯蒂文斯(Dean Stevens)称，中国还没有一家机构专注于改变西方对中国的看法。
另外，为了在全球外包市场更具竞争力，中国信息行业本身必须进行整合。麦肯锡公司(McKinsey & Co.)在1月份的报告中称，估计中国大约有8,000家软件服务供应商，其中3/4的雇员数量少于50人，而印度软件服务供应商的数量不到3,000家。事实上，中国只有5家软件供应商的雇员数量超过2,000人。麦肯锡称，没有适当的规模，中国的软件供应商很难吸引来国际大客户。
王晔对此深有同感。她说，如果总是有10,000家小公司为了一桩生意你争我夺，中国的IT外包市场永远也发展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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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只是普安特要向中国同事教授的大量课程中的一课。普安特来自美国密歇根州特拉纬斯，在微创软件担任顾问一职。微创软件是微软公司(Microsoft Corp.)与上海市政府共同投资创立的企业，拥有400名员工。
微软已经将部分基于网络的技术支持业务外包给微创软件。普安特是公司10位母语为英语的员工之一，他们的工作就是培训中国技术人员，更好地为微软在北美的客户提供技术支持。
不要一提到中国就想到它廉价的劳动力和生产鞋、玩具的工厂，目前一些中国公司也期望能在软件开发和为美国公司提供后勤服务方面扬名，就像它们的印度同行那样。芝加哥科尔尼管理顾问有限公司(A.T. Kearney, Inc.)的西蒙·贝尔(Simon Bell)认为，中国要想在提供信息技术和外包服务方面与印度齐头并进，还需要10年的时间，至少在英语服务方面是这样。
不过，如果跨国公司想寻找其他地方来替代印度，中国往往会是首选。科尔尼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将中国排在其外包基地吸引力指标的第二位，仅次于印度，称原因是中国有大量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人口，并且还具有成本优势。
贝尔表示，语言很重要，但从更广泛的层面看，会计技能、财务分析和信息技术技能也很重要。
为了在全球外包市场争得一席之地，中国公司将不得不克服许多固有的困难，包括英语能力薄弱、知识产权保护不利以及管理人才匮乏，更不用提中国工业结构分散，很难培育出像印度的Wipro Technologies和塔塔咨询服务公司(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这样的行业巨头。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赶上印度大公司的步伐，像微创软件这样的中国公司需要加倍地努力。微创软件那些母语为英语的员工要教授中国同事有关美国电子邮件的行文方式，并帮助他们润饰文字，使其读起来更加通俗易懂。他们每周还要举办一次30分钟的“英语角”，这时候谁都不许讲中文，并与中国员工进行一对一的对话，评估他们的英文水平进步情况。他们的任务是：确保微软的客户意识不到他们在和外国人互通邮件。
微创软件为这种额外的质量控制过程支付了高昂的成本。在公司这个美国网上服务部门的100名员工中，上述10名负责润饰邮件的员工的薪酬占总人力成本的15%。公司拒绝透露他们具体的薪酬数额，但承认他们的工资要比本地员工高。微创软件总裁王晔(Ingrid Wang)表示，这肯定会增加成本，但这样做能够缩小其与印度公司之间的语言差距，至少是在英语写作方面。尽管做出了种种努力，但微创软件还是未能在它的目标市场：美国或欧洲发展起其他客户。在2004年下半年，来自多家跨国公司的六、七批管理者参观了该公司，但没有达成任何意向。不过王晔并不泄气，她表示，跨国公司今后肯定要寻找潜在的合作者。她说，如果中国宏观经济环境保持稳定、跨国公司没有改变其中国发展策略，不出意外的话，中国（信息技术）外包行业将在未来5年时间内飞速增长。
而为了这一目标，王晔以及其他信息技术管理者需要更多合格的人才。尽管在中国2004年毕业的280万大学生中有30万为工程师，信息技术公司在招募外包项目人才时仍然遇到了困难。
Symbio Group首席执行长Joseph Hsu表示，中国有很多电脑人才，但软件工程师并不多。Symbio在北京和武汉都有业务。他表示，软件项目是一项团队工作，更需要的是应用技术而不是理论知识。各公司通常要对招聘来的毕业生重新进行培训。王晔称，印度有大约20万名负责指导软件工程师团队工作的架构级IT工程师，而在中国只有1,000名左右。
中国信息技术外包公司还必须从美国或印度聘请项目经理，以弥补管理人才匮乏这一不足，这样做将会增加成本；或者还可以对内部员工进行培养，而这则需要六个月或更长的时间。
上海软件外包公司博朗软件开发（上海）有限公司(Bleum Inc.)创始人王瑞克(Eric Rongley)称，当在中国做项目时，你需要提前规划。他曾是Capital One Financial Corp.印度外包业务的经理。博朗的客户包括花旗银行(Citibank)、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和其他一些美国金融服务公司。
将业务外包到中国的公司担忧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王瑞克表示，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超额赔偿。比如，在博朗的安全开发办公室，所有的纸张都是明黄色，用完后都要被粉碎，而每台电脑上都安装有特殊的登录软件。他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人们对中国的看法，认为知识产权在这里一点也得不到尊重。
行业管理人士表示，中国政府可能会采取更多的措施提升其IT外包行业。在中国并没有一个类似印度颇具影响力的“全国软件及服务企业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ftware and Service Companies)的机构。总部位于矽谷的ChinaTechSource首席执行长斯蒂文斯(Dean Stevens)称，中国还没有一家机构专注于改变西方对中国的看法。
另外，为了在全球外包市场更具竞争力，中国信息行业本身必须进行整合。麦肯锡公司(McKinsey & Co.)在1月份的报告中称，估计中国大约有8,000家软件服务供应商，其中3/4的雇员数量少于50人，而印度软件服务供应商的数量不到3,000家。事实上，中国只有5家软件供应商的雇员数量超过2,000人。麦肯锡称，没有适当的规模，中国的软件供应商很难吸引来国际大客户。
王晔对此深有同感。她说，如果总是有10,000家小公司为了一桩生意你争我夺，中国的IT外包市场永远也发展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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