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应该是成为硅谷最大的超小额贷款发放机构的绝佳时机，这类机构专门向有志于创办企业的穷人发放小额贷款，银行通常会因认为这类人信贷风险太高而将其拒之门外。超小额贷款是当今的一个热门话题，其最知名的倡导者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刚刚因为在发展中国家农村所做的扶贫工作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尤努斯教授已经给硅谷最富有的科技业大佬们作过报告。他指出，即使是世界上那些最贫穷的人也能被小额贷款激发起成为企业家的雄心，此话令硅谷的这些大人物们为之动容。但对于硅谷所在地圣克拉拉县和圣马特奥县等美国地界上发放的这类超小额贷款，这些大佬们却一直没有多大兴趣。
身为哈佛大学毕业生并拥有斯坦福大学MBA学位的埃里克•韦弗(Eric Weaver)掌管着圣何塞市的社区开发贷款机构(LCD)，这一非营利机构已经有13年历史了。以下是它经手的一笔典型业务：向37岁的特里萨•赛吉(Teresa Ceja)贷款3,300美元。这位五个孩子的母亲需要为她开办的家庭日托中心添置一部有篷货车。这部货车现在就停在她家门前。赛吉的日托中心办得很红火，这笔贷款已经还上了。
LCD计划今年发放近200笔这类贷款。它是硅谷最大的超小额贷款发放机构，在美国的同类机构中也算是比较大的。平均而言，超小额贷款借款人在获得贷款的头两年中收入增长了33%。
人们可能会认为，在发放超小额贷款方面成绩卓着的韦弗会成为硅谷慈善事业的明星。但他不是。其原因是，在目前有关慈善性金融事业究竟应如何运作的辩论中，他碰巧属于正处在下风的一方。
各方争论的核心是：超小额贷款发放机构应该、甚或可能盈利吗？广而言之，慈善家们在行善的同时应该期望自己能从中得利吗？
对于这类问题，超小额贷款在高科技界的追捧者大多会作出肯定的回答。对许多在互联网泡沫时代成为巨富的人而言，慈善项目只有具备盈利能力才能获得他们的支持。在他们看来，如果一个慈善项目无法通过自我滚动积累而生存下去，甚至不能做到小有盈利，那它就不过是一种老套的“施舍”，是无法从根源上消除贫困的。
国外许多知名的超小额贷款发放机构都说自己是盈利的，利息收入足以支付贷款发放机构的管理费用。它们也因此而具有了双重魅力：可以行善、赚钱两不误。
但与美国的大多数超小额贷款发放机构一样，韦弗的业务也是赔钱的，没有那些传统型的捐助它就无法维持下去。这并非借款人的过错。他们大都能做到按时还本付息。小额贷款的拖欠率只有15%左右，大额贷款的拖欠率几乎为零，而这类大额贷款因其蕴含的风险是多数银行根本不会发放的。
LCD的管理也很规范。这里经常有在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MBA学位的人来作实习生，而韦弗本人今年还获得了James Irvine基金会颁发的“领导能力”奖，获奖理由是他“将社会使命和商业成功结合了起来。”
但LCD获得的利息收入却不足以负担其运营成本，这导致许多科技业大佬拒绝给LCD捐款。“这真令人沮丧，”韦弗说，“我告诉硅谷的人说我们从事超小额贷款发放，而他们听后说的第一句话是‘超小额贷款在美国不管用，’他们的意思是这项业务在美国赚不了钱。”
要想明白个中缘由，请看一下韦弗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商学院学生上的一堂讲座。(超小额贷款已经成了美国顶级商学院的一个热门话题。)听讲座的学生们本学期已经对一些知名的超小额贷款发放机构有所了解，如尤努斯领导的格拉明银行(Grameen Bank)。但韦弗却不得不向他们解释，为什么这一业务模式在美国却不管用，以及为何这类业务在美国的盈利水平赶不上国外。
原因之一是，海外超小额贷款发放机构收取的利息比美国这类机构收取的要高，前者所定的利率常常达到两位数，甚至三位数。虽然这一利率水平比当地乡村中的高利贷要低，但在美国却根本行不通，因为法律不允许。此外，海外超小额贷款发放机构的营销及管理成本也非常低。这类机构随便找一个村子或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城市居住区，就能找到足够多符合贷款要求的借款人。而在面积相当于罗得岛州15%的圣何塞市，找到合格的借款人可就不是件容易事了。
韦弗抱怨说，美国人从不指望从就业培训项目或可负担住房项目中赚钱，这些项目的受益人也不认为自己应该为它们付出经济代价。他在讲座中可能还提及了那些名牌大学，因为这些大学的许多教学、科研项目都是靠捐助来支撑的。
“如果市场能够解决贫困问题，为什么它却没有解决呢？”韦弗问道。“美国的贫困问题正在加剧。别忘了比尔•盖茨(Bill Gates)并没指望他在全球推出的医疗保健项目能够赚钱。而他可是个精明绝顶的人。”
Lee Gomes
（编者按：本文作者Lee Gomes是《华尔街日报》专栏“Portals”的专栏作家，栏目内容以科技、商业及相关的主题为主。）
尤努斯教授已经给硅谷最富有的科技业大佬们作过报告。他指出，即使是世界上那些最贫穷的人也能被小额贷款激发起成为企业家的雄心，此话令硅谷的这些大人物们为之动容。但对于硅谷所在地圣克拉拉县和圣马特奥县等美国地界上发放的这类超小额贷款，这些大佬们却一直没有多大兴趣。
身为哈佛大学毕业生并拥有斯坦福大学MBA学位的埃里克•韦弗(Eric Weaver)掌管着圣何塞市的社区开发贷款机构(LCD)，这一非营利机构已经有13年历史了。以下是它经手的一笔典型业务：向37岁的特里萨•赛吉(Teresa Ceja)贷款3,300美元。这位五个孩子的母亲需要为她开办的家庭日托中心添置一部有篷货车。这部货车现在就停在她家门前。赛吉的日托中心办得很红火，这笔贷款已经还上了。
LCD计划今年发放近200笔这类贷款。它是硅谷最大的超小额贷款发放机构，在美国的同类机构中也算是比较大的。平均而言，超小额贷款借款人在获得贷款的头两年中收入增长了33%。
人们可能会认为，在发放超小额贷款方面成绩卓着的韦弗会成为硅谷慈善事业的明星。但他不是。其原因是，在目前有关慈善性金融事业究竟应如何运作的辩论中，他碰巧属于正处在下风的一方。
各方争论的核心是：超小额贷款发放机构应该、甚或可能盈利吗？广而言之，慈善家们在行善的同时应该期望自己能从中得利吗？
对于这类问题，超小额贷款在高科技界的追捧者大多会作出肯定的回答。对许多在互联网泡沫时代成为巨富的人而言，慈善项目只有具备盈利能力才能获得他们的支持。在他们看来，如果一个慈善项目无法通过自我滚动积累而生存下去，甚至不能做到小有盈利，那它就不过是一种老套的“施舍”，是无法从根源上消除贫困的。
国外许多知名的超小额贷款发放机构都说自己是盈利的，利息收入足以支付贷款发放机构的管理费用。它们也因此而具有了双重魅力：可以行善、赚钱两不误。
但与美国的大多数超小额贷款发放机构一样，韦弗的业务也是赔钱的，没有那些传统型的捐助它就无法维持下去。这并非借款人的过错。他们大都能做到按时还本付息。小额贷款的拖欠率只有15%左右，大额贷款的拖欠率几乎为零，而这类大额贷款因其蕴含的风险是多数银行根本不会发放的。
LCD的管理也很规范。这里经常有在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MBA学位的人来作实习生，而韦弗本人今年还获得了James Irvine基金会颁发的“领导能力”奖，获奖理由是他“将社会使命和商业成功结合了起来。”
但LCD获得的利息收入却不足以负担其运营成本，这导致许多科技业大佬拒绝给LCD捐款。“这真令人沮丧，”韦弗说，“我告诉硅谷的人说我们从事超小额贷款发放，而他们听后说的第一句话是‘超小额贷款在美国不管用，’他们的意思是这项业务在美国赚不了钱。”
要想明白个中缘由，请看一下韦弗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商学院学生上的一堂讲座。(超小额贷款已经成了美国顶级商学院的一个热门话题。)听讲座的学生们本学期已经对一些知名的超小额贷款发放机构有所了解，如尤努斯领导的格拉明银行(Grameen Bank)。但韦弗却不得不向他们解释，为什么这一业务模式在美国却不管用，以及为何这类业务在美国的盈利水平赶不上国外。
原因之一是，海外超小额贷款发放机构收取的利息比美国这类机构收取的要高，前者所定的利率常常达到两位数，甚至三位数。虽然这一利率水平比当地乡村中的高利贷要低，但在美国却根本行不通，因为法律不允许。此外，海外超小额贷款发放机构的营销及管理成本也非常低。这类机构随便找一个村子或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城市居住区，就能找到足够多符合贷款要求的借款人。而在面积相当于罗得岛州15%的圣何塞市，找到合格的借款人可就不是件容易事了。
韦弗抱怨说，美国人从不指望从就业培训项目或可负担住房项目中赚钱，这些项目的受益人也不认为自己应该为它们付出经济代价。他在讲座中可能还提及了那些名牌大学，因为这些大学的许多教学、科研项目都是靠捐助来支撑的。
“如果市场能够解决贫困问题，为什么它却没有解决呢？”韦弗问道。“美国的贫困问题正在加剧。别忘了比尔•盖茨(Bill Gates)并没指望他在全球推出的医疗保健项目能够赚钱。而他可是个精明绝顶的人。”
Lee Gomes
（编者按：本文作者Lee Gomes是《华尔街日报》专栏“Portals”的专栏作家，栏目内容以科技、商业及相关的主题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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