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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习近平，建造没有形左实右潮流的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共产党十九大政治报告中掷地有声地指出，新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本文，我称她《地》篇，是《天》篇的姊妹篇，尽可能以简明额要的文字来探讨这一“新时代”。
***** 新时代的开始 *****
这个新时代应该从哪天算起？也许有些人会不加思索地说，应该开始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但是，天下有识之士自然不会同意这种说法。原因很简单，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他那臭名招著的《全盘否定》却毁了全党，全民，全社会。第二个卅年全党腐败，全民腐败，全社会腐败。贪官污吏，腐败分子，特别是政府高层，其人数之多，腐败额之大，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社会风气败坏，民众良心丧失。这样的社会能叫做“新时代”吗？不！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新时代”。中华民族历史绝不需要这样的“新时代”。
习近平上台伊始就大吼一声，“两个卅年不能相互否定”，不能用第二个卅年否定第一个卅年，给《全盘否定》迎头一棒。习近平又淳淳教导全体党员，“不忘初心”，“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开始大刀阔斧地反腐，打虎，拍蝇，扫黑，除恶，等等，肃清那卅年《全盘否定》的流毒和灾难。这才让普天下人民看到了一个喜闻乐见的“新时代”。所以，“新时代”是从习近平执政开始。第二个卅年仅仅是一个过渡。这个过渡期给中华民族留下的遗产也仅仅是，经济发展要实行“中央宏观调控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及中小企业，服务业可以私有化。这是在总结了共和国第一个卅年，全面国有经济的探索经验和教训后，值得肯定的方针政策。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是一个漫长的，“公私并存”的社会。这种“公私并存”的经济模式有利于建立正确的“生产关系”，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个卅年的经济发展也遭遇了来自境内外《全盘西化》，和来自党内外《全盘否定》的极大破坏。社会财富集中于极少数大财团和个人手里，社会贫富差距极端拉大，给社会管理和国家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也因为如此，习近平上台后，严肃地指出“两个卅年不能相互否定”，不能用第二个卅年否定第一个卅年。这是习近平对来自境内外《全盘西化》和来自党内外《全盘否定》两股势力的正式宣战。
五年来，习近平在“两个卅年不能相互否定”思想的指引下，已经作出了卓越的成就，党内思想和社会面貌有了显著的改善，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欢呼和支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习近平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习近平在他“让中华巨龙建康起来”的历史使命上已经作出了可以载入史册的卓越贡献。
***** 新时代的标志 *****
当我们重温习近平“两个卅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著名论断时，有识之士自然会问，“那么，两个卅年究竟应该否定什么呢？”这个问题无疑是个好问题。共产党的理论家们还没有，但必须给出答案。
要回答这一问题，和阐述“习近平新时代”的重要标志。我们还得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那里找答案。事实上，伟人毛泽东在他那著名的“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中已经指出了回答这一问题的大方向。简单说，那就是要彻底批判和否定“何其毒也”的“形左实右”。这是伟人从建国后十七年的经验教训中发现的和留给全党的伟大的政治遗产。然而，遗憾的是，共产党的历届领导层忽视了伟人的这一伟大发现和卓越思想。
“两个卅年应该首先否定的”是“形左实右潮流”。一个没有“形左实右潮流”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气氛是“习近平新时代”的重要标志。
*****“形左实右潮流”的必然性 *****
“形左实右潮流”，是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不可避免的“必然产物”。它不是某几个领导人的错。它是“党的错”，党没有及早认识和提前加以防范。解放前，没有几个人敢阿谀逢迎共产党，或大骂国民党反动派“残渣余孽”。然而，解放后，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大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残渣余孽’”已经没有任何风险。喊得越起劲越革命，越能入党，越能升官，越能共享新政权的“既得利益”。“形左实右潮流”产生的思想根源就这么简单。
临解放，中央机关由西柏坡移居北京时，毛泽东半风趣半认真地告诫中央领导人，“我们这是进京赶考，不学李自成。要给人民以满意的答卷”。伟人作到了。他建立了一个廉洁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他打造了一个公平正义，夜不闭户，路无拾遗的社会。他同他的伙伴日夜操劳，已经做得很好。然而，伟人万万没有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形左实右潮流”一次次地毁灭着新中国，毁灭着共产党。而且，更不可想象和未曾预料的是，这些“形左实右潮流”的推动者就在党内，就是广大人民极为仰慕和尊重，视为“领导者”的“当权派”。他们会经常把自己打扮得比毛泽东还“革命”。更为棘手的是，这些“当权派”同党，同国家，同人民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简单地一棒子雷死了事。这是共产党建立新政权后的“新事物”，很长时期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和严肃对待。
“形左实右潮流”在多数情况下会举起“捧杀”的大棒，诱导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犯错误。而且，“形左实右潮流”的一再泛滥，会成百倍，甚或成千倍地放大毛泽东主席在决策上的失误（如“五七反右”扩大化）。自然，不乏一些别有用心者，他们恶毒地将这种无限倍放大了的错误再扣到毛泽东的头上。难怪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中怒吼“何其毒也！”。几千年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无不在佐证，加入“形左实右潮流”易，敢于舍命谏言难！官场阿谀逢迎者多，真诚谏政者少。共产党建政的六十年也不例外。这，没有灵丹秒药，只能是提前认清“形左实右潮流”的真面目，提前制定出许多规章纪律而加以防范。否则，只有继续毛伟人的伟大发明，“文化大革命”，发动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执政党的阴暗面。
*****两个卅年的“形左实右潮流 *****
（一）“高饶冤案”
刚解放，百废待兴，极需能力很强的干部（毛泽东语：“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于是有了党史上有名的“五马进京”。高岗是毛泽东最为看重的黑马之一。然而，不几天就死于非命。高岗因为同刘少奇的个人“不和”，被“形左实右潮流”推上了断头台。高岗多次写检讨，但不能被通过。“形左实右派”要他一定承认“反党”。“反刘少奇就是反党”。高岗被逼无路，违心地在检讨里写上“反党”。他崩溃了，他疯了，他举枪自裁了。此事件让毛泽东对周恩来大发脾气，“你们不喜欢他在北京，可以调他去陕北当一地委书记”，“党内死人总不是件好事”。这是共产党掌权后第一起严重的“形左实右潮流”。其始作俑和推波逐浪者，有刘，邓，陈，及广受全国人民爱戴的周总理。毛泽东为什么没有直面批评刘，邓，陈，而只批评了周恩来？可见“高饶冤案”的重大责任人是周恩来。（八十年代邓小平政权平反冤假错案，不平反高岗冤案的理由据说是因为高岗自杀。可文革中自杀的都平反了。这是政治历史中双重标准的无耻例证）。
然而，此时此刻的伟人毛泽东还没有发现和认识到这一新政权不可避免的“形左实右潮流”。当然，说伟人毫无觉察也是委屈了毛泽东。事实上毛泽东已经有所觉察。一九五六年，伟人写了他那篇著名的文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然而，这一光辉思想并没有得到党内“形左实右潮流”推动者的理解和重视。
（二）“五七反右扩大化”
五七年反右，永远是中华民族心中的痛。
伟人毛泽东以他那卓越的才华，无坚不摧的意志和魄力，把一盘散沙麻木不仁的中国民众教育和组织成有觉悟有理想敢于献身的优秀的中华儿女。最终打倒反动，赶走列强，建立新中国。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毛泽东的理想是要创建一个全新的社会，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民政权。完全实现“人民民主专政”，让人民当家作主。
伟人为了实现他的伟大理想，1956年4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在艺术上百花齐放，在学术上百家争鸣。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强调要坚决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毛泽东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说：由于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执政党地位，得到广大群众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部分人甚至形成特权思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 因此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指示”还说，本次整风的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方法是和风细雨式的。
伟人设想的党内“整风运动”，历史已经证实，是必要的，是正确的，在当时是非常及时的。受到了广大民众，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外有识民主人士的大加赞赏。然而，天有莫测之风云。伟人的“整风运动”死于刚刚荡起的摇篮中。
那么，是什么样的“妖风”吹死了摇篮中的婴儿？是“五七式”的“右派”？不！是GCD内的“形左实右潮流”。 “妖风”得力于党外民主人士在政治上的天真和幼稚。其代表人物是，当时的《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罗隆基，和民盟盟员，《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这些“知识精英”不懂政治，不知道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上他们同伟大的政治家有多大的差距；这些“民主人士”根本不了解“党内斗争”。他们在政治上的幼稚和天真给民族发展铸成大错。因为是他们点燃了五七年反右斗争的导火索。
“党天下”，这是储安平的经典右派语录。如果说五七年反右运动是烧遍全国的一团熊熊烈火，储安平的“党天下”就是点燃那场大火的一根火柴。在国共内战中，储安平用他的“党天下”重挫了蒋介石反动派的民望。 GCD执政后，正在毛泽东刚刚开始的“整风运动”时，储安平又评说GCD的“党天下”，“妖火”就从这里燃着了。“党天下”，是个可以有多种，甚至完全相反解读的话语。尽管“章罗同盟”把它往好处解说，但苍白无力，远不敌GCD内“形左实右潮流”的解说。于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牌牢牢地挂在了“党天下”的脖子上。
“党是领导核心”，这是毛泽东的思想。“党天下”被认为是要取消GCD的领导，这怎能不让毛泽东发怒。于是，形势逆转，“整风运动”紧急刹车，“反右运动”开始了。
“老革命”一 个个披挂上阵，英勇无比，短短一年捉拿和打倒了几十万“右派”。这其中绝大多数是新中国培育起来的大学生。他们二十出头，爱国爱民，满怀热心，满腔激情，正准备为新中国建设大显身手时，却被戴上了“五七右派”高帽子，在新中国的天底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道上，他们被冷落，被边缘化，被踩在了脚下。卅年未能翻身，一生的大好年华被彻底毁灭了。就因为他们给党支书，或某个党员提了个意见。
毛泽东的“反右”和他那篇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仅仅针对贩卖“党天下”的储安平等极少数“右派”。而且，毛泽东仍然认为那是“人民内部矛盾”。然而，“老革命”的“反右”，打倒几十万。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在“老革命”的‘领导’下，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大灾难。
“老革命”对毛伟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以及《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无动于衷，却对毛泽东反右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产生共鸣。他们无视伟人的“评论”仅仅针对极少数右派，如散布“党天下”的储安平，整出几十万“右派”。新中国刚刚培养出的一大批意气奋发爱国爱民的大学生被他们打入冷宫。更可怕的是从那时起无人再敢批评任何一级党组织的领导甚至普通党员。毛伟人倡导的“事实求是”被“老革命”恶意践踏，荡然不存。这是导致五八年大跃进浮夸风盛行的主要因素；也是导致之后三年困难时期局部地区饿死人的重要原因。毛伟人不得不招集“七千人大会”让大家“出气，说真话”。这些沉痛的教训“老革命”从不记取，六六年文革初期他们又在首都高校大抓“五七式右派”，这才让毛伟人勃然大怒，发出《炮打司令部》，指出“老革命”们“形左实右”的反动性；指出GCD的“敌人”就在GCD内；指出“五七式的右派”，不是右派，是左派。
“量变引起质变”。“五七反右运动”的性质被彻底颠倒了。所以要彻底平反“五七式右派”。不彻底平反，不同当代国内，国外，网内，网外的真正右派加以区别，很难有力的批判真正的“现代右派”。不彻底平反，很难批判和消除“形左实右潮流”。
（三）“总路线的失败”
建立一个经济繁荣的新中国，也是伟人毛泽东的理想和追求。一九五八年，如大革命时期“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一样，伟人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块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继五七年反右运动，“形左实右潮流”不断高涨，各级干部一个个更加热衷于对上级领导的拍马溜须。因为只有这样才不会被戴上“右派”或“反党”的重枷。换句话说，各级干部更加热衷于“形左实右潮流”。于是，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和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瞒产虚报”，最终摧垮了“总路线”。共产党取得政权前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可以完全成功，但取得政权后的“总路线”却一败涂地。这全是“形左实右潮流”作的祸。伟人毛泽东的光辉思想之一，“事实求是”，被各级党的领导干部丢到了脑后。当然，这还要归咎于“高饶冤案”中反刘少奇就是反党；“五七反右运动”中给党组织领导提意见，或说某位党员的坏话，就是反党的“形左实右潮流”。此时此刻，“形左实右潮流”在党内，在各级干部中已经根深蒂固了。
（四）“卢山冤案”
一九五九年卢山会议上，军事家的彭大将军表演了他在政治上的异常拙劣。他“好心”地站在了毛泽东的对立面，成了刘，周，邓，陈等“形左实右潮流”冲刷的一头死猪。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彭大将军比窦娥还冤。伟人犯错误了。然而，当年的伟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错。因为他还没有发现“形左实右潮流”。直到一九六四年的“社教运动”，那个臭名招著，让农村干部群众鸡飞狗跳墙的所谓“桃园经验”。伟人发现了解放后所有挫折和失败的真正祸根：“形左实右潮流”。一九六五年，伟人向彭大将军认错：“那场争论看来还是你对”（现在不是时候，以后再解决[平反]吧）。史料至今，只见到毛伟人向彭大将军认错，从未见卢山上打倒彭德怀最积极，最卖力的“英雄好汉”们，刘，周，邓，陈等，有一位出来向彭德怀认错和道歉。很简单，他们还要继续他们的“形左实右潮流”。
这里，有些学者总在疑问，既然毛泽东知道自己错了，为什么不立即平反招雪。实际上，这是学者们的迂腐。他们不明白“学者”，“政治家”，“执政者”三方看问题和行事原则是完全不一样的。“学者”往往只注意于“是”和“非”；“政治家”注力于政治上的大目标；而“执政者”对手头上的事件总要分个轻重缓急。这也就不难理解历史上有名的作为学者的梁簌敏，抨击搞了一辈子农民运动，靠农民运动夺取政权的毛泽东“不爱农民”，是多么的可笑和迂腐。（犯这种错误的“学者”，在当前的网络上比比皆是）。
（五）“七千人大会”
一九六零年，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纠正不事实求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对生产的瞎指挥风”。这也是伟人对“形左实右潮流”的一次批判。
然而，只靠文件还不能解决问题。一九六二年，伟人毛泽东不得不招开规模宏大举世无双的“七千人大会”。号召干部讲真话，讲实话。甚至允许匿名提意见。但这时的毛泽东还是没有从理论上发现或认识到“形左实右潮流”。伟人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就是六十年代初创作的，但从未提到“形左实右潮流”。
（六）“文革十年”
如果说“高饶冤案”，“五七反右扩大化”，“总路线的失败”，“卢山冤案”等，“形左实右潮流”主要存在于中共领导层，那么，到了文革，愈演愈烈的“形左实右潮流”已经泛滥到广大民众。其影响和所造成的恶果就更加巨大。
百年前伟大的“五四运动”波澜壮阔。广大的革命青年学子和民众放声怒吼：“砸烂孔家店”，向导致中华民族最为耻辱的“百年积弱”任由列强宰割的旧有文化和思想糟粕发起攻坚战。伟人毛泽东从走出韶山，到站立在天安门城楼，始终没有忘记“五四运动”“砸烂孔家店”这一艰巨的历史使命。他向天下所有革命者指出：建立新中国仅仅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毛伟人看来，除建立新中国外，这是他毕其一生为中华民族所作的第二件大事。“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和初衷，一方面要批判和铲除几千年的旧有文化，因为这些旧有文化和思想才是造成中华民族“百年耻辱”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伟人要向党内的“形左实右潮流”开战，因为“形左实右潮流”自新中国成立那天起，一直在祸害着国家的发展。伟人深知，这种顽固不化“何其毒也”的“形左实右潮流”，产生于根深蒂固的旧有文化和思想。
然而，改造民众上千年的旧有思想，铲除根深蒂固的旧有文化，创建伟大的“民族性”谈何容易（“十年致富，百年育人”啊）。伟人以他那天才的大智慧发明了“文化大革命”，将“大民主”和“四大武器”交给民众，让民众和执政党的各级干部在大批判中自己教育自己。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形左实右潮流”必然要猖狂地反击和坚守它们的固有阵地。让我们简单地罗列几个方面来认清文革中“形左实右潮流”的狰狞面目和狼子野心。
（六）“文革十年”（1）再抓“五七式右派”
文革开始的前五十天（外地近百天），“形左实右潮流”像五七年一样，又一次洪水猛兽般地泛滥在中国大地。“刘，邓”等中央高层故技重演，又开始抓“五七式右派”。一时间北京高校学生食堂，“五七右派”的高帽子林立。这回毛泽东发怒了。于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炮打词令部》大字报出世了。矛头直指共产党中央，直指“刘，邓”等中央高层“当权派”。当清华大学的“五七式右派”蒯大富抱住毛泽东的大腿激动地痛哭流涕，感谢伟人的救命之恩时，全党全国人民明白了：“五七式右派”不是“右派”，而是“左派”。毛伟人为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彻底平反了。
（六）“文革十年”（2）“老子英雄儿好汉”
“形左实右潮流”让“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封建主义毒液，毒化了某些“纨绔京少”“红二代”。摧生了可同希特勒法西斯有一比的所谓“首都联动”。在毛泽东主席的直接干预下，中央文革将“联动”定性为反动组织而加以取缔。“联动”消失了，然而反动血统论的“形左实右潮流”并没有退潮。它没有得到深刻和彻底的被批判。“黑五类”“狗崽子”的概念贯穿了整个文革十年。
（六）“文革十年”（3）红卫兵的丑陋“胎记”
无论是“保皇派”红卫兵， 还是“造反派”红卫兵，他们都有一颗极为丑陋的“胎记”。那就是“只有‘红五类’才有资格戴红袖章，成为‘红卫兵’。其它出身的同龄人，表现再好也不能成为‘红卫兵’”。这个“胎记”不是长在屁股蛋上，而是印在大脑里。昔日最好的玩伴，同桌，同窗，好友，“铁哥儿们”，被他们冷落了，被他们入另册，被他们推向“敌人”的战壕，只是因为昔日的“铁哥儿们”出身不好。这些“黑五类”“狗崽子”同样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都有一颗爱党爱国爱人民的赤诚心；都有一腔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努力革命的良好愿望；都有一幅为国家和人民努力奋斗作出卓越贡献的崇高理想；都有一个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决心。但是，文革十年，他们被红卫兵那丑陋的“胎记”彻底地逼到墙角；他们被上大学“不宜录取”的“政治判决书”彻底逼疯。这种对“黑五类”的不公和压迫，文革中完全继承了文革前“形左实右潮流”的衣钵。
在我的生命中，也朝夕相处过许多“黑五类”“狗崽子”，他们给我的印象是爱党爱国和积极向上的。他们的“反动”完全是被逼出来的。那些“逃港”“逃外”事件中的绝大多数，日后证明都是爱国者，就是历史铁证。
可笑的“红二代接班我放心”，是又一例“形左实右”反动“血统论”的表现。
（六）“文革十年”（4）“老子反动儿混蛋”
“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封建流毒也是文革中“形左实右潮流”的帮凶。解放前过来的知识分子没有一个出身好的，因为那个年代一个小地主是绝对供不起一个大学生的。出身工农的知识分子了了无几，除非是自学成才。大凡有点知识，懂点道理的文化人都不是好出身。将这些“老子反动”的知识分子当作“混蛋”而加以批判是文革中“形左实右潮流”的另一表现。事实上，成百上千的新中国开国元勋绝大多数都出身“反动"。伟人毛泽东就出身于富农家庭。我唯一听说的投降变节的共产党总书记向忠发是响铛铛的“红五类”。而那些“黑五类”出身的共产党人，方志敏，瞿秋白，赵一曼，还有江青等等，一个个都坚贞不屈，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百年前的“五四运动”，走在大街游行队伍最前列，怒吼“砸烂孔家店”的革命前辈们没有一个是好出身。广大几近麻木的民众就是靠这些“反动出身”的知识分子们教化，宣传，组织而最终走上革命道路，创造了他们辉煌的人生。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威望如日冲天，全国各个阶层的民众，特别是这些饱受旧中国生活和工作之苦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抱有无上的期望。希望在共产党的光明带领下，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复兴伟大的中华民族。这些知识分子的愿望是无限的美好。但他们中的一些在文革中遭到了“形左实右潮流”的残酷迫害。
翻阅历史文献，毛泽东主持，甚至很多章节亲自书写的文革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大谈特谈阶级斗争，却只字未提所谓的“地富反坏右”。难道是毛泽东忘了这批人吗？不！在伟人的心中，他们不是革命的对象，他们已不是反动派。实际上，在毛泽东的后期著作中也很少提到所谓的“地富反坏右”。但是“形左实右潮流”却要反其道而行之。直到一九六七年，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仍然在推动着“形左实右潮流”的“血统论”，他们在许多农村搞什么“民主补课”（升成份），同六四年社教中的“桃园经验”如出一辙。可见，对“形左实右潮流”不进行彻底批判，革命政权也只能是换汤不换药，“形左实右潮流”仍然会很猛烈。
（六）“文革十年”（5）从“揪斗”到“武斗”
作为文革的纲领性政策文件《十六条》一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可是，那些满脑子丑恶“胎记”的红卫兵，还是在全国多处仍然泛滥了“喷气式”的“揪斗”。发生了戴高帽，挂黑牌，剃光头，等污辱人格的不道德行为。将文革完全引入了岐途。被批判者失去了答辩的权利，这如何能做到批判错误，教育当事人的效果？
个别红卫兵大打出手，甚至结果了自己老师的性命。这些都是犯罪行为。“大民主”将人性的丑恶面展现无余，当然最终也会自己教育自己。我相信，那些文革中打人犯错误的红卫兵，在其后半生中，会很少有家暴，反而会变得温良恭俭让。这就是伟人设计的“让人民自己教育自己”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伟人曾经对北京红三司副司令，革命小将蒯大富说，“现在轮到你们犯错误了”。毛泽东实在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总是前瞻的很远。清华校园的“武斗”注定了红卫兵司令蒯大富要受到刑事处罚。
说“揪斗”“武斗”是“形左实右潮流”，实在太轻，因为那已经是一种犯罪。
（七）武力抓捕，邢事判监“四人帮”
一九七六年，文革终止，“大民主”不在。泛滥于民众中的“形左实右潮流”大大收敛。全国人民载歌载舞，狂欢民间“形左实右潮流”的退潮。然而，像文革前一样，来自于中央高层的“形左实右潮流”又卷土重来。而且比之前更加猛烈，更加残酷。以武力的方式抓捕“四人帮”，以刑事的方式对待党内思想上的分歧，以《决议》的方式《全盘否定》亿万人民积极参加，历时十年的文革。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很“左”，很能迎合广大民众的心。然而，它是形“左”实“右”的。它彻底葬送了毛伟人和周总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既派工宣队，又派军宣队，消除派性，实现大联合和党内团结的英明政治目标。把共产党在思想和组织上的分裂深深地埋入党内。文革中的“派性”是共产党的腐蚀剂。愚蠢的“武力抓捕”，“邢事判监”，及其后的《全盘否定》又挑起了“派性”，把这种“派性”无限度的放大。共产党从此在思想上彻底走向分裂。如果现在不及时拨乱返正，共产党在组织上的分裂随时都可能发生。（也只有到那时，大多数人才能认识到《全盘否定》有多愚蠢）。
（八）《全盘否定》
邓公上台，抛弃了他那“永不翻案”的“仟悔书”。全盘否定文革。说什么“文革是十年浩劫”。可是，他从未否定过文革中的“形左实右潮流”。他想要否定的是文革的大方向，是文革的主流，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时代。三十年来，在邓小平《全盘否定》的指引下，牛鬼蛇神纷纷出笼，他们按照邓理论的步骤，先“全盘否定文革”，再“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其次“全盘否定伟人毛泽东”，再其次“全盘否定前三十年”，最后“彻底否定新中国”，“彻底否定共产党”。这是邓小平一生中最大和最为愚蠢的错误。
如果文革按“刘邓五十天”的模式一直走到了，邓小平绝对不会全盘否定文革。也绝对不会说，“文革是十年浩劫”。相反，像五七年一样，他会高呼，“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邓公多么想名垂青史啊，多么想“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改革开放”是我设计的，新中国是我们留法勤工俭学派创建的。自然，想要这一切永垂史册，只有全盘否定毛泽东，此时此刻的邓小平一点都不笨。
《全盘否定》彻底的摧毁了前卅年毛泽东时代所建立的，公心，正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道德风尚的社会思想。这种社会历史的倒退是巨大的。这种“形左实右潮流”比文革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邓小平曾经也说过“不争论，一心搞建设”。这话说的很对，但他却做不到。“形左实右”的本性迫使他犯愚蠢的错误。如果不搞《全盘否定》，而只搞“将党的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今天的中国会是另一个样，不会是全党腐败，全民腐败，全社会腐败。也不会出现共产党在思想上的深层分裂。为了“将党的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却刨制出那臭名招著的《全盘否定》，这只能是又一次的“形左实右潮流”。
（九）“六四血案”
邓小平《全盘否定》出笼后，中国大地，牛鬼蛇神纷纷出笼，贪官污吏为所欲为。一九八九年四月中。首都高校大学生上街游行，率先发起了“打倒官倒”，“反对腐败”的学生运动。学运随即迅猛发展，广大民众一呼百应。全国几百万大学生踊跃参加，上千万民众大力支持。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站在学生一边，正面报导达三天之久。这就是史上波澜壮阔的“八九学运”（不是民运）。“八九学运”一直持续到“六四事件”发生。
“八九学运”是伟人毛泽东“大民主，大革命”的又一次实践；是伟人《炮打司令部》精神在新形势下的又一次展现。当中央出了“官倒”，出了“腐败”，毛泽东的“大民主，大革命”交给人民的思想是“炮打司令部”，是“造反有理”，是“革命无罪”。“八九学运”的“打倒官倒”和“反对腐败”，直指共产党的司令部，直指执政党的最高层。这是波澜壮阔的又一次“文化大革命”。
波澜壮阔的“八九学运”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关注。不同的政治集团，都想利用“八九学运”，为他们的政治目的服务。这时的邓公也没有睡大觉，他在关注，在思考。当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静坐，不听中央劝告时，邓公恍然大悟，这不是“学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向党进攻的反革命行动。其目的是要天下大乱。他还悟到，“这个进攻迟早要来”；“反击是不可避免的”；“迟反击不如早反击”；“小反击不如大反击”。于是，让世界为之震惊的“六四事件”发生了。
“清场”，民兵足矣。两个民兵，一个学生，会像老鹰抓小鸡一样，将学生仍出广场。如果心再狠点，两个警察，一个学生，学生怎能反抗？然，邓公还嫌不狠，派野战军包围北京。坦克，大炮，装甲车开进广场,全副武装的解放军霄禁整个北京城。“六四血案”就这样发生了。
“六四事件”所反映的邓小平打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所以之后的任何一位党的领导人，只要有点头脑，都不会“全盘否定”“六四事件”。资产阶级自由化派及共产党内的马大哈所期待的，“平反六四”的奢望将永远不会发生。但是，邓小平动用野战军，而不是民兵或警察，镇压和反击手无寸铁的学生，一手制造了“六四血案” ，却是邓小平“形左实右”本质的又一次大暴露。将企图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乱国乱民的“自由化派头头”同广大青年学子不加以区别对待，这是邓小平一惯推行的“形左实右潮流”的特征。
邓大人的屠刀沾满了青年学子的“鲜血”。青年学子，无私无畏，纯洁，热情，锐敏。他们永远是历史的推动者。他们永远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先锋。对他们的任何打击和伤害，都是对国家和民族崛起的伤害。所以，伟人毛泽东说：“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 三十年来，腐败风越刮越猛，贪官污吏越来越多。可青年学子无动于衷（真被打怕了！），“先锋”的角色不在了。（多么可怕啊！）。这让我想起，鲁迅笔下那些手拿馒头，等在法场，准备吃“革命党人”脑浆和人血馒头的麻木民众。如若这样，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伟人毛泽东一再号召青年学子：“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六四事件”却把他们打入了“冷宫”。邓大人的“形左实右潮流”何其毒也！
春秋战国时期的大贤相管夷吾和鲍叔牙有一个名垂千古的共识，那就是“恶恶太甚不可为相”。派野战军围剿学生制造“六四血案”；全盘否定文革；武力抓捕，邢事判监“四人帮”，判江青死刑；抓“五七式右派”五十多万，等等。 纵观邓小平“形左实右”的政治历史，他就是一个“恶恶太甚”者，他就“不可为相”。要“治国安邦平天下”，必须将“家仇私恨埋旮旯”。邓小平将个人的“私恨”挂在嘴上，贴在脸上，印在脑门上，刻在心尖上，完全“感情用事”，“狠”字当头。 让他主宰国家就是民族的不幸。事实上，彼时彼刻，那个年代，当年“五马进京”的黑马还有一匹健在，他就是习仲勋。习仲勋的政治和行政历史，找不到“形左实右潮流”的蛛丝马迹。如果当年的周公能给毛伟人极力推荐习仲勋，而不是邓小平，第二个卅年不会有《全盘否定》等黑色地带。我深信，习仲勋会比邓小平作的只有好，没有坏。因为习仲勋不属“恶恶太甚”之人，不会感情用事；习仲勋懂得，理解和能坚持毛泽东“事实求实”的工作作风。习仲勋人品憨厚，实在，大度，能团结全党，不会给党制造麻烦和隐患。可叹啊，历史总是那样的不尽人意！
（十）“林彪冤案”
林彪，湖北黄冈人。心格内向，生活俭朴，作人低调；不好名，不逐利，不贪权；聪明智慧，悟性极高，有战神之誉；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最好理解者和实践者。共和国军功有一石，林彪一人占八斗。然，终因“相不容帅”，惨死于党派内斗，垂伟业于史册，遗英明于人间。令人慕，招人敬，让人颂，一曲千古绝歌！
一九七零年前后，当林彪以副统帅接班人的名望写入党章后，林部原四野的某些高级人物权欲膨胀，急迫掌权。毛泽东深虑，他走后，这些人有分裂军队分裂党的危险，所以不设国家主席，不给林彪更多的权力，以限制原四野那些骄兵悍将私欲的膨胀和留得更多时间教育和培养这些干部。于是有了毛泽东的南巡讲话。毛泽东仅仅是批评林彪及原四野的干部。对林彪，毛泽东并无加害之意。
老虎（林立果）乃北大物理系高材生。象当今的年轻人一样，聚集在一起，喜欢议论国政。这本该是一件正常的事。然，在那个年代，“五七一工程纪要”就给他和他的全家，招来了杀身之祸。周公接到举报，可以相救，也可以相害。相救，则直面批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相害，则添油加醋，上纲上线，影响毛泽东。此乃“仁者见仁，恶者见恶”也！
然而，周公没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却“形左实右”地将这视为林彪要夺毛主席的权。于是一个“陷井”，或说“阴谋”就从此开始了。当豆豆将叶群（一个极其虚荣，胆怯，愚蠢的女人）和老虎的行径告诉周公后，林彪走向死亡的恶运也就悄然来到了。（豆豆绝世的后悔，就在于没有把这事首先告知林彪）。三叉戟的通信系统被做了手脚。（三叉戟的驾驶员是否被收买，历史也许能够揭示。但这对我的结论并不重要）。“由五人签字，三叉戟才可以起飞”的禁令，不起作用了。是谁有如此大的权力能够悄悄地将这一禁令化为乌有。取而代之的，是全国禁飞，机场灯火尽息（断其后路也！）。周公同叶群在电话上半个多小时的谈话，是个永远也解不开的谜。但是，他俩谈话的结果，却明明白白地展示在世人的面前。那就是：叶群被吓破了老鼠胆。将吃了安眠药，睡意正浓的林彪，抓起来推上汽车，急驰机场。嘴里还不停地叫喊着，“有人要害林副统帅”。在林彪还没有弄清情况之下，被糊里糊涂地送上了不归路。此时的周公，还迫不及待地希望豆豆也上这个可恶的三叉戟。（周公啊，你够狠，我服！）（是谁告诉叶群“有人要害林副统帅”？是谁的话能让叶群坚信“有人要害林副统帅”？是谁的话能让叶群在极短的时间内说服林彪，让林彪相信“有人要害他”，非逃不可？是谁的话能让叶群确认“逃生之路”只有一条，上那个三叉戟？答案很简单，周公，周公那半小时的电话“关心”！彼时，彼事，除毛泽东外，唯有周公能如此“有效”地影响或左右叶群林彪的行动。他们信周公信的太诚。）。当周公得到林彪已死的消息被确证之后，嚎啕大哭，这叫“喜极而泣”。周公给毛泽东报告林彪死讯，不无得意地放声说：“大权还在您手里啊！”。听了这话，毛泽东未动任何神色，没做任何反应，没说一句话，没吐一个字。因为毛泽东不相信林彪要夺他的权，自信一生的毛泽东也知道没有人能夺得了他的权。
一方面，杨言林彪要“抢班夺权”，另一方面，用“有人要害林副统帅”将其逼上只能上天不能落地的三叉戟，而置林彪于死地，这是“形左实右潮流”的再次表现。
习近平的“新时代”，
是“不忘初心”的时代；
是“为人民服务”的时代；
是“助人为乐，大公无私”的时代；
是“夜不闭户，路无拾遗”的时代；
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
是“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的时代；
是“两个卅年不能相互否定”的时代；
是“人人廉洁奉公，勤奋图强”的时代；
是“没有贪官污吏，没有腐败风”的时代；
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时代；
是“事实求是”没有“形左实右潮流”的时代；是“公正，平等，民主，自由，博爱”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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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尺男儿中国梦，不作阿斗作英雄！
习近平，加油！
中华民族的历史终将不会忘记您：
人民救星毛泽东 中共卫士习近平
天佑中华
白镜天， 二零一八年，九月九日，于北美寒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