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杂忆之十三：急诊室惊魂
中山大学的对面是省柴油机厂，它是东风派的＂红总＂总部所在地。中大６.４武斗发生后，红总就在中山大学的围墙上贴上＂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大标语，两个＂血＂字还是用红墨水写的，让人看了心惊肉跳。旗派自知理亏，表面保持沉默，暗地里加强工事建设。谁知道东风派会不会、什么时候报复，表哥劝我尽早离开中大，我只好又回到中山医学院。
嫂嫂的弟弟是中山医学院６５年毕业后留校工作的，分在第一附属医院外科。他读书时在校篮球队打左锋，附院的同事叫他＂高佬丁＂。高佬丁对我说：＂我这两个月值急诊，干脆你来见习见习。＂我问：＂我能行吗？＂他答：＂有什么不行？这年头穿上白大褂谁都是医生。你只看看，又不动刀子，怕什么？＂（顺带说个笑话：陈中伟有次说起文革初期他和老钱（允庆）都被打发去扫地倒痰盂。有个进修医生问：＂那谁看病呢？＂陈中伟回答：＂那年头穿上白大褂谁都是医生。＂大家都笑了。）
一开始挺顺利，那时已经没有什么主任医生、主治医生、住院医生的等级制度了。大家都＂平等＂，但医生护士的职责还是分明的，各干各的工作，分工合作。高佬丁给我件白大褂，脖子上套副听诊器，还挺神气的。病人、家属走进诊室都尊敬地称呼我＂医生＂。急诊室不分专科，普外、骨科、烧伤、脑外.....都得看。重症马上收住院，轻症处理后回家，拿不准的留下观察。高佬丁从头开始教我怎么给病人问病史、摸脉搏，量血压，听心肺，检查伤病部位，写简单的记录，处理小伤口；他再重复做一次检查，修改记录，开处方。病人走后他再给我讲刚才病例的分析。由于刚学过医学基础课，这样一对一结合临床实践，进步很快。慢慢地我感到comfortable点了，有了自信，他也放手了一些。和值班护士开始熟了，她们也叫我＂百医生＂。
一个暴雨后的夜晚，天凉了些。刚过半夜，忽然走廊里传来一阵忙乱的脚步声，加上＂这边、这边！＂＂快、快！＂的说话声。我们还没真正反应过来，值班护士带着十几个teenagers抬着一个同样年轻的伤员就已闯了进来。＂医生医生，快快快, 快抢救！＂按照高佬丁的示意，他们七手八脚地将伤员抬到检查床上，让开位置给我们检查。高佬丁问：＂怎么伤的？＂一个头目模样的答：＂枪打的。＂又用手比划他自己的右后脑。我们侧着头望了伤员的一眼，只见右后脑部果然有个弹孔，血已止住了。高佬丁又问：＂有多久啦？＂头目又回答：＂没多久，个把钟头吧。＂
高佬丁摸摸伤员的脉搏，没有；又挂上听诊器听听胸部，没有心跳，更没有呼吸；他转身到壁柜拿了支手电筒，往伤员眼睛里照，双侧瞳孔都已放大，对光反映完全消失。按照临床医学的定义，伤员已经死亡了。他退回一步，对那些小伙子们说：＂这个人已经死了。＂
＂死了？不可能，＂头目思索了一秒钟，＂车上他还跟我说话哪！＂他走上前一步盯着尸体，又说：＂医生，请你们一定好好抢救，一定救活他。＂高佬丁耐心地解释：＂你看：没有呼吸，没有心跳，没有脉搏，双侧瞳孔都已放大，对光反映完全消失，他确实已经死亡了。你摸摸，这手脚都凉了。＂
头目用怀疑的眼光盯着高佬丁，再摸摸尸体的手脚，露出失望的神情。他向同伙作了个眼色，全退到走廊里商量。我们三个耐心地等着，听到他们小声激动的争论，还是没弄清他们到底是哪一派的，和死者是同伙还是敌人关系。一会儿他们走了进来，默默地照原样抬着尸体走了，连句＂谢谢＂都没说一句。从头到尾我们连死者的名字、年龄、地址、受伤经过都不知道。值班护士远远跟着他们到急诊室外，又小跑了回来，用手掌抚摸着胸口：＂哎哟，吓死我了，两辆车，全背着枪的！靠着氧气筒就吸烟，我都不敢说他们。＂
高佬丁也如释重负：＂走了就好，没拿枪顶着让咱们一定要把死人救活，还算好彩。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家伙什么蠢事都干得出来。＂我望着满地的泥水脚印和烟灰，找来一把拖把清理了一下。＂高佬丁问我：＂怎么样，明天还来不来？＂
我答：＂来，干吗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