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67年秋季六岁时入学，比正常入学年龄早了一岁，不清楚为什么早一年上学，当时正是文革风起云涌之时，是不是父母急着把我塞进学校好省一点心？只听母亲说当时去报名时被人问了一个问题：爸爸的工资多少？妈妈的工资多少？不知道为什么问这么个莫名其妙的问题。母亲说我回答说爸爸的工资五块钱，妈妈的工资三块钱。那个年代学校里毫无任何可以给一个孩子留下印象的好情好景，我只记得我的语文书是一本薄薄的灰色封面的书，数学书记不得了。语文第一课就是“毛主席万岁！”没学过拼音，以至于现在我还是不大能熟练地使用拼音，经常要试几次才能正确。我的学校是一个国营大厂的子弟小学，我的班是17班，连同16、18班组成一个年级。教室里摆放着三直排课桌，两人共用同一张桌子，每个班大约四十来人。最初一年好像连班主任都没有，是一个叫李丽红的高年级女红卫兵给我们上语文课，她当时是一个风云人物，只记得她还算和蔼可亲，但教了什么没有印象。就记得学校里闹哄哄的，高音喇叭总是不停，每天第一节课是“天天读”，学毛主席语录，跳忠字舞，学校里有一个叫李小曼的女孩忠字舞跳得最好。当时好像连教室都不固定，不知道为什么我记得我们曾经在一个中专的校舍里上过课，校舍后面有一个小山坡，上面有三、四座坟墓，最初立有碑，说是烈士墓，后来又被涂上红漆，说不是了，只是武斗中被打死的罢了。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为什么没有一点最初的小学生活的影子呵？我不记得怎样识字的，不记得怎样学会加法的，只记得在家里查字典识那些繁体字，想尽快地读完我那些宝贝书。
我的第一个班主任是常老师，也是我整个小学时的班主任。我们17班非常幸运，她是一个和蔼慈祥的老师，对每个孩子都很公平，我们虽然年少，却知道好歹，我们知道16班的段老师、18班的郭老师都很凶，可我们的常老师连对班上最淘气的孩子都和气，有时竟会被他们气哭了，当淘气鬼的父亲被招到学校，羞愧地要处罚自己的孩子时，常老师却坚决不许。三年级时常老师休完产假后被派给别班作班主任，我们17班所有的孩子一起跑到校长办公室坚决要求常老师回到17班，结果我们嬴了，她一直当我们的班主任直到我们小学毕业。
那个年代，什么都要革命都要改，三年级时要从秋季招生改为春季招生，所以多读了一个学期，可是到六年级上中学时又恢复秋季招生，又多读了一个学期，所以我上了十年学，但学制是九年，五年小学，四年中学。小学时期记不住学习了什么，却记得养猪场，记得忆苦思甜。我们每个班轮流喂养猪，从家里带青菜、剩饭剩菜、洗米水到学校。忆苦思甜时要听一个苦大仇深的老人讲述旧社会的苦难，然后把野菜与糠饼煮一锅饭吃，再难吃你也必须吃下去。还记得写作文，都是些无聊的题目，记叙文最经常，记一件好人好事呀，记忆苦思甜呀，记一次劳动呀，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呀，等等，万变不离其宗。我们小小年纪就学会了撒谎，写些言不由衷的或是根本就不懂的话，为了写作文去扫一次厕所，然后写上：“今天我看见厕所脏了，我想打扫又嫌脏，这时我想起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 于是我就扫了。” 写忆苦思甜呢，不光要记下来老人受过的苦，更重要的是要表明你的阶级立场，要深表对地主资本家的仇恨，还要表决心坚决接好革命班，不能让国民党反动派反攻大陆，“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唯一有点意思的是两次郊游，去过两次毛主席的故乡湘潭县韶山，最有印象的是屋前的池塘和屋后的竹林，而且父母会给带好吃的午餐，还有零花钱，还有坐火车，唱着“车轮飞，汽笛叫，火车向着韶山跑，穿过高山越过河，迎着霞光千万道。阳光灿烂照车厢，车厢里面真热闹，藏族大爷弹起琴，新疆姐姐把舞跳，蒙族叔叔唱起歌，一路歌声一路笑。韶山松树青又青，湘江两岸红旗扬，毛主席呀毛主席，您的教导永记牢，各族人民团结紧，祖国山河换新貌。车轮飞，汽笛叫，火车向着韶山跑，越近韶山歌越响，欢乐歌声冲云霄。” 唉，童年时的快乐时光实在不多，只有这些郊游的记叙文是我真正喜欢写的。
文革时期孩子们受到的唯一情感教育就是阶级仇恨，从小就被那些无中生有的“忆苦思甜”折磨着，可是最该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却只是靠那为数不多的几部抗日电影，这些电影是“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我们不知道国歌，只知道”国际歌”，“东方红”。我第一次知道国歌已经十四岁左右了，是在母亲的日记本的扉页上，不知道为什么会印刷在那里？那铿锵有力的曲调，慷慨激昂的歌词，深深地震撼了我。我也从未听说过“南京大屠杀”，更不知道国民党也是抗日的。小学四年级时参加过株洲市少年儿童文艺汇演，我们学校有一个合唱节目，还记得这些唱词：
女孩 （唱）爷爷爷爷呀不要卖我！咱爷孙俩个生死在一起。
男孩 （唱）可怜的孙儿呀，不是爷爷不疼你，地主阎王债呀如狼似虎利滚利！
我好像从来没有被这些悲情剧感动过，在我心深处固执地认为这些都是假的，无聊死了，就像当时发生在我周围的一切，因为不相信也就无从感动；只有我从文革前的文学书籍中了解到的东西是真的，是美好的，文革前和文革中是我当时判断事物好坏美丑的分界线，因为我自小就被这些作品所熏陶，再读文革中的假大空的东西时，高下立见，从来都没有被吸引过，我是宁愿重读一遍老书，也不想读那些新书。这次汇演的唯一好处是我们这些小演员表演后会得到两个白面包作为夜宵，这对于我来说是难得的美食，有一段时间工厂食堂卖的馒头都是荞麦粉做的，难吃极了，当时不知道这是健康食品呢。
小学四年级时发生了一件大事：林彪副统帅叛国投敌、机毁人亡，记不得我有任何感想，这时候已经会写政论文了，会巧妙地抄报纸、引用毛氏语录和诗词来写批判文章。1972年春季我进入了五年级，国家在悄悄的发生变化，在周总理的主持下，教育政策有了改进，中小学校开始抓教学质量，中学恢复开设英语，大学招生考试也在小范围内恢复了，这一年后来被批判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可是这是在我记忆中唯一留下深刻印象的小学生活，我从我封闭的世界中走出来了，对学校生活有了兴趣。我记得天天读没了,工宣队也不见了，课堂纪律变好，我们必须坐得端正，老师上课进教室我们必须起立，班干部轮流值班喊起立；课文变得有趣，革命故事代替了语录和口号，有些故事还有印象，如红军过金沙江过了三天三夜，毛主席也在江边办公三天三夜，他的警卫员陈昌奉陪着他紧张了三天三夜....童稚的心灵不是不感动的。
我这个学习委员地位变得重要，同学会因为学习和我亲近，喜欢参加我的学习小组，淘气鬼也因为要借我的作业抄而对我友好；作文又有了描写文，题目变得多样，老师会让我们看图作文，我们可以任意发挥，我最喜欢写，一篇又一篇地被老师选作范文。
开始看没头没尾的很旧很厚的革命小说，因为是文革前发表的，我就相信，就容易被感动。也是在这一年有本书催生了我第一次的少女情怀，突然发现爱情的美好。不知道这本书的名字，只记得男孩叫秉雄，女孩叫云英，当然又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因为贫困，女孩落入虎口，男孩逃离家乡参加了革命。在这一过程中，男孩对女孩的怜惜、保护和思念，他为她流血，为她奋不顾身，深深打动了我，初次领悟到原来男女之间的爱情可以如此美好，记得有种突然成长、懂事的感觉，从此就喜欢读有关爱情的描述，后来读《青春之歌》时，让我眼泪纷飞的就是林道静与卢嘉川之间的婉约而从未得以表白的爱情，林道静那首怀念卢嘉川的诗我背得滚瓜烂熟而且为之唏嘘不已，革命本身倒不怎么吸引人了。《林海雪原》《朝阳花》（贺龙红二方面军长征中的儿童的故事）《晋阳秋》（抗日战争初期山西省牺盟会的故事）等书都是这一时期爱读的，可是把它们借到手费了不少力。母亲是不允许把家里的任何书外借的，这是一条严格的规定，所以我没有可以与人交换的书，好像是以教女同学织毛衣换来的，有两种花样很难织，是“阿尔巴尼亚针”和“凤尾针”，我会织，所以可以用来换书读。母亲对我读这些没头没尾又脏兮兮的书很有意见，嫌耽误了我织毛衣，而且会把毛线弄脏，我只好趁她上班时读，或者边织边读，有些提心吊胆，怕惹她生气。
我们市里在这一年里举办了全市中小学语文、数学的统一考试，16班考得最好，有12人及格，我们17班中等，7人及格，18班最差，只有4人及格。我当然是这七人之一，我第一次知道学习的重要性而且深为自己能考及格自豪。妹妹应该是上三年级，她的穿白大褂作科学家的梦想应该是这个时期萌芽的。姐姐在这一年进入中学，我还记得她发下来一套非常像模像样的教科书，每一本都很厚，尤其是物理化学书，那可是在几年后我的高考中立了大功的，而且竟然有英语书！母亲非常高兴，张罗着让姐姐包好书，还兴致很高地教我们读英文26个字母，我很快就背出来了，母亲大为惊讶，夸奖了几句话。可惜这一切不过是昙花一现，短短一年而已。当我进入中学时的1973年，中国又不平静了，“白卷英雄”张铁生、“反潮流小将”黄帅把刚刚纳入正轨的学校生活又搅了个底朝天，因为河南一个学生写了这么几句话：“我是中国人，何必学英语，不会ABC, 也能接好革命班。”我们的英语课就停了。后来著名的歌唱家李谷一当时演了一部湖南湘剧“园丁之歌”，因为歌颂教师也无端遭到批判，老师们的尊严被完全扫地。我当时刚刚经过小学最后一年的火热学习，对学习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进入中学真是被泼了一盆冷水，心都凉了。从学习张铁生中了解到当时国家有意让一部分中学生通过考试直接上大学，这也是我梦寐以求的，这下全泡汤了，心中的失望无以言表，这种失望的情绪逐年增强，到高中最后一年已是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