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六六年八月底，八月十八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一些小道消息传到了成都。譬如说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的女红卫兵叫宋要武，这名字是毛主席给改的。她原来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毛主席说要武嘛，就改成了宋要武。
芸芸众生，就是特别喜欢听传闻，也不管是真是假，只要是在报上读不到的广播里听不到的小道消息，大家就稀奇就爱听，还不停地口耳相传。不过大多数同学们都以为，这种接见是各地安排的人去，谁也不敢擅自行动：无组织无纪律地离开学校，能行吗？到北京去谁认你？许多同学都没有这个胆，大家都还在观望，再说，也没那么多钱嘛。
夏天时间长，每天吃过晚饭，只要不是下雨，学生们老师们都爱步出校门，出外散散步。一来消消暑气，二来发散发散一天下来留在身心的闷气和压力。
这一天傍晚，吃过晚饭，我照往常一样，独自漫步出来，恰好在校门口碰见了鹃从校外回来。一看见我，鹃立刻笑跑着赶紧迎过来告诉我：可以凭学生证到火车站拿票去北京。
我不敢相信地问她：“真的？”
“向毛主席保证！我还去车站看了，是真的。” 鹃有些急了地发誓道，“我还听人说，这叫啥？叫串联。”
我一听，马上就推着鹃转过身去，汗流浃背地跑跑走走，从南到北穿城而过，来到了火车北站售票处。
二.
北门火车站是成都的主客运中心站，开往全国以及全省各地的绝大部分火车都是从这里发出，当然也是这些火车的终点站。由于没有放暑假，学生都被关在学校里，大专院校及中专又停了招生，火车也就没有了夏运的高潮，直达北京的售票窗口前只排了稀稀疏疏的几个人。
北门火车站是省城主客运中心站，开往全国各地的绝大部分火车都是从这里发运，当然也是这些火车的终点站。由于没有放暑假，学生都被关在学校里，大专院校及中专又停了招生，火车也就没有了夏运的高潮，直达北京的售票窗口前只排了稀稀疏疏的几个人。
鹃和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是不敢去排队。歇了一会儿，我对鹃说：“我们去前边售票口看看。”
于是我们来到售票窗口前，站在队列右边齐胸高的铁栏杆旁。
我们先是观察了一下队列，我侧身偏头在鹃的耳边低语道：“第三个是男生，看他咋个买票。”
那学生模样的男孩子来到了窗口前。我们看他有些怯怯地把捏在手心里的一个小本子递了进去，却看不太清他是否在本子里夹着钱，也一起递进去的。
很快，卖票的将一张票往一台打卡机上一划，便有了日期车次，然后往小本子里一夹，放到了窗口前。
这一次，我们俩都看清了，那小本子上有学生证三个字，而且，一分钱零钱也没找。我赶紧跑到队列后面，然后迎着那走出队列的男生问道：“只用学生证不花钱也能拿到票？”
那男生盯了我一眼，脸有些红地刚嗯唔了一声，突然举起那夹着票的学生证，兴奋地蹦跳着对正朝他跑来的另外一个男生喊道：“拿到了！拿到了!”
果然是只用学生证拿的票。我拉起刚跑过来的鹃马上就站到了队列后面。
三.
队列松松的，一会儿就快到窗口了，本来站在我前面的鹃胆怯地把我推到了前面去。我也还是害怕，但我莫得推了。我知道，我再推，这事就黄了。我只好强作镇定，畏畏缩缩地把学生证放在窗口前，怯生生地说道：“要一张去北京的火车票。”
同时，我也作好准备，只要卖票的问自己要钱，我马上抓起学生证就往回跑。
售票员没有回答我，微底着头，职业性的问：“哪天的？”
“就今晚。”我木了一下，才反映过来，赶紧回答，生怕换一个时间就不行了一样。
售票员将一张火车票往打卡机上卡擦一划，打上时间，然后贴上一张坐票签，夹进翻在面前的学生证里，递还给我。接着喊：“下一个！”
下一个是鹃，有了我在前面做了样板，她毫不迟疑地赶紧把学生证递了进去，也拿到了当晚去北京的火车票。这一下，高兴得我俩完全忘了来时的累，又蹦跳着从北门火车站回到靠近南门火车站的学校里。
一回到学校，我们赶紧收拾行李，恰好跟我同寝室的同学蓉在寝室里，一听便提出来也要去，我自然是毫不犹豫地回道：“走吧！搞快点儿，还拿得到票。”
四.
这是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底，离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只有十来天的时间，学生串联才刚刚开始，坐火车串联的学生还很少。火车上的乘务员都倍觉新鲜，对我们特别的照顾。火车刚一离站，就有乘务员过来把我们三人从硬座车厢带到了硬卧车厢，让我们享受硬卧的待遇，这一下，高兴得我们又叫又跳。
串联的同学们坐在一起，互相交换着各自仅有的消息，兴奋的谈论着当前的革命形式。
开饭了，列车员推着满满的一车盒饭免费供应给学生们。大家友好地互相传递着，互相寻问着，彼此照顾着，……。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吃过饭，车厢里有谁开始唱了起来。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立刻，全车厢都附和着唱。
“共产党，她辛劳为民族，
“共产党，她一心救中国。……”
坐着不要钱的车，吃完不要钱的饭，认识不认识的人都互相关心、互相照顾，又齐声唱着革命歌曲，大家真有到了共产主义的感觉。
坐在我们对面的是一个高大潇洒、谈吐不俗，也是从成都出发的男生。他是孤身一人，说话总给人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谨慎，欢乐的笑声里好像潜藏得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眼睛似乎也随时在搜寻警惕着周围。他始终也不肯告诉我们他是哪一个学校的，他的名字。他也决不打听别人的名字和情况。
五.
“过黄河了！看啦，这是黄河！” 这消息又在车厢里引起了兴奋的高潮。我们都没出过川也从没见过黄河，不由得一起开心地大笑起来，指点着车窗外大声说：“看，黄河，我们的脚下是黄河！好宽咯！”
“啊，黄河！” 有人站了起来，挥舞着双手，扬着下巴，半闭着双眼，诗兴大发地纵声朗诵道，“我的母亲河，中华民族的摇篮！”
“啊，黄河！” 立刻又有人从另一边站了起来，高声应和道，“我的母亲河，你是几千年文明的见证！”
“啊，黄河！”第三个人站到了座位上，更洪亮的朗诵道，“我的母亲河，您还是那样黄汤滚滚，我们一定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把你治清！”
……
“好！说得好！” 车厢里一片欢腾，一片笑语，大家都鼓起巴巴掌来，大声赞扬，完全是一付亲密无间、志同道合的战友样子。接着便有人唱起来：
“风在吼，马在叫，……”
整个车厢都在同声附和：“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歌声里没有当年那种驱除鞑虏的同仇敌忾，却有着谁也说不清的年青人的慷慨激昂。火车在歌声中驶过了黄河，继续向前，向北京开去。
六.
火车快到郑州车站时，车厢里起了一阵骚动。
“郑州是北京的门户，到了郑州，离北京就不远了。”有人大声的炫耀着地理知识。
突然，后面车厢里响起了凄历的尖叫声和皮带抽人的劈啪声。好像电影里的画面定住了格，所有的人都僵在那里。紧接着，车厢里起了一阵更大的骚动。
“抓住了一个‘黑五类’子女。”人们在窃窃私语，这突如其来的巨变把人从共产主义的幻觉中又带回到现实中来。
许多想看过究竟的人在往后面车厢涌。文革初期，地富反坏右，也就是地主富农反动份子坏份子右派份子，被定为黑五类，这些人的子女，就是黑五类子女。
“凡是‘黑五类’狗崽子，一律在郑州下车，返回原地，不许进京！北京不欢迎你们！”有人命令式地吼叫着。
我强作镇静的坐在靠窗的位子上，静等事态的变化，不敢去看那打人的场面。突然，我想起了他，那个坐在对面的潇洒的男生！他已经没有在对面的座位上了。我站起来，扫视着整个车厢，却看不见那个男生的身影。他消失了，趁混乱的当口。
这时候，有人在拉我的衣袖，我回过头来，看见了卷缩成一团的蓉。她脸色苍白，结结巴巴地对我说：“我头···头疼得···得历害，我准备前面就···就下车回去。”她的牙齿上下打着磕。
七.
我把询问的眼光扫向一旁的鹃。鹃的牙齿有点暴，昏暗中我也弄不清她是在笑，还是习惯性的露着牙。至少我可以看出来她的面色带着得意，她仿佛在向我表示：我不会主动去告发谁，但是如果有人问到我，我也不能向毛主席撒谎呀。
我不敢再看蓉，无助地把头转向了窗外。当我再转回头来时，蓉已经不见了。
蓉是个个子矮矮，身材横横，眼睛小小，却爱叮叮呤呤开心笑的女孩儿。我曾经去过她们家。她家住着两大间铺板房，又高大又拽实。房柱铺板，还有做墙的裙板，都是用桐油浸得黄桑桑的，又厚又笨重，一看就是好木料。房瓦也青蓝青蓝地闪着光。而且房子的位置就在最繁华的商业街背后，这一切全都在张显着主人的殷实富足。
文革了，我才听说她们家解放前是开铺子做生意的，生意还做得很红火。解放时，因为她姐参加了土改，全家人又都很会做人，没跟人结下啥子怨，铺面也做得不大，赚的钱要么吃喝玩耍要么接济捐助，花了不少，也没置买啥子多余的房产地契，划成份时便给她家划轻了，划成了小业主，其实她家该划成民族资本家。具说她家的金条都有好多，只是窖了起来，谁也找不到。
蓉明白自己家庭出身不好，从来在学校里就很知情识趣，胆子又小，在班上做什么都只求一个中字；成绩中等，政治表现中等。凡事只要一扯上成份，她就赶紧退缩，只求明哲保身，从不多嘴多舌。
我没有在车厢里找蓉，也没有想过去劝劝她留下，也许能混过去咧。那时候的人心思太单纯。我只是难过地底下了头，心里有说不出的沉重。
八.
也就在这时候，一群不怕事的男生们团在了一起，向那群打人的人责问道：“你们用什么能证明你们的出身就一定是红五类咧？就凭嘴说？！谁相信！”
“谁敢不相信老子的成份是红五类？说，谁敢？看我不……。”为首是一个五大三粗的大个子，剪着小平头，穿着一身没有帽徽领章的黄军装，腰上的铜头宽皮带已经取了下来，捏在手里。一听有人这样说，他满面是不肖的高傲，暴怒地吼着又举起了手中的皮带。立刻，几个男生围上去，抱的抱身子，扯的扯手杆，让他动弹不得，还有几个人扯住了他的皮带，缴了下来。凑不上去的人就在一边七嘴八舌地乱喊：
“先报报，你是什么成份？”
“你说是红五类，证据咧？证据在那里？拿证据来。”
“他是色历内荏，他心虚才用这个法子来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说不定他的成份就有问题。”
车厢的过道本来就窄，这一下，更是挤成一团，前推后拉的，谁也不让谁。
“说这话的站出来，看我不抽断他的筋！”顶着小平头的大个子样子看去很滑稽，有点上小下大，再配上肥厚的嘴唇，现在又大张着血盆似的嘴在吼，更显得下面大得吞人似的可怕，“我爹爹是老红军，走过二万五！”
他说爹爹时发的是嗲嗲，旁边人丛里就有不睬祸事的人细声细气地学他道：“我——嗲——嗲——是老红军，走过二万五。”人丛里立刻暴发出一阵哄笑。笑声鼓励了那学舌的人，学舌的人更得意了，躲在人群里说道，“走过二万五又怎么样？大大小小的运动这么多，说不定早就犯错误被拉下来了咧！”
大个子一听这话，气焰顿时有些收敛，神色也一暗。说话的人更得意了，一个单单薄薄、脸色白中透青却精精神神很成熟的小个子大男生，立即从人群中好不容易拱出半个身子来，理直气壮地背道：“任何人，不管他职位有多高、资格有多老、声望有多大，只要他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就要罢他的官。这是最近一期《红旗》杂志上提出来的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标准。”
小个子立刻成了人群的中心，大家都向他投去佩服的眼光。小个子却没有得理不让人，他见大个子的手完全软了下来，便提议到了郑州车站，把大家集合在一起，先跟各人学校联系，查了成份再决定可不可以进北京城，也包括他们在内。
眼看这边人多嘴利，辩论起来一套一套的，说是绝对说不过的，打，人手又不够，也占不了便宜。大个子他们便接受了这个折中的方法。
九.
郑州车站，夕阳辉映的郑州车站终于到了。火车卡嚓一声，微微向后退了一下便停了。我们这节车厢恰好停在过铁轨的天桥旁。我麻木的、熟视无睹的望着窗外，静等着什么。车厢里只有上、下旅客的喧哗声，一直没有人再宣起查成份的波澜。
我的心开始松了下来，我轻轻的、缓缓的舒了一口气，视力也开始恢复过来。突然，我的心又紧缩成了一团！我看见了什么？！我赶紧用手捂住已经张开的口，把涌到喉头的叫喊硬咽了回去。
一个三十开外的女人跪在天桥下！腊黄色的尖脸很瘦，眼帘底垂，尘灰满面。头发被剪得很断，参差不齐，头发中还剃了个大十字。脖子上挂了几串长长的破鞋，直垂到地。身上穿着撕破了的花衣服，满身满脸的被涂上了墨汁。俩手向上举起作投降的姿势，又似乎在向路人祈求什么。
这时又有人在拉我的衣袖，这次是鹃。
鹃惊慌地盯着我，仿佛在说；我不会提你的事情！不会的，绝对不会。因为我在学校里挨个大字报，说我是白专典型。
十.
鹃的家庭成份很好，他父亲是产业工人，属红五类。产业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革民干部，这就是红五类。
鹃的出生虽好，在班上却很是被同学们瞧不起。论成绩，她经常是几科不及格。论相貌，她说不上漂亮，一张瘦长得过度了点儿的黄瓜脸，只有二指宽，把个五官挤得来又小又扁。不过跟已经在发育长胖的大多数女同学比，她却有一付干瘦的排骨身材，可以让她随心所欲地打扮，穿一些花里胡哨左凹右拐的衣服，这又让同学们尤其是发育了的女生们，觉得她简直是在丑人多作怪。论要求进步，她从不做任何靠近组织、写入团申请书、积极表现之类的事。最让全班同学们看不惯的是，小小年纪，还是个中学生，居然在外面社会上交得有工作了的男朋友，思想太复杂！
鹃的父亲在她刚记事时就去世了，母亲没有工作，独自带着她无以为生，便改了嫁。
继父嫌鹃是个拖油瓶，待她并不好。她从小读书的学费和伙食费都是靠学校的助学金，却经常穿得来光鲜亮丽，具说是在外面交的男朋友给买的。这男朋友交了还不止一个，竟有挣风吃醋打到学校里来告状的。于是人们投给她的眼光，看她的眼神，除了轻蔑，就是鄙视。有的同学甚至在过道上碰到她，就当没看见，头一扭过去了，连句招呼话都没有。她唯一可以炫耀的就只有她的成份，工人阶级，而且是三代血统工人。
鹃能考上学校，也是她班主任，找到招生办和招生的学校说，这女孩儿成份这么好，可家里没人管，不能让她这样早流入社会，否则有可能毁了她。不过她的那些太前卫的行径还是惹恼了许多工人家庭出生的同学，他们不肖于与她为伍，甚至还有骚言杂语的话传出来：工人阶级的子女也有败类。
在学校里，在班上，鹃是孤独的。我因为被班上同学写大字报的事，把自己封闭了起来，也是孤独的。两个孤独的人生活在同一层楼两间相邻的宿舍里，只是隔着一堵墙，鹃的寝室就在我的隔壁。
一天，我走过隔壁寝室，无意识地侧头一望，寝室的门是开着的，正好鹃也在往外望，两人的眼对在了一起，不管理由是啥子，孤独寂寥的眼神都是暗淡无光的。就在两人对望的一霎那，就如同一见钟情的情人一样，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使俩人互相觉得亲近了许多，这感觉将两人拉到了一起。于是，我和鹃交往频繁起来，但也不是形影不离的那种，因为俩人的性格爱好实在是相差太远。
再说呐，我也不喜欢和任何人形影不离，我还没有遇到那种让我可以和她形影不离的朋友，我总爱留下一些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去作我喜欢做的事，看我喜欢看的小说。这样一来，我和鹃也就只是有时一起去食堂买饭、洗衣服、散散步或者聊聊天。
十一.
我的家庭成份是职员，凡是不属红黑两类，如职员小业主之类的，都属麻五类。不过在运动深入中，把民族资产阶级也划入了黑类，再加上被称为黑帮份子的走资派，于是黑五类就变成了黑七类：地富反坏右资黑。革命的敌人在壮大。
如果我本人没有啥，如被人写大字报之类，我就不是革命的敌人，我就可以站到革命队伍一边，所以鹃对我说出那样的话。
我仍旧把头转向窗外。
让人压抑地沉默了一阵，我觉得鹃又在拉我的衣袖，我想不理她，却又明显地感到靠在我身上的鹃在瑟瑟发抖，我只好转过头去，看到的是鹃十分慌乱的眼神。我搞不懂了：她又怕啥子嘛！只见她惊慌地盯着自己，语无论次地喃喃道：“我们互相都不说啥，就当不认识，不认识！别人问起，就说是在火车站拿票时碰上的。”
我愣了一下，马上明白过来：她是害怕了！害怕把她也当作破鞋整！
再说，如果留下她一个人，她不但胆小，遇上事还没主见，又从没一个人出过这么远的门，毕竟只有十七、八岁，又是在这样动乱的环境里，她需要我这个伴。再说，我的成份虽不红，却也不黑，属于麻五类。当时那些人也没有提到不让麻五类进京呀，只要不提我挨批的事，进京该是莫得问题吧。
我不置可否地又转向了窗外，任她还在不停地碎碎叨叨。我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算是回答了她，便用眼光在月台上搜索起来，仔细地查看着每一个下车的旅客，可是我始终没有看到坐在我们对面的那个男生和蓉。后来，我串联回来，才听蓉说，她没到郑州就在一个临时停车的小站上下了车，和那位男生一道回了成都。
十二.
火车终于离开了郑州车站，缓缓地向北京驶去。
车厢里很静，连日来的歌声笑语全没了，只有列车员例行公事的报站声。
到北京站时已经很晚了，学生们聚集在候车大厅里等着过查成份这一关，却不知道是谁在黑暗中大叫了一声：“同志们，冲啊！”呼拉一下，排成长方队的同学全都朝四面八方跑去。
鹃和我稍稍迟疑了一下，赶紧也跟着乱跑。我们刚跑出候车大厅，就看见车上那个清水脸的小个子，和其他几个在车上不睬祸事的同学，被一个迎面跑来接他们的人拦住了。那拦住他们的人还大声武气地说：“你们回来晚了！毛主席昨天才接见过！”
很显然，那人还沉浸在被接见的兴奋中，话匣子一开，就滔滔不绝起来：“还有主席的夫人也出来了的，长得又高又瘦，很有风度呃！由总理陪同着下了天安门，来到我们学生中间。以前不要说见，连听都没听说过是什么样，这一回都看到了。还有好多好多新的中央领导人咯。……”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小个子打断了来人的话，很机警地说道，“回校再说。”说完就拉着那人快速地往黑暗中走去。
我这才知道，他们就是北京的大学生，便与鹃商量，去找他们问问到了北京咋个办。等我们商量好，再回头看他们时，他们早就在黑暗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于是我和鹃没有走：深更半夜，人生地不熟的，往哪儿走哇？我们又回到了候车室，在长椅上找了个位子卷了一夜。
第二天凌晨，我们刚走出北京火车站，就看到同车来的人，还有一些也象我们一样，在候车室里过的夜。其中还有人告诉我们说：去找红卫兵接待站，可以在那里凭学生证安排食宿。
这天才刚亮，时间还早得很，还是先逛逛吧，毕竟是第一次来首都嘛。我们商议道：要是再被那群要查这查那的学生发现，弄不好连北京城都没逛到，就被送回去了呢，那就太划不来了。至于接待站，晚点去也可以。
十三.
我们漫步在北京街头，好奇地东张西望。突然我看见了红墙，天安门的红墙！
“阿，天安门！”我惊喜地叫了起来，指给鹃看。
鹃也跟我一样的兴奋，也按捺不住地高声笑了起来：“天安门到了！我们到了天安门了！”
就在这时，一个穿兰布衣裤的瘦长小姑娘，臂上也有一个红袖套，上面写着打回老家去战斗队，马上走过来，一人给了我们一张传单。
我起初以为又是啥子小道消息或大批判之类的文章，还傻乎乎地望着那小姑娘一笑，谁知人家板着个脸，理也不理我。我被搞得莫名其妙，心下忐忑地赶紧打开传单一看，原来上面写的是要我们赶快离开北京，回本省本城本校去闹革命！
传单上还说北京已经受不了全国的学生都往这里跑，人满为患，不堪重负，交通住宿食物供应都成了大问题。吓得我们再也不敢说话，因为一开腔，那纯正的外地口音就暴露了我们的身份，外地进京的学生。在京的外地学生不一样，总会点儿京味普通话。
我们使劲闭紧嘴，还是忍俊不禁地要笑，来到天安门城墙根前了阿。她们看见许多人拿出学生证，然后翻开来，用雪白的扉页去擦红色的墙土，把扉页也擦得通红，才心满意足地离开。她们也学着别人，掏出学生证，使劲的去擦那一块已经显得发白的红城墙，好不容易才把扉页擦红，也心满意足地走了开去。
在天安门前的大街上，我们也闹不清是啥子街名，边看边继续往前走。突然，我看到一群和我们年龄相访的女孩子围在路边上，个个穿着黄军服，戴着红卫兵袖套，也听不到什么叽喳声。一大清早，她们悄没声息地围在那里干啥子唉？我好奇起来，想看个究竟，便走了过去。
突然，眼前的景象把我惊得目瞪口呆，我猛地刹住脚，用手按住胸口，想止住剧烈的心跳。她看见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婆垂着手、顺着眼站在女孩子们中间，麻木、谦卑而又恭顺。她的脸上身上挂满了鼻涕和口水，但是她的两手依旧垂着，连眼皮也不抬一抬，毫无去揩的意思。革命的红小将们仍旧还在不停地向她满头满身的吐口水，不停的擤鼻子，把鼻涕摔到她的脸上身上，象打靶的人在练准头。
……
我不敢再看，低着头，拉起鹃一边走了开去一边说：“我们还是去找红卫兵接待站吧。”
十四.
来到红卫兵接待站才知道，那等着接待的红卫兵象蚂蚁一样，一圈又一圈地绕着那房间走道院子排，密密麻麻排得个昏天黑地。我和鹃，在那接待室的走廊上过道边院子里，进进出出来来去去，一个接一个地追着问。被问到的人都无精打采地回一两个字，或者干脆抬手轻轻一指，便埋下头去。足足追了小半天才好不容易找到了队列的最后边排上。
我们排在那里，跟其他人一样，困了就坐在地下把头埋在膝盖上打瞌睡。还好我们是俩个人，可以轮流上厕所，仅着兜里的一点儿钱，饿了去买点儿馒头——只能买馒头，看着油条吞口水，兜里无钱。就这样排了一天一夜，有人问及，我们也只有要死不活地回答一两个字的精气神了，这才被安排到了北京市第八十九中。
来到那所中学，住的就是教室里几张课桌靠墙拼起来的一个大通铺，上面放了几张草席，反正学校也停课了。然后每天可以三餐免费去学校食堂里拿窝窝头或馒头吃，有时中午是面条。如果要出去，早饭可以向食堂多要两个馒头或窝窝头当干粮。我以前没吃过窝窝头，不过觉得那馒头颜色发灰，味道有点儿酸，窝窝头虽说糙点儿，味却有些回甜，我反而爱吃。
九月的北京，天气已经开始凉了起来，街上还乎乎地刮起了风。我们连换洗的衣服都没带，更没有天凉时该加的衣服了。一出门去俩人都冷得清鼻涕吊吊，又打喷嚏又咳嗽，于是我们只好窝在教室里了。再说，火车上的查成份，还让我心有余悸，刚一到就在北京街头看见的吐口水擤鼻涕那一幕，更使我噤若寒蝉。现在，北京城里到处都是红卫兵，红海洋，一种莫名的恐惧笼罩着我。我要是去那些大学看大字报，去接触红卫兵，人家要是问起成份问起在学校的表现咋个回答？一旦被人发现真实情况的后果让我恐惧莫名，于是我完全无心再在北京城呆下去了，更无意留在北京等待不知道还有没有的毛主席接见。
主意一定，我便跟鹃说：“不知道毛主席还接不接见，问谁谁都说不知道，这样呆下去咋办？又不能出去。这身衣服从出来时就穿起，都穿了一个多星期了，满身咬得哟，还是回去吧。”
本来就没啥大主意的鹃觉得北京一点儿不好玩，一出门一开腔就被人散传单，要求你离开，再加上身子瘦弱，头痛得要暴了似的，早就想回去了，只是不好先开口。现在听我这样说，马上就笑逐颜开地同意了。就这样，我们两人就在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的前一天搭上了回川的火车。
（十一）
离进京也就十多天的时间，在回来的火车上，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我们回来坐的火车不再是普客，而是红卫兵专列，其实就意味着不定时，不定车次，什么时候铁路有空可乘才能走一站两站，塞满一车厢学生才发车的特慢车。车上没有暖气，没有茶水饭菜供应，更没有任何服务，连报站都没有。车厢里的坐位下，行李架上，都塞满了人。如果你两只脚都放在地上，就千万不要提起一只来，否则你就再也放不回去。在三个人的长椅上，足足坐了六七个人。
其实起初也只坐了三四个，我就坐在位置的最边上。不过站着的人实在是太多，不知道时间，不晓得开了多远，一路上不停地有实在站不住了的人，上前来说，挤一挤。都是出来串联的，谁也不好说不。我又不愿意象夹心饼干样被男女混杂着夹在中间，便始终坐在最边上。到完全挤不进来时，我坐的最末端，已经是第七个了！实际上我只是臀部的后边靠在位子上，完全没有地方坐了。
在我的面前，一个高个子男生一只脚站在地下，背靠在行李架边上，一只脚悬空的吊着，就这样看着窗外日起日落了两次。最后，他终于支持不住，一屁股坐在我的怀里。
我把椅子上的那一丁点让给了他，自己站了起来，还好两只脚是落到地上的。当我站得精疲力尽，连看窗外日出日落的心都没了，觉得再也支撑不住时，火车哐啷一声停下来。又过了一会儿，车厢里开始涌动起来，往车门外挤。
有人在问到哪了？居然还有人有气无力地对着无精打采的车内人说：“成都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