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即使在文革，没有人把这古老的传统当“四旧”“破”掉。一时间，我发现，很多人都在谈情说爱。
我们那些在北京上大学的亲戚们，魔术般地“一变俩”。他们在大学是“逍遥派”，自然有时间找对象，便带着对象来看我们。“人来疯”的我无比兴奋，热情地招待新亲戚。我最喜欢夹在情人中间听他们说话，还时不时地插嘴。外婆笑着说“小妹不要当灯泡啊！”没人给我解释什么叫“灯泡”，我以为是好事，过足了当“灯泡”的瘾。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些亲戚的对象也没有光彩照人的出身，在运动中也是逍遥分子，只有一位表舅的女朋友出身工人家庭。这位美丽的南方姑娘，是表舅的大学同学，对表舅一往情深，对我们象亲人一样。每次来我家，她总是要先自我批判，说自己出身好有“自来红”的思想。面临研究生毕业分配的表舅，前景很不乐观，可这位后来成为表舅妈的姑娘，表现出一幅要和爱人一起下地狱的样子。
表舅妈履行了爱情的诺言，无论表舅的境遇如何，她不离不弃，精心地照顾了表舅和孩子，承担了所有家务。那个年月，艰辛的生活消磨了她。表舅妈每次出差来京，总要来看望我们，对我们更是亲如一家。而我们看见的她，却是日渐憔悴，象朵枯萎的花。正值英年的表舅妈终于病倒，带着对家人的惦念和不舍，离开人世，将无限的遗憾，留给我们活着的人！
这些亲戚正是谈婚论嫁的年龄，总算没有虚度时光，找到了他们的伴侣，共同度过那一段艰难的岁月。
胡同里有些初、高中年龄的红卫兵们，也开始出双入对。吴二姐称他们是流氓、红卫兵的败类。刘二哥领来几个朋友中有女生，不知吴二姐说了什么，他俩闹翻了，刘二哥再也不理睬院子里的孩子。
有一天，吴二姐自己带来一位男青年。吴二姐向院子里好奇的人们说，这是她们的辅导员。就象我们小学，有初中生当辅导员。中学有高中生任辅导员，哥哥他们很崇拜辅导员，还多次把他带到我们家。所以我想，吴二姐也是崇拜辅导员，在和他谈革命工作。
可是，吴二姐变了。每当男辅导员来，吴二姐便没有了往日的咄咄逼人，恢复了少女的腼腆和温柔。有一天，送走她的辅导员后，吴二姐看到站在院子里的我，似乎有很多话要说，她问我：“他像不像洪常青（演《红色娘子军》党代表的芭蕾舞演员，是当时的“美男子”）？”“很象！就是个矮了点儿。” 我老老实实地答。从此，身材高挑的吴二姐驼背了。后来，吴二姐到陕北插队，她的“洪常青”一直等着她，很多年后，终于成了吴家的女婿。
运动要每个小老百姓“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如果年轻的红卫兵将原始冲动当成“私字一闪念”，就不会有以下的故事了。不久，胡同里出了一件轰动的大新闻：另一个四合院、一位年龄大约十六岁的女孩儿大肚子了。事情是“电话老头”无意“泄露”的。
那时，几个胡同共用一个电话，一对老夫妇的生计，全倚仗看守电话和送“传呼”。“电话老头”很敬业，貌似对人家的私事不感兴趣，一有传呼，即使在吃饭，撂下碗筷，蹬上自行车就走。若“电话老头”不在，小脚的“电话老太”也会龙飞凤舞般地走去送传呼。“电话老头”总是来去匆匆，刚进四合院的大门，就开始大喊：谁谁谁的电话！然后一边往事主家走，一边“广播”传呼内容。等当事人听到传呼，所有的邻居也知道了。那时根本没有隐私可言。
在孩子们中，“大肚子”是“怀孕”的代名词。其实，事前没人能看出那女孩儿大肚子。女孩儿去医院作手术，她那位“革命战友”的男红卫兵从医院打电话回来报平安。“电话老头”在四合院中大声地喊：“金柱来的电话 ……”。
这事传出来，胡同里无所事事的孩子们，顿时象打了兴奋剂一样，奔走相告，把“电话老头”的传呼添油加醋地传到每一个角落，这个女孩儿顿时名声扫地。不更人事的我，感到不寒而栗：如果自己摊上这种事，真是没脸活了！我见孩子就打听，到底是怎么回事。所有被问到的孩子，都绘声绘色地把“电话老头”的传呼重复一遍，但这并不解决我的疑问，我想知道的是，怎样才不会落到这个地步。
我想起小毛姐的二姐。搞不清李二姐是哪一届的，只知道她大我很多。大概是因为脚有残疾，李二姐不爱说话，也不与院子里的孩子们参和，在人面前总是低着头。小毛姐因为排练节目很忙，几次找她玩不遇，我发现李二姐人很友好，和我一样寂寞、渴望交流。于是，我们成了好朋友。
李二姐年龄大，一定什么都知道。我问李二姐那个女的为什么会大肚子，李二姐沉吟片刻说“她和男的睡觉了”。虽然没有更多的细节，我认定：要想不大肚子，就要和男的保持距离，床的尺寸就是测量安全距离的标准。在后来的几年里，每当我从安徽返回北京，从蚌埠蹬上拥挤不堪的沪京直快，或站、或坐在行李上，和其他乘客象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如果身边是男乘客，我总是忐忑不安，心里默默地、祈祷般似地念叨“千万别大肚子”。我发现，“祈祷”总是管用的。
我们那些在北京上大学的亲戚们，魔术般地“一变俩”。他们在大学是“逍遥派”，自然有时间找对象，便带着对象来看我们。“人来疯”的我无比兴奋，热情地招待新亲戚。我最喜欢夹在情人中间听他们说话，还时不时地插嘴。外婆笑着说“小妹不要当灯泡啊！”没人给我解释什么叫“灯泡”，我以为是好事，过足了当“灯泡”的瘾。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些亲戚的对象也没有光彩照人的出身，在运动中也是逍遥分子，只有一位表舅的女朋友出身工人家庭。这位美丽的南方姑娘，是表舅的大学同学，对表舅一往情深，对我们象亲人一样。每次来我家，她总是要先自我批判，说自己出身好有“自来红”的思想。面临研究生毕业分配的表舅，前景很不乐观，可这位后来成为表舅妈的姑娘，表现出一幅要和爱人一起下地狱的样子。
表舅妈履行了爱情的诺言，无论表舅的境遇如何，她不离不弃，精心地照顾了表舅和孩子，承担了所有家务。那个年月，艰辛的生活消磨了她。表舅妈每次出差来京，总要来看望我们，对我们更是亲如一家。而我们看见的她，却是日渐憔悴，象朵枯萎的花。正值英年的表舅妈终于病倒，带着对家人的惦念和不舍，离开人世，将无限的遗憾，留给我们活着的人！
这些亲戚正是谈婚论嫁的年龄，总算没有虚度时光，找到了他们的伴侣，共同度过那一段艰难的岁月。
胡同里有些初、高中年龄的红卫兵们，也开始出双入对。吴二姐称他们是流氓、红卫兵的败类。刘二哥领来几个朋友中有女生，不知吴二姐说了什么，他俩闹翻了，刘二哥再也不理睬院子里的孩子。
有一天，吴二姐自己带来一位男青年。吴二姐向院子里好奇的人们说，这是她们的辅导员。就象我们小学，有初中生当辅导员。中学有高中生任辅导员，哥哥他们很崇拜辅导员，还多次把他带到我们家。所以我想，吴二姐也是崇拜辅导员，在和他谈革命工作。
可是，吴二姐变了。每当男辅导员来，吴二姐便没有了往日的咄咄逼人，恢复了少女的腼腆和温柔。有一天，送走她的辅导员后，吴二姐看到站在院子里的我，似乎有很多话要说，她问我：“他像不像洪常青（演《红色娘子军》党代表的芭蕾舞演员，是当时的“美男子”）？”“很象！就是个矮了点儿。” 我老老实实地答。从此，身材高挑的吴二姐驼背了。后来，吴二姐到陕北插队，她的“洪常青”一直等着她，很多年后，终于成了吴家的女婿。
运动要每个小老百姓“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如果年轻的红卫兵将原始冲动当成“私字一闪念”，就不会有以下的故事了。不久，胡同里出了一件轰动的大新闻：另一个四合院、一位年龄大约十六岁的女孩儿大肚子了。事情是“电话老头”无意“泄露”的。
那时，几个胡同共用一个电话，一对老夫妇的生计，全倚仗看守电话和送“传呼”。“电话老头”很敬业，貌似对人家的私事不感兴趣，一有传呼，即使在吃饭，撂下碗筷，蹬上自行车就走。若“电话老头”不在，小脚的“电话老太”也会龙飞凤舞般地走去送传呼。“电话老头”总是来去匆匆，刚进四合院的大门，就开始大喊：谁谁谁的电话！然后一边往事主家走，一边“广播”传呼内容。等当事人听到传呼，所有的邻居也知道了。那时根本没有隐私可言。
在孩子们中，“大肚子”是“怀孕”的代名词。其实，事前没人能看出那女孩儿大肚子。女孩儿去医院作手术，她那位“革命战友”的男红卫兵从医院打电话回来报平安。“电话老头”在四合院中大声地喊：“金柱来的电话 ……”。
这事传出来，胡同里无所事事的孩子们，顿时象打了兴奋剂一样，奔走相告，把“电话老头”的传呼添油加醋地传到每一个角落，这个女孩儿顿时名声扫地。不更人事的我，感到不寒而栗：如果自己摊上这种事，真是没脸活了！我见孩子就打听，到底是怎么回事。所有被问到的孩子，都绘声绘色地把“电话老头”的传呼重复一遍，但这并不解决我的疑问，我想知道的是，怎样才不会落到这个地步。
我想起小毛姐的二姐。搞不清李二姐是哪一届的，只知道她大我很多。大概是因为脚有残疾，李二姐不爱说话，也不与院子里的孩子们参和，在人面前总是低着头。小毛姐因为排练节目很忙，几次找她玩不遇，我发现李二姐人很友好，和我一样寂寞、渴望交流。于是，我们成了好朋友。
李二姐年龄大，一定什么都知道。我问李二姐那个女的为什么会大肚子，李二姐沉吟片刻说“她和男的睡觉了”。虽然没有更多的细节，我认定：要想不大肚子，就要和男的保持距离，床的尺寸就是测量安全距离的标准。在后来的几年里，每当我从安徽返回北京，从蚌埠蹬上拥挤不堪的沪京直快，或站、或坐在行李上，和其他乘客象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如果身边是男乘客，我总是忐忑不安，心里默默地、祈祷般似地念叨“千万别大肚子”。我发现，“祈祷”总是管用的。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