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造反有理”的年代，不上学、又无所事事的孩子们，就象种歪的小苗，歪着长。
与机关大院百十来个不上学的孩子相比，我们四合院孩子的折腾只是“小闹天宫”而已。文革才开始几个月，大院的大孩子们已是劣迹斑斑。这里讲讲他们编恐怖故事，只为吓唬那些去给被关押的亲人送物品的小孩子。那时不少高级干部头一天还在领导运动，第二天就被“揪出来”关进红楼进行“隔离审查”，去送物品的常常是家里小孩子，大概是大人和大孩子要“划清界限”吧？在大院深处的红楼是个红砖盖成的旧楼，蔷薇爬满墙，使得原本昏黑的楼道更加阴森，机关第一个自杀的人就是从红楼的五层一跃而下。后来那些大孩子觉得特开心，见到小孩就讲恐怖故事，故事也越编越邪呼，有些小孩子们也不甘落后。
那天我去机关看大字报，与一个同龄男孩相遇。开始我们都装模作样地看大字报，不一会儿男孩待不住了，我也觉得读大字报味如嚼蜡，就开始瞎扯。他说“知道吗？红楼有鬼！”我不屑一顾，这孩子在幼儿园就爱吹牛。那是一个星期一，孩子们被家长陆续送来。突然有几个孩子情绪激动地喊“赫鲁晓夫下台了!”我问“什么是赫鲁晓夫下台？”没有人能说出个所以然，但还是在争先恐后地喊。正在这时这个男孩大声喊“我看见了” ！顿时，所有的目光都被他吸引，我问“你看见什么了？”他结结巴巴地说“就是…就是…他从台上走下来。”我们都很羡慕他，但也对此失去了兴趣：一个人从台上走下来有什么好玩的？当然，一个周末这吹起来的“牛”就破了。
我虽然表现得无所谓，心里却觉得毛骨悚然。接下来是晚上去学校集合游行庆祝毛主席又发表最新指示。我和里院的小毛姐一起去学校的时候，因为心情激动，没有商量如何结伴回家，因为家在西单北大街东边的同学很少。我随学校的队伍到了中南海大门又回来已经很晚，在乱哄哄的校园里没找到高两个年级的小毛姐，只好自己回家。过了西单北大街拐进胡同后就傻眼了：黑乎乎的胡同怎么像个耗子洞？红楼的恐怖故事仿佛发生在眼前。我拼命地往家跑，好不容易跑到院子大门，又傻眼了：大门是关的。院子的两扇木门后面有一个木闩，每天晚上住在前院的贾叔叔睡前会把门栓好，若有人回来晚，就要使劲打门环唤醒贾叔叔起来开门。我想去打门环，可腿僵住了，那门环不是故事里“白茸茸的大手”吗？同时我又感到黑暗中有东西围拢过来，我不顾一切地撞向大门。门没有上闩，因为贾叔叔还没回来，而我却摔在地上。
小毛姐已到家。原来她没有跟随学校队伍回到校园，而是在俯右街西穿越很多胡同回来的。我也很想效法，但苦于对那些胡同不熟悉，小毛姐给我出主意当学校队伍返程到西单或西四就从西单北大街上回来。后来我干脆在学校队伍上了大街与汹涌的人流汇合后就趁乱溜回家，比小毛姐还早！人虽然回来了，心还在大街上：院子里能听到街上锣鼓喧天，口号歌声此起彼伏。于是我把贾家最小的孩子、还没上学的小英妹叫到院子里跟随我一起喊口号唱歌，在院子里蹦达。我在那兴奋地又喊又唱又跳，却发现小英妹没精打采，很勉强地在喊唱。我问“你怎么一点儿也不激动？” 她说不知道。
夜行的问题解决了，我仍被恐怖的疑云笼罩。一到夜里，房子里各种声响让我联想起恐怖故事。我与外婆睡一张大床，我睡在里边靠墙处，听到墙里有声音。我告诉母亲墙里有鬼，她很生气地说“不许再提鬼”。“她一定见到过鬼”，我想。我又和外婆提到墙里的声音，外婆说这是自己吓唬自己，声音一定是老鼠。抓耗子是哥哥的事，他称耗子夹为“纽伦堡的绞刑架”。
哥哥的“战绩”时好时坏，可墙里的声音还在，好像里面另有一个世界。我决定自己调查一下，发现墙后面是和另一个胡同的四合院相连。一个大白天，那个院门洞开，我悄悄地溜进去。还没弄清东西南北就听到一声大喊“小孩儿！”顺着声音看去，原来是他！我撒腿便往家跑。
几个星期前的一天，无聊的我站在院门口向胡同里张望。那时家里常有人来，“串联”的和在北京上大学的亲戚们。“串联”的亲戚还带着朋友一般都要住上几天，我们三间10平米的房子挤得满满的。在京上大学的亲戚大都是外婆的侄儿，自知出身不好，都是“逍遥派”，运动中无事可作，便常过来看望外婆，吃顿饭。每次来人我都特别欢实，帮大人张罗吃住，外婆说我是“人来疯”，更重要的是家里人多，墙里的声音就消失了。所以我盼望来人，站在院门口注意看每一个由远走近的人。突然我看到一群男孩子手持棍棒叫喊着向这边跑来，我急忙闪进院子，关院门。我感到门没有关上，而是碰到一个软东西。低头一看，是一只被打得遍体鳞伤的野猫，连骨头都露出来了！我的全身顿时瘫软，猫趁机跑进院，留下血迹，我几乎呕吐。这时男孩们像旋风一般冲进院里，为首的就是这家伙。
调查失败了，我继续与墙里的声音搏斗，晚上用东西捂住耳朵才能入睡。直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北京有强烈震感，里院李家一堵墙被震倒。看到那破墙和一地的碎砖，对墙的恐惧方才消失。
与看不见、摸不着的“墙里声音”相比，更为恐惧的是 “联动”的“红色恐怖”。那时听说北京红卫兵组织分成派，大学有“天派”（因为有北航）和“地派”（因为有北京地址学院），中学有“东纠”和“西纠”，后来就有了“联动”。当时还没弄清楚“联动”是怎么回事，各种言传和传单已将“联动”的所作所为传遍北京大街小巷，到了提起“联动”我就心惊肉跳的地步，更有大人用“联动”吓唬小孩使他们就范。我向人请教“联动”是什么样子，得到一个大致轮廓： 年龄在高中上下，穿一身蓝色制服或军装，有戴眼镜的，腰中有一副宽皮带，那是他们的武器。关键在于他们走路、说话的姿势很狂，就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老子天下第一”的派头。走在街上，我总是留意有“联动”轮廓的青少年，越是害怕越是觉得到处都是“联动”！
一天傍晚，我在院门口向胡同张望，先向北看了一会儿，我将头转向南时，看到一群有“联动” 派头的青少年正疾步而来。 我赶忙转回院里，来不及关大门便和正在院里玩的小英妹说“‘联动’来了！”我们来不及回家，就躲在前院刘家夏天烧饭用的小棚子里。过了一会，听见没动静，我出来张望。天啊！一个“联动”在院子里一声不响地站着。看到我以后，他嘟囔着离开了。至今我也不知到这人是否是“联动”。
1968年春一个傍晚，哥哥正站在饭桌上换电灯泡，忽然一声巨响，他差点没从桌上摔下来。我们和邻居全来到院中，这时贾大哥富有诗意地说“今年第一个春雷”，于是众人便各自散去。过一会儿，院子里传来贾三哥惊恐地喊叫“西单商场爆炸了”！接着全院居民又来到院子里，吴二姐说“一定是阶级敌人搞破坏”，刘二哥说“一定是国民党特务干的”，而我还没从震惊中反应过来。我们能听到胡同里人声嘈杂，脚步声自北向南通向大街，哥哥也想出去看热闹，外婆和母亲坚决阻止。贾三哥也想出去，贾大哥则关上大门。
不久街道上送来传单，上面印有一个血肉模糊的头，说这具尸体无人认领，让大家辨认。街道上还传话，所有外地人都要上“临时户口”，还要监视、汇报可疑的人等等，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那时哥哥已上中学，每天晚上学校的男生被叫去帮着查“临时户口”：他们挨家挨户地去盘查，民兵（大都是北京工厂的工人）进屋询问，中学生们则手持棍棒和砖头在外面以防不测。查“临时户口”的风吹进我们的四合院。有人举报我们家曾有位四川来的亲戚住了很长时间，所以我们得到了特殊的“关注”。那是来躲避武斗的表哥，在西单商场爆炸前几个月已经离开北京。
首都就这样变成“阶级斗争的最前线”，恐怖的阴霾在古城回荡。
与机关大院百十来个不上学的孩子相比，我们四合院孩子的折腾只是“小闹天宫”而已。文革才开始几个月，大院的大孩子们已是劣迹斑斑。这里讲讲他们编恐怖故事，只为吓唬那些去给被关押的亲人送物品的小孩子。那时不少高级干部头一天还在领导运动，第二天就被“揪出来”关进红楼进行“隔离审查”，去送物品的常常是家里小孩子，大概是大人和大孩子要“划清界限”吧？在大院深处的红楼是个红砖盖成的旧楼，蔷薇爬满墙，使得原本昏黑的楼道更加阴森，机关第一个自杀的人就是从红楼的五层一跃而下。后来那些大孩子觉得特开心，见到小孩就讲恐怖故事，故事也越编越邪呼，有些小孩子们也不甘落后。
那天我去机关看大字报，与一个同龄男孩相遇。开始我们都装模作样地看大字报，不一会儿男孩待不住了，我也觉得读大字报味如嚼蜡，就开始瞎扯。他说“知道吗？红楼有鬼！”我不屑一顾，这孩子在幼儿园就爱吹牛。那是一个星期一，孩子们被家长陆续送来。突然有几个孩子情绪激动地喊“赫鲁晓夫下台了!”我问“什么是赫鲁晓夫下台？”没有人能说出个所以然，但还是在争先恐后地喊。正在这时这个男孩大声喊“我看见了” ！顿时，所有的目光都被他吸引，我问“你看见什么了？”他结结巴巴地说“就是…就是…他从台上走下来。”我们都很羡慕他，但也对此失去了兴趣：一个人从台上走下来有什么好玩的？当然，一个周末这吹起来的“牛”就破了。
我虽然表现得无所谓，心里却觉得毛骨悚然。接下来是晚上去学校集合游行庆祝毛主席又发表最新指示。我和里院的小毛姐一起去学校的时候，因为心情激动，没有商量如何结伴回家，因为家在西单北大街东边的同学很少。我随学校的队伍到了中南海大门又回来已经很晚，在乱哄哄的校园里没找到高两个年级的小毛姐，只好自己回家。过了西单北大街拐进胡同后就傻眼了：黑乎乎的胡同怎么像个耗子洞？红楼的恐怖故事仿佛发生在眼前。我拼命地往家跑，好不容易跑到院子大门，又傻眼了：大门是关的。院子的两扇木门后面有一个木闩，每天晚上住在前院的贾叔叔睡前会把门栓好，若有人回来晚，就要使劲打门环唤醒贾叔叔起来开门。我想去打门环，可腿僵住了，那门环不是故事里“白茸茸的大手”吗？同时我又感到黑暗中有东西围拢过来，我不顾一切地撞向大门。门没有上闩，因为贾叔叔还没回来，而我却摔在地上。
小毛姐已到家。原来她没有跟随学校队伍回到校园，而是在俯右街西穿越很多胡同回来的。我也很想效法，但苦于对那些胡同不熟悉，小毛姐给我出主意当学校队伍返程到西单或西四就从西单北大街上回来。后来我干脆在学校队伍上了大街与汹涌的人流汇合后就趁乱溜回家，比小毛姐还早！人虽然回来了，心还在大街上：院子里能听到街上锣鼓喧天，口号歌声此起彼伏。于是我把贾家最小的孩子、还没上学的小英妹叫到院子里跟随我一起喊口号唱歌，在院子里蹦达。我在那兴奋地又喊又唱又跳，却发现小英妹没精打采，很勉强地在喊唱。我问“你怎么一点儿也不激动？” 她说不知道。
夜行的问题解决了，我仍被恐怖的疑云笼罩。一到夜里，房子里各种声响让我联想起恐怖故事。我与外婆睡一张大床，我睡在里边靠墙处，听到墙里有声音。我告诉母亲墙里有鬼，她很生气地说“不许再提鬼”。“她一定见到过鬼”，我想。我又和外婆提到墙里的声音，外婆说这是自己吓唬自己，声音一定是老鼠。抓耗子是哥哥的事，他称耗子夹为“纽伦堡的绞刑架”。
哥哥的“战绩”时好时坏，可墙里的声音还在，好像里面另有一个世界。我决定自己调查一下，发现墙后面是和另一个胡同的四合院相连。一个大白天，那个院门洞开，我悄悄地溜进去。还没弄清东西南北就听到一声大喊“小孩儿！”顺着声音看去，原来是他！我撒腿便往家跑。
几个星期前的一天，无聊的我站在院门口向胡同里张望。那时家里常有人来，“串联”的和在北京上大学的亲戚们。“串联”的亲戚还带着朋友一般都要住上几天，我们三间10平米的房子挤得满满的。在京上大学的亲戚大都是外婆的侄儿，自知出身不好，都是“逍遥派”，运动中无事可作，便常过来看望外婆，吃顿饭。每次来人我都特别欢实，帮大人张罗吃住，外婆说我是“人来疯”，更重要的是家里人多，墙里的声音就消失了。所以我盼望来人，站在院门口注意看每一个由远走近的人。突然我看到一群男孩子手持棍棒叫喊着向这边跑来，我急忙闪进院子，关院门。我感到门没有关上，而是碰到一个软东西。低头一看，是一只被打得遍体鳞伤的野猫，连骨头都露出来了！我的全身顿时瘫软，猫趁机跑进院，留下血迹，我几乎呕吐。这时男孩们像旋风一般冲进院里，为首的就是这家伙。
调查失败了，我继续与墙里的声音搏斗，晚上用东西捂住耳朵才能入睡。直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北京有强烈震感，里院李家一堵墙被震倒。看到那破墙和一地的碎砖，对墙的恐惧方才消失。
与看不见、摸不着的“墙里声音”相比，更为恐惧的是 “联动”的“红色恐怖”。那时听说北京红卫兵组织分成派，大学有“天派”（因为有北航）和“地派”（因为有北京地址学院），中学有“东纠”和“西纠”，后来就有了“联动”。当时还没弄清楚“联动”是怎么回事，各种言传和传单已将“联动”的所作所为传遍北京大街小巷，到了提起“联动”我就心惊肉跳的地步，更有大人用“联动”吓唬小孩使他们就范。我向人请教“联动”是什么样子，得到一个大致轮廓： 年龄在高中上下，穿一身蓝色制服或军装，有戴眼镜的，腰中有一副宽皮带，那是他们的武器。关键在于他们走路、说话的姿势很狂，就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老子天下第一”的派头。走在街上，我总是留意有“联动”轮廓的青少年，越是害怕越是觉得到处都是“联动”！
一天傍晚，我在院门口向胡同张望，先向北看了一会儿，我将头转向南时，看到一群有“联动” 派头的青少年正疾步而来。 我赶忙转回院里，来不及关大门便和正在院里玩的小英妹说“‘联动’来了！”我们来不及回家，就躲在前院刘家夏天烧饭用的小棚子里。过了一会，听见没动静，我出来张望。天啊！一个“联动”在院子里一声不响地站着。看到我以后，他嘟囔着离开了。至今我也不知到这人是否是“联动”。
1968年春一个傍晚，哥哥正站在饭桌上换电灯泡，忽然一声巨响，他差点没从桌上摔下来。我们和邻居全来到院中，这时贾大哥富有诗意地说“今年第一个春雷”，于是众人便各自散去。过一会儿，院子里传来贾三哥惊恐地喊叫“西单商场爆炸了”！接着全院居民又来到院子里，吴二姐说“一定是阶级敌人搞破坏”，刘二哥说“一定是国民党特务干的”，而我还没从震惊中反应过来。我们能听到胡同里人声嘈杂，脚步声自北向南通向大街，哥哥也想出去看热闹，外婆和母亲坚决阻止。贾三哥也想出去，贾大哥则关上大门。
不久街道上送来传单，上面印有一个血肉模糊的头，说这具尸体无人认领，让大家辨认。街道上还传话，所有外地人都要上“临时户口”，还要监视、汇报可疑的人等等，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那时哥哥已上中学，每天晚上学校的男生被叫去帮着查“临时户口”：他们挨家挨户地去盘查，民兵（大都是北京工厂的工人）进屋询问，中学生们则手持棍棒和砖头在外面以防不测。查“临时户口”的风吹进我们的四合院。有人举报我们家曾有位四川来的亲戚住了很长时间，所以我们得到了特殊的“关注”。那是来躲避武斗的表哥，在西单商场爆炸前几个月已经离开北京。
首都就这样变成“阶级斗争的最前线”，恐怖的阴霾在古城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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