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摄
一九五五年我二十三岁，正在湖北医学院附属医院眼科进修。轰轰烈烈地“肃清反革命运动”在全国开展，所有的国家机关、学校、工厂、医院等单位，都加强了治安保卫，昼夜站岗放哨，任何人不得随便外出和会客，来往信件先要经过组织检查，外出或来访需持介绍信，客人经批准后才能会见……等等。总之，天有不测风云，形势瞬间巨变，突然进入了一个非常时期。搜查、拘捕、关押、批斗等事件，像雨后春笋一样，此起彼伏，频频发生，恐怖气氛弄得人们提心吊胆，个个惊恐不安，谁也不知道灾难什么时侯会降临到自己头上。
七月中旬的一天，天色阴沉，气候闷热，午后1点钟左右，我和几位同事正在寝室午休，突然来了三个人，其中有一位是医院保卫科干事，另外两个陌生人自称是省“公安厅”的，他们直呼我的姓名，一边亮出“工作证”的同时一边说：“奉命对你进行搜查！”并且立即让我在“搜查证”上面签字。那时侯，我们是集体宿舍，只有一张单人床的范围是属于我的，床上只有被褥，床单，枕旁放了一些书，床底下有一个竹网篮，网篮内除几件换洗衣服外，大部分还是书籍和各种笔记本，他们翻来覆去检查后，看到我实在没有更多的物品，便拿走了我自一九五Ｏ年以来所写的四册日记本，可能这些日记本才是他们搜查的目的。
谁都知道：人类与低级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是一种具有感情思维的动物，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是永远不能改变的，这是人与动物在本质上的区别。思念亲情，乃是人之常情。如果忘记了与自己有亲情关系人的不幸，则是伦理的背叛；如果对与自己并无亲情关系人的不幸毫不在意，则是道德的沦丧；这些是我们作为人的一个最起码准则。
我曾在日记中，断断续续写了一些追思我父亲的话，他被划为地主并投入监狱而折磨致死。我对他的怀念，仅仅是基于父子之情罢了，但是，他们从我的日记中扑风捉影，断章取义，添加拼凑，无限上纲，把我刻画成一个所谓的“阶级敌人”。在肃反运动中，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昼夜监守，无情批斗，惨遭折磨，经过长达三年的不断威胁、恐吓、诱骗和审查，宣恩县人委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对我的结论为：“王琛父被牢死，哥哥被判刑，因而心怀不满，有严重的报复思想行为，经宽大处理后，仍抗拒改造，坚持反动立场。决定作其他坏分子处理，行政上予以开除留用察看三年之处分，每月给生活费三十元。”
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力。像我这样一个思想单纯、作风正派，刻苦钻研医学业务的青年技术人员，仅仅在私人日记中写了几句追思父亲的话，就被列入另册，隔离审查，最后打成“坏分子” 去职降薪，戴帽惩处，成了专政对象。“肃反”中以思想、言论定罪者无计其数，从法学上看，简直不成道理，因为，捏造事实，诬陷好人，是非法的；诱供是非法的；以言定罪更是非法的；施加在我身上的诸多非法行为，终于把我投入冤假错案的深渊。
一九五八年四月我收到“处分决定”之后，就立即书面申诉，以大量事实为根据，驳斥其所谓的“处分决定”。要求上级对我的问题，重新调查研究，依法公正处理，但是，组织上置若网闻，不闻不问。一九六二年后，原“处分决定”明文规定的“行政上开出留用察看三年之处分”已经超过时限，他们仍然置之不理，既不审查甄别，亦不研究处理，拖延推诿，似无止境。此后，我不断申诉，先后投递“申诉材料”三十余次，希望上级组织信守“处分决定”中规定的察看期限，但是，这些有理有据的“申诉”，皆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文化大革命”中，我成了“造反派” 的革命对象，“坏分子”成为我真实姓名的代名词，没完没了的批判、斗争、辱骂、殴打，确实松动了我全身的筋骨，把我改造得遍体鳞伤，每一句漫骂，每一次殴打，都触及到了我的灵魂，特别是当他们连带辱骂我母亲的时侯，我心如刀割，怒不可遏。愤怒是对所受欺负的一种本能反应。在很多时候，我不得不强忍心中的怒火，受屈忍辱，敢怒而不敢言，自忖思量，好汉做事好汉当，纵然是我真的有罪，理应由我自己承担，受国家法律制裁，但是，那群披着革命外衣的造反派中，不乏受过国家高等教育的人，竟然口吐粪便，真是读书读到牛肚子里了，毫无人性，连畜牲都不如。
我的申诉被歪曲为“翻案”、“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警告我只能“脱胎换骨的改造”，否则就是“死路”一条。我反来复去的想：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为什么遇到具体问题时又不讲道理呢？痛苦与愤怒交织在一起，但是，我没有想过复仇。
有一次，我找当时的卫生局长申辩。
“不准翻案”！又高又瘦，贼眉鼠眼，盛气凌人的卫生局长，对我严厉呵斥。
“ 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局长大人被几个像哈巴狗一样的人簇拥着，更是显得趾高气扬，神气十足，不可一世。
我缄默了！因为，解释得越多，则怀疑越深，交待得越诚实，越说你不老实，事实是狡辩，申诉是翻案。虽然我心里坦然无愧，自己知道自己没有重大问题，坚信自己是无辜的，但是，那顶无形的“坏分子”帽子，比正式宣判的“刑期”还要捉弄人，周围的人与我楚河汉界，壁垒分明，即使内心没有恶意的人，受恐怖的威压，也不得不选择沉默。我完全处在孤立无援之下，面对貌似强大的极权，作为个体的反抗是多么的无能为力。
有一次单位开会讨论“灭四害”计划。提出三年之内，全县消灭麻雀、老鼠、苍蝇、蚊子。那个时侯，我年轻、单纯、善良、无私、耿直、务实。根据山区的客观环境，结合实际情况，便心直口快地说：“满山遍野，草木丛生，消灭四害、谈何容易？三年时间，难以实现。”万万没有料到，这便成了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现行反革命言论，再次被批判斗争后，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
我被送到一个名叫“茅坝塘”的农场，与其他三个人编为一个劳改组。一个是原中学校长，一个是原区府干部，还有一个是流氓惯偷。那个流氓惯偷被指定为组长，他领导、监督三个“阶级敌人”。由此可以看出，在那个黑白颠倒，阶级等级极为分明的年代，地痞流氓的地位，也是要高于黑五类之上的。
士可杀而不可辱，被流氓惯偷监督和领导，可想而知是何等的奇耻大辱。流氓无产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在这里可以说发挥到了极致，曾经为人师表的中学校长，救死扶伤的白衣战士，现在竞然成了一个比流氓惯偷还不如的“坏分子”，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心服。
“我们在劳动中比一比高低。如果我们不如你、输给了你，我们服从你的领导，如果你不如我们，那么你就少管我们的事！”校长对小偷组长说。
“同意！项目由你挑选。”我与那位区府干部共同响应。
“嗬！嗬！”惯偷一看同屋三条汉子，目光炯炯地盯着他，气势逼人，他心里就先软了下去。
“赛就赛！龟儿子才怕这个呢！”惯偷者装腔作势地说。
第二天，惯偷选的农活是挖土。半天下来，惯偷就累得躺在山坡上直哼哼了。
“龟儿子才要当组长呢！”惯偷有气无力的自我解嘲道。
我们胜利了！但在那人妖颠倒，人性扭曲的年代，这是一种多么令人心酸的胜利。
到劳改农场不久，“大跃进”的妖风，席卷着中华大地每一个角落。地处鄂西偏远山区的农村，也争当先进没有丝毫落伍，人们震天动地，大炼钢铁，农业放卫星，向地要高产，我们农场也不干落后，决心要放一颗“土豆亩产十万斤”的卫星。
我纳闷：估计只有在一亩地上无间隙地铺上一米厚的土豆，才能凑足十万斤的重量。这种常识性的错误，怎么会大哄大闹地作为奇迹来创造呢？
卫星地建成了，把周围地里的肥土，都掘来垒在卫星地里，一米多厚，土豆种上了，也用上最好最足的肥料，可是，刚出苗子就打蔫见黄。请专家会诊，缺水，于是，又用手摇水泵日夜不停地为土豆苗浇水……，如此精心照料，到收获季节，土豆也没有比原来的产量高多少。
但是，谁都没有说什么！谁也不敢说什么！
人不能说真话，谁也不敢说真话。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每次运动过后，人们的心就会更往内缩，越来越接触不到别人的心，越来越听不到真话，人们都是把心藏起来，藏得很深，仿佛人已经走到了深渊边缘，脚已经踏在薄冰上面，战战兢兢，只想怎样保全自己。遍及全国而违背自然规律的“大跃进”，很快将共和国亿万平民陷入了饥饿的底谷。
文革中所谓的“红宝书”，在全国各地掀起了红色海洋，呼啸澎湃，浩瀚无际，《毛主席语录》在人们手中挥舞，口里朗诵，“最高指示”响彻云霄，语录歌声昼夜不停，大街小巷所有的建筑物，里里外外都高悬“语录牌”，街头巷尾也竖起了“忠字门”，中国大地成了一个红彤彤的世界，除毛泽东本人外，上至“副统帅”林彪，下至每一个学龄儿童，人人胸前佩戴毛泽东的像章，而且随身携带“红宝书”，高擎于头顶，在毛的画像前，每天“早请示，晚汇报” ，先行三鞠躬，然后，瘋狂的三呼“万寿无疆！” 全国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是登峰造极，无神论者中国共产党，却把毛泽东信奉为“神”，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今天的年轻人，可能无法理解当年的情景，甚至不会相信那些疯狂邪恶的举动。
就在这个时期，我被关进了原单位的“牛棚”，强迫劳动改造，白天挑水，供病友使用，挖土种菜，扫厕所，洗涤病人的脓血床单，晚上要汇报当天劳动及学习“毛著”的收获。
有一天，在“晚汇报”会上，造反派头头点名要我汇报学习体会。
“今天你学习的什么？”来者不善意的“造反派”头头，板着面孔审問我。
“学习的《为人民服务》。”我应声回答，并且东扯西拉地说了一些学习体会。
第二天晚上，造反派头头又问我“今天你学习的什么？”
“学习的《为人民服务》”我重复昨天的话。
第三天的汇报会上，他又問我：“你今天学习的什么？” 我仍然说：“还是学的《为人民服务》”。
那个造反派头头生气了，瞪大眼睛，恶狠狠地盯着我，把桌子猛力一拍，怒声吼道：“你为什么天天都是学的《为人民服务》？”
我不慌不忙地说：“《为人民服务》是毛主席的著作，内涵丰富，哲理深奥，学习它，有助于改造思想，所以，我需要天天学习《为人民服务》。” 我心平气和地说着，坦然自若，毫不在乎，会场上鸦雀无声，气势汹汹的造反派头头，顿时思路闭塞，语言枯竭，一时不知所措，答不出话来，尴尬狼狈之相，既可怜又可笑，从此，他再也没有要我汇报学习了。
文革时期，我成为造反派革命的对象，批判、斗争、羞辱和打骂是无情的。“造反派”兽性发作的时候，他们披着“革命”的外衣，变成了“吃人”的恶魔，变着花样任意折磨受害者。但是，我自己对自己最清楚，最明白，用国家一贯的政策来衡量，我不是罪人，根本不是坏人，自己并没有像那些攻击者所说的那样坏，所以，我无畏无惧，常常在批斗会上，以事实为依据，针锋相对，愤怒反驳，义正词严地据理相争，不卑不亢，有时候使对方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审问就是交锋的时刻，批斗就是反抗的时候，互相争吵，吼声震耳，我理直气壮，死不低头认错。争吵是一种特殊的智力竟赛，是自己能力与对方的短兵相接，只有出现争吵时，神经高度紧张，大脑兴奋，紧紧追随着对方的强词夺理而快速反抗，所有的烦恼、焦虑、忧闷，都抛在九霄云外去了，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扬眉吐气，胆大力强，感觉到自己还活在世上，持有人格，还是一个有尊严的人。
“文革”期间，我的处境十分困难，不明不白的被剥夺了做人的基本权力，成了“人下之人”，任何打着“革命”旗号的人，便可肆无忌惮地对我辱骂、训斥、嫁祸、摆布、随意给我增加劳动强度，那些最脏最累的活，就是我的工作。
往日的旧友同事，跟着也提高觉悟，擦亮了眼睛，毅然划清阶级界限，甚至白眼看人，谁也不敢接近我，冷嘲热讽伤透了我的心。在那走投无路的日子里，我确实很忧伤、苦闷、悲观、失望。我整天在与郁闷抗争，但是，我坚信在人生道路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望着处境绝望的人。
为此，我坚持不懈的向上级“申诉”，无论说我“翻案”也好，说我“坚持反动立场”也罢，甚至骂我“死不悔改，抗拒改造。”我不在乎别人怎样评说，决心要弄明白为什么把我划为“坏分子”？究竞有哪些“坏”的事实？人不能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为了拥有做为一个人的最起码尊严，不知有多少人不惜以死来抗争？士可杀而不可辱，誓死不向暴政低头，因此，我坚持不懈地进行抗争，反复多次向上级组织申诉冤屈。
一九八一年六月，在我蒙冤受屈挨过了二十四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收到《中共宣恩县委组织部文件：宣组（81）字第113号，对王琛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 结论写道：“...经复查，原结论事实证据不足，予以否定。县委研究决定：撤销县人委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关于对卫生院医士王琛的行政处分 决定》
二十四年的冤屈、悲伤和苦难，只是换来一张仅有几十个字的红头文件；二十四年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可能算不了什么，但对一个活生生的人来说，却是全部人生的三分之一，况且是最具有活力和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二十四年，八年抗战都可以反复打它三次了啊！如果可能，我宁愿死在抗战的烈火中，也不要生在所谓的新中国。在忧伤、磨难、悲愤、感叹和屈辱的抗争中，熬过了八千七百六十个日日夜夜，曾经是那么的漫长！那么冤枉！至今，没有谁对这二十四年强加在我身上的政治迫害负责？又一个二十四年过去了，仍然没有一个人出面表示一点点歉意。我只能仰望苍天，独自长叹！
在这个世界上，我已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自己像是一截疤痕累累的老树桩，再也不能作为有用的“材料”了，二十四年的光阴，苦熬时很漫长，回首时又匆匆，二十四年成一梦，梦醒时一切都已成为过去！宪法规定：“由于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个人，有依照法律取得赔偿的权利”。 “走资派”纠错平反，工资全部照赔，对我的纠错改正，工资分文不赔，同是错案，党内的全赔，党外的不赔，这是不公正的。侥幸的是：我没有被骂死，眼睛没有被骂瞎，鼻子也没有被骂塌，我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总算侥幸逃过劫难活了下来，但是这场人为的运动给我肉体与心灵带来的创伤将永远无法弥补，这场史无前例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浩劫的运动也将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要用自己亲身的经历来证实那疯狂，不堪回首的时代。
“肃反”和“文革”虽已过去数十年了，但是，至今我的记忆里却挥之不去。数十年所受到的迫害，使我认清了“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导致对知识分子的摧残，对人格尊严的践踏，对生命如草芥般漠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错误实践，在“为人民服务”的幌子下，遍及全中国大地，祸及整个中华民族。二00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的报告中说：“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他斩钉截铁的话，象征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希望加速社会进步，早日实现和平、民主、自由、平等的强盛国家，任何阻挡社会发展的民族败类，必然被历史前进的车轮粉身碎骨。现在我已醒悟，没有忧伤，不再感叹，浮现在眼前一幕一幕的烟尘往事，虽然不堪回首，但终于化为一片烟云，消失在宁静碧蓝的天空里，天还是那么蓝，阳光还是那么耀眼，它给人间带来温暖，使万物繁衍不息，直到永远！永远！
我讲述自己的故事，不是心怀怨恨，更不是为了复仇，而是希望悲剧不再重演。现在，我已是八十三岁的老人，行将就木，但对祖国的热爱，始终充满信心，我深信中国实施以法治国的时候，指日可待，为期不远。
笔运至此，谨吟诗云：
跋山涉水越峻险，
曾记当年征途难。
风雨之中炼意志，
坎坷历程磨双肩。
人生旅途不平坦，
天灾人祸皆难免。
愁醒方知已白头，
闲话往事向前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