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年刚来到农村时，革命的风气还挺浓厚。我爸爸还在关押。我是最怕学毛泽东选集和开斗争会。干一天地里的活儿下来，浑身散架了，又要在2寸长的煤油灯捻下学习,真累的睁不开眼，更要命是写不出心得，还怕人看见。开斗争会也是晚饭后累的 晃荡着走路到烟熏黑乎乎的会场（就是马圈）。黑五类中我还加上”关,管.杀” 子女。让东北话讲那叫“墨黑墨黑的”，不定何时革命的烈火就又烧到小女子头上。
东北冬天黑得早，上面又有要求晚上开批斗会，而我村里几十户全都是60年代挨饿逃荒跑到这大兴安岭来的，全是贫农成分，只有一个老姜头是富农。他有一个儿子，原来教小学，现因成分也撤下来干农活了。挨斗当然永远是老姜头。隔三差五就开会斗，罪过永远是那60年代挨饿时期居然敢自己制糖葫芦卖。农民朴实也不会斗，乡里乡亲的下不去手。这就成了“北京小青年”(老乡这样叫我们) 和村里年轻人的任务。老姜头是“颤颤头”，白天晚上头总在晃，什么病没人在意。每次挨斗都要问他 “挣的钱哪去了？”这死倔的颤颤头总说“交给政治队长了,一共60元”话音落后就是队长和大家的大吼，之后就是几巴掌，接着一桶凉水从头浇到脚！他的头就颤的更厉害, 接着就哆嗦到全身，就像上了弦的机器人一样。那可是零下二三十度的冬天啊。我总是吓得用棉大衣盖住头。那颤抖像电流一样传过来一直抖到我心里。而我最受不了的是每次要让他大约30岁的儿子站着陪斗。我总是想，到哪天就是我爸和我。折腾完了各自回家点油灯睡觉。每次我在炕上都吓得心跳的睡不着。隔三差五就斗一次，问话和回答外加耳光和泼水永远一样的程序。
他可真命大。第二天还是得背起粪筐冰天雪地里拾粪。也不知道头天的棉衣是否烘干了，一年又一年还活着。当然后来几年就不斗了。他儿子在村里也还是不大说话。据说当年提亲时都要看成分，他是小学教员，挣钱稳定，乡下姑娘当然愿意嫁，女方问道“成份”时，媒人说：“ 那成份是没比儿得了”。就以为是贫农。过了门儿才知道是富农，气得哭着去找媒人，说她骗了她。媒人说：“告你没比儿的啦。地富成份高的还有的比呀。”生米成了熟饭。
转眼三年后我已经是村里的赤脚医生。冬天不能回京，专职给老乡看病。每个早上我都戴上皮帽，口罩，吱吱地一脚深一脚浅的踩着半尺厚的白白的雪地,背着我的小药箱,从村东走到村西,从后街到羊圈再下坡到前街.到每家门口我都站下, 看没有狗再大叫:“你家有事吗?”有病人他们就会叫我进屋.自己特有使命感, 也觉的活的有意义了似的. 书好像没白念.
这天早上,走到村西头老姜头家门口,他儿媳妇侯花没等我叫喊,已站在门前叫我进屋.因为成份,她们夫妻在村里说话头也总是低低的.她说,”俺家三小子病了,求你给扎唤扎唤,”(看看) 我进来看到屋里一个三四岁的男孩,满脸通红的躺在炕上.侯花抱过来,我用听诊器一听,肺里呼吸声象开水泡,书上讲这叫湿罗音,肯定是肺炎.没等我张口,侯花眼里含泪说”给俺孩子打一针儿吧,都烧两天了.”我心里很清楚村里就这几合青霉素,那是我从医疗队死皮赖脸掏换来的,当时村里人都知道它是最好的药，谁家病了都指望它呢.用药的大权在我手里，侯花担心我不给她孩子-富农孙子，不是贫下中农后代么. 我没说话,拿出青霉素做了皮试,没过敏.给孩子打上了.一连三天, 六针后, 他好了.农民的孩子就皮实. 我相信她不会讲出去给我找麻烦。村里也信任我, 都说我为人正派又能吃苦，也不在乎我是啥”色”的后代。我就一个原则:看病下药.
每天从早起村里这唯一的北京“黑”丫头照样从东走到西,低头看路抬头喊话,挨家看病,虽然没上过医学院,给大家从打针到接生倒也对村里有用.大家也都喜欢我, 治好老乡就高兴.不知不觉快到春节.
那天从西头回来,远远的在白雪地里羊圈坡上有个大绿点,慢慢走近,才发现是一个人站在雪里！再走近才发现是侯花.天哪, 她冻在那不知多久了！知道这是我每天的必经之路吧. 她走近我,从肚前围裙里掏出六个鹅蛋，含着眼泪说:”收下吧,Liang Z,俺家死鬼的爹成份高.俺出身成份是中农, 这鹅是俺养的, 跟死鬼没关系，你收下吧. 谢谢你.”我收下了,谢谢她.她是那么高兴我没拒绝她这黑成份家属的礼物。.二十几岁的我,又高兴又伤心。高兴她感谢我治好儿子，难过的是在这几千里远的基本没文化教育的兴安岭，阶级成分压力都传播到第三代以至于动物身上！我想告诉她： “孩子是无辜的，你儿有活的权利, 鹅蛋没有成份!”
在我后来行医的一生,白雪中的一点绿常会在我脑中出现.每当有人告我这是某某长的亲属多关照, 我会告他们,会按病情下药.我奉守看病一视同仁基本医德.
一九九八年,我回阿荣旗,回村找侯花.想看看她儿子，人说她们一家搬回辽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