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底的一天傍晚，和院子里孩子们折腾了一天的我，百无聊赖地坐在院子里，试图搞清楚白天大孩子们对《清宫秘史》和《武训传》的批判。忽然，我看见母亲和外婆满面笑容地走进院子。进屋后，母亲关好门窗说“婆婆就在这住下了”。虽然白天折腾没有大人管很自在，天一黑，生性胆小的我就很想有大人的庇护，尤其是母亲经常回来很晚，而父亲还在国外出差。所以我喜出望外，马上问“公公呢？”
外婆外公住在朝阳区一个叫永安里的居民区，在上全托幼儿园前，我和外婆外公住在一起。上幼儿园后，我在外婆外公家渡周末。如果赶上外公休息星期一，大人就在星期二送我去幼儿园。母亲总叮嘱我要多陪陪外公，不要让他独处，外公很闷。外公白天穿上皱巴巴的衣服、戴上白口罩去扫大街。冬天外公还会戴上一个旧棉帽，旧棉外套外还在腰上系上一个绳子保暖。在外面扫街要推个小车，如果哥哥在，母亲叫哥哥帮外公推车。哥哥回来说外公这样子象《林海雪原》小人书里的“小炉匠”。傍晚回来后，外公的白口罩变成黑的。梳洗过后，外公像完全变了一个人，身着整洁的衣裤显得很潇洒。吃过晚饭，外公就坐在桌前日复一日地读同一本书：这是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
我印象中外公没有表情，没见过他高兴或生气，也很少说话。即使这样，我能感受得到外公深深的爱。我们在一起总是我自己玩，自言自语，自问自答，外公在旁边看着，我要什么他都会给我弄来。天气好时，轮到外公休息，我们会到附近的日坛公园转悠，回家前外公会给我买一块桃酥，我们总是心照不宣地在外面等我吃完了再回家，这样外婆就不会说外公惯我。外婆总是担心他们没有按照新社会的标准带孩子。
所以没看见外公，我不停地问“公公为什么不来？”“公公在哪？”“他一个人会闷。”“我要去陪他”等等。我不记得大人是如何搪塞我的，无论什么答复，只能使我满腹狐疑，感觉到大人不愿意提外公，母亲还叮嘱我多陪陪外婆。于是我换了一个方式对母亲说“我要去永安里拿我的玩具和书”。谁料母亲专门请了半天假带我到西单商场买了很多新玩具。这下我意识到出了什么事情，可我没有把外公的消失与外面流传的牛鬼蛇神自杀、被打死、赶走或关押等等联系起来，因为母亲肯定地说过，我们是“红五类”。不仅如此，每当胡同里哪个院子有抄家、上吊等，或者机关里有人自杀，我都跟随大孩子们前去围观。其实等我们赶到那里，早已是人山人海，什么也看不到。听大孩子们说上吊死亡人舌头在嘴外面，跳楼死亡人脑浆四溅，我很害怕，到了场地也不敢前往。
我们住在中院三间朝北的每间大约10平米的平房，外婆来后，我和外婆同住一间平房，同睡一张大床。一天晚上关灯后，我感到床在抖，发现是外婆在无声地哭泣。我问“婆您怎么了？”外婆说“我想你舅舅了。” 舅舅当时在外地工作，一年回北京一次，想念儿子是理所应当的，即使床天天晚上都在抖，我也不问了。后来发现白天外婆也常流泪，想起母亲的叮嘱，每当这时，我就会留在她身旁。很多次我在外面玩得正欢，被外婆叫回家，发现没什么事，只是外婆可怜巴巴地说“小妹你陪陪婆婆吧。”于是祖孙二人一同哭。
同时我对外公的思念丝毫未减。我想他还在永安里扫大街，只是因为“大人的原因”我们不能相见。你们大人不告诉我“大人的原因”，我也不告诉你们我的想法，我把对外公的想念和各种猜测、重逢的幻想都深深地藏在心底。我还学会了当人面显得无比欢快、无忧无虑，这不仅是父母愿意看到的，而且只有“狗崽子”和“黑五类”才是愁容满面。我还学会了装傻，如果邻居问起我外公和家里的事，我说“不知道”，要显出满不在乎，这样人们才不会继续追问，才能确实相信你家没出事。
一年多以后，一个秋风萧瑟的上午，外婆把正在外面玩的我和哥哥叫回来，外婆一头倒在床上，一手拉着哥哥的手，生怕他跑了，一手捂住脸，嚎啕大哭起来。哭了好一会，外婆说“公公死了!”
外婆没有解释外公是如何死、为什么死的，教我们不要跟父母说当天的事，也不要和邻居朋友提。尽管如此，我拒绝将外公的死与文革联系起来。到这个时候，我对大人已经不象以前那样信任了，你们不说我也不问，我用自己的逻辑解释世界，当人面我还是要象以前那样显得无忧无虑，也不能给大人添麻烦。
但我心里的痛永远难以消除。首先，我责怪自己没有记住最后一次见外公时，他是什么样子，我拼命地回想什么时候是我们祖孙二人的最后一面；我责怪自己没有在外公出事前要求去永安里看看。另一方面，我试图理解什么是“死”：一个人“死”了，就是你永远见不到他，而这个人还在一个地方待着。所以我幻想着与外公不期而遇。我留意每个和外公个头和年龄相近的老人，尤其见到扫大街的老人，会使我倍感亲切。我想这是一个孩子的自我心理救助，不然怎么办呢？生活还是要继续呀。
外婆外公住在朝阳区一个叫永安里的居民区，在上全托幼儿园前，我和外婆外公住在一起。上幼儿园后，我在外婆外公家渡周末。如果赶上外公休息星期一，大人就在星期二送我去幼儿园。母亲总叮嘱我要多陪陪外公，不要让他独处，外公很闷。外公白天穿上皱巴巴的衣服、戴上白口罩去扫大街。冬天外公还会戴上一个旧棉帽，旧棉外套外还在腰上系上一个绳子保暖。在外面扫街要推个小车，如果哥哥在，母亲叫哥哥帮外公推车。哥哥回来说外公这样子象《林海雪原》小人书里的“小炉匠”。傍晚回来后，外公的白口罩变成黑的。梳洗过后，外公像完全变了一个人，身着整洁的衣裤显得很潇洒。吃过晚饭，外公就坐在桌前日复一日地读同一本书：这是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
我印象中外公没有表情，没见过他高兴或生气，也很少说话。即使这样，我能感受得到外公深深的爱。我们在一起总是我自己玩，自言自语，自问自答，外公在旁边看着，我要什么他都会给我弄来。天气好时，轮到外公休息，我们会到附近的日坛公园转悠，回家前外公会给我买一块桃酥，我们总是心照不宣地在外面等我吃完了再回家，这样外婆就不会说外公惯我。外婆总是担心他们没有按照新社会的标准带孩子。
所以没看见外公，我不停地问“公公为什么不来？”“公公在哪？”“他一个人会闷。”“我要去陪他”等等。我不记得大人是如何搪塞我的，无论什么答复，只能使我满腹狐疑，感觉到大人不愿意提外公，母亲还叮嘱我多陪陪外婆。于是我换了一个方式对母亲说“我要去永安里拿我的玩具和书”。谁料母亲专门请了半天假带我到西单商场买了很多新玩具。这下我意识到出了什么事情，可我没有把外公的消失与外面流传的牛鬼蛇神自杀、被打死、赶走或关押等等联系起来，因为母亲肯定地说过，我们是“红五类”。不仅如此，每当胡同里哪个院子有抄家、上吊等，或者机关里有人自杀，我都跟随大孩子们前去围观。其实等我们赶到那里，早已是人山人海，什么也看不到。听大孩子们说上吊死亡人舌头在嘴外面，跳楼死亡人脑浆四溅，我很害怕，到了场地也不敢前往。
我们住在中院三间朝北的每间大约10平米的平房，外婆来后，我和外婆同住一间平房，同睡一张大床。一天晚上关灯后，我感到床在抖，发现是外婆在无声地哭泣。我问“婆您怎么了？”外婆说“我想你舅舅了。” 舅舅当时在外地工作，一年回北京一次，想念儿子是理所应当的，即使床天天晚上都在抖，我也不问了。后来发现白天外婆也常流泪，想起母亲的叮嘱，每当这时，我就会留在她身旁。很多次我在外面玩得正欢，被外婆叫回家，发现没什么事，只是外婆可怜巴巴地说“小妹你陪陪婆婆吧。”于是祖孙二人一同哭。
同时我对外公的思念丝毫未减。我想他还在永安里扫大街，只是因为“大人的原因”我们不能相见。你们大人不告诉我“大人的原因”，我也不告诉你们我的想法，我把对外公的想念和各种猜测、重逢的幻想都深深地藏在心底。我还学会了当人面显得无比欢快、无忧无虑，这不仅是父母愿意看到的，而且只有“狗崽子”和“黑五类”才是愁容满面。我还学会了装傻，如果邻居问起我外公和家里的事，我说“不知道”，要显出满不在乎，这样人们才不会继续追问，才能确实相信你家没出事。
一年多以后，一个秋风萧瑟的上午，外婆把正在外面玩的我和哥哥叫回来，外婆一头倒在床上，一手拉着哥哥的手，生怕他跑了，一手捂住脸，嚎啕大哭起来。哭了好一会，外婆说“公公死了!”
外婆没有解释外公是如何死、为什么死的，教我们不要跟父母说当天的事，也不要和邻居朋友提。尽管如此，我拒绝将外公的死与文革联系起来。到这个时候，我对大人已经不象以前那样信任了，你们不说我也不问，我用自己的逻辑解释世界，当人面我还是要象以前那样显得无忧无虑，也不能给大人添麻烦。
但我心里的痛永远难以消除。首先，我责怪自己没有记住最后一次见外公时，他是什么样子，我拼命地回想什么时候是我们祖孙二人的最后一面；我责怪自己没有在外公出事前要求去永安里看看。另一方面，我试图理解什么是“死”：一个人“死”了，就是你永远见不到他，而这个人还在一个地方待着。所以我幻想着与外公不期而遇。我留意每个和外公个头和年龄相近的老人，尤其见到扫大街的老人，会使我倍感亲切。我想这是一个孩子的自我心理救助，不然怎么办呢？生活还是要继续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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