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几段短暂时光是在“五七干校”姑姑家里度过的。姑姑年长我六旬一甲子，当年清华毕业后，去了延安陕北公学和中组部，后来，又随大部队进城，当上了老干部当权派。滋润的日子十几年过后，碰上了毛泽东亲谋的文革，各路人马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我的童年几乎成长在姑姑的无比慈祥的关爱之下。
干校坐落在城北远郊一座水库附近。跨过公路，再走不远，是座不高的山，山上长满青草，山后有几片果园。我和姑姑的邻居家十几岁的大孩儿铁林儿混得很熟，跟他学会如何悄悄潜入近旁生产队的青纱帐，如何鉴别玉米棒子的老嫩和甜度，运用巧劲儿掰下来偷吃。
铁林儿一家迁自城里文艺单位京剧院，他爹是老生名角儿，兼京剧院领导，生不逢时，在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毛式龌龊文革中挨斗，挨打，被打成瘫痪，卧床不起。干部下放两年过后，他爹就卧床病故了。从那以后，政府给他娘俩按月发放生活救济，每人每月8块，娘俩一共16快钱。
铁林儿他娘是家庭妇女，在自家院子里养走地鸡，攒够两筐蛋，就乘郊区长途汽车，挑到河镇里卖，刮风下雨天，卖不动的就都按市价卖给姑姑，所以我打小几乎是吃鸡蛋长大的。懂事儿的铁林儿还为此每天早上帮姑姑挑水。
一天，干校西头老红军张国寿伯伯家里包饺子缺馅儿，就来姑姑家前院里割韭菜。因为我的班主任，一个年轻脸瘦眉长名字叫向党的女老师总爱做不招人喜欢的事，替党给小孩儿灌输假大空加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思想，非要我们占用假期宝贵的玩耍时间，自己去找老红军，听讲长征的故事。我知道干校里有很多老红军，就随口说爱听长征故事，结果这一回姑姑就让张国寿伯伯给我讲长征，说是满足我要求已久的愿望。
张伯伯不知道我在应景，拔完韭菜，操起浓重的四川口音，认真地拉开话匣子：“ 辣寺一九三鹅儿年的思候，我也寺个娃儿，跟作部队到了川北，在辣里一直歇得很舒服。三年后一打春，不知为啥子，就放弃了川北，跟我们老领导往北走。噢，我们那个老领导，和我一样，也姓张噢。不过呢，我们不象从井冈山下来那批红一，我们也不爬雪山，也不过草地，没吃啥子苦，两个月后就和他们会师了。”
我听他继续讲下去：“后来呢，他们让老领导带我们继续往北，听说要走好远，走到陕北去。格老子的，老领导这下子火了，秋天一到，刚刚有些见凉，他就带我们往南跑，跑啊跑啊，一直跑到了川康，老领导在那里自己成立了个中央。我们也不晓得这要得要不得。过了不到一年，他又取消了这个新中央，最后还是改主意带着我们和红二一起到了陕北…。又过了两年，卢沟桥事变了，格老子的，老领导和弟兄们招呼都不打一下，去拜黄帝陵的工夫，把自己从边区调去中央，跳槽到军统那边去了。听说四八年底他去了台湾，后来又出国，去一个叫啥子来着？啥子加拿大的国家养老去了，听说龟儿子养老的那个地方，离我们白求恩同志的老家也不是很远…”
他讲到这里我还听得进去，可他没完没了，等讲到南泥湾大生产，讲到天天怎么喝小米粥怎么就着南瓜吃红米饭时，我便开始犯困。小米粥还凑合，红米饭和南瓜是我最不爱吃的了，再说，那玩意有什么稀奇？现在的新社会我们也经常照吃不误啊？我越听睡意越酣，不断打瞌，直到他放出一声Base级响屁，才让我重新振作起来。我看他显得有点急促，满脸不好意思的样子，赶忙安慰他说：“张伯伯，没关系，响屁不臭，闷屁才臭呢。”
干校东头一溜儿平房，驻扎着一连骑兵。他们打篮球，我们围观喝彩，很快我们就和这些傻大兵套得瓷实，经常把玩他们的枪，在枪管下栓砖头，趴操场地上练打靶，还拿回不少红领章红五星和子弹壳。我们跟随负责放羊的大兵嘎哥上山，在山坡上骑羊。羊见人上，拿出看家习性，掉头顺坡就往下俯冲；我们改在田埂边蹬粪筐爬牛背骑牛，牛耍起大腕儿脾气牛逼起来不走。于是我们只好改成骑猪，我们特别喜欢逮那俩道眉峰外撇、上嘴唇比下嘴唇猛往前凸的丑猪来骑。丑猪极不情愿地哼哼着，一身肥肉乱颤，喘着粗气，将我等晃悠悠驮到椰林寨。
椰林寨，地处干校东头操场边，乃自城里来干校度假的我等儿童团一干人马内部专用称谓，其实就是驻军用来喂马的几堆高耸的草垛。万泉河水清又清，她们编斗笠送红军，我们早就想攻占椰林寨。这一次，我们从草垛上扒拉下几捆干草，堆在地上围成圈儿，点燃一根火柴扔了上去。不几，烈火熊熊而起，我带儿童团几个小兄弟们站在火堆中，将右臂缓缓高举，像早年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琼崖独立支队娘子军连党代表常青大爷那样从容不迫，一字一字重复起他就义时作的宣言：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者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遗憾的是，这场闹戏还没等念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时候，就令人扫兴地谢了幕，因为大人们纷纷端着脸盆儿，拎着夜壶和水桶，盛满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污泥浊水，由四面八方狂奔到现场，不识趣儿地泼灭了干草上燃烧正旺的烈火。
姑姑也赶来了，当着众人，感觉特没面儿，大声地训斥我一句：“哎哟你怎么这么不省心哪！”说完了还举起手臂朝我屁股拍打了两下，当然是一点儿也不疼了。但是我还是委屈地哭了起来，因为姑姑从来就没有扳起面孔说过我。
椰林寨风波被大人们带回城里机关大院儿，广为流传了很多年。有了大人们的撑腰，连干校里圈养的那几头长相不落忍的猪们都在笑话我等，打那儿以后，它们每天清晨出来溜早儿，在干校西头老远儿的井沿旁一瞧见我们，一头头就把笑眉撇得比李鹏的还弯、嘴巴可了劲儿地前凸，小尾巴乱抖跑回圈里，再不乐意来驮我们。
它们不乐意没关系，我们还不待见它们的闷骚呢。我们继续随放羊的大兵嘎哥到山上打游击，在山后腰果园香瓜地里摘香瓜，边摘边啃，一下午每人能吃掉七个。那天踏着夕阳回返的路上，嘎哥不知为什么兴致特别高昂，诡笑地教起我顺口溜：赶车老板笑嘻嘻，拿着马鞭 …。回到干校吃过晚饭，天还没黑透，听一小兄弟在院儿外喊我：连长叫你去趟连部。
连长人很随便，从不在我们面前摆大人的臭架子，平时一见我们，就开口嘻嘻哈哈，缺五音少六律地哼哼：“儿童团的弟兄们，将来的主人，必定是你们，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一脸没正形的痞样儿。这晚，我迈进平房最靠左边的连部，举手，敬礼，喊过“报告”后，看都懒得看他一眼，就一骨碌爬上火炕，按弹匣撸梭子拉套筒拆起他的六四式手枪来玩儿。
连长后背贴着折叠得跟豆腐脑一般方方正正的军被，斜楞在炕上，虽未阻止我拆枪，但扳着面孔，胡子拉碴一脸冰霜地来回问：“嘎子他都教了你啥了？”“嗯？说嘛，嘎子他都怎么说的？”…我感到问题的严重，只好拿傻笑敷衍糊弄连长，一句话不说，也说不出口啊。这事儿在我和连长之间默默唧唧了一阵子后，不了了之。直到开学，离开五七干校，我也没能找出我们儿童团内部到底是哪个叛徒给连长通风报的信儿。
年轻脸瘦眉长的向党女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