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某个冬季的一天。连续几天的大风雪终于停了，风雪耽误了我们的时间。这天，我必须带着一位50 多岁的女人赶往100 多公里地外的团部。
与我同行的这位妇女来自南朝鲜，抗日战争中她作为慰安妇随日本军队到了中国，从此再没有离开，在朝鲜族人聚集的村落里生活着（听说慰安妇这个名词，是在看了日本电影《望乡》之后，当时只知道这女人曾是个日本军队的随军妓女）。两年前，她与我们连队的一位劳改就业人员结了婚。没想到，她的那位新婚丈夫不久就又一次触犯刑律，马上要被押赴去监狱服刑。那个不幸的女人要赶在她的丈夫被押解走之前去团部见上一面。
连天的大风雪，使得我们连队通往团部的交通中断好几天了。这天早上，风雪终于停了。而这正是她的丈夫即将被押送去监狱前的最后一天。我带着她必须赶到十几公里地以外一个叫做新开流的地方去设法搭乘过往的汽车。新开流是大小兴凯湖中的那块狭长地带（被叫作湖岗）中的一个关卡。
一清早我们就出发了。当时的气温大约只有摄氏零下30 度。出发时我穿着毛衣、棉裤、棉袄和厚厚的棉大衣，围着厚厚的毛围巾还感觉冷，但越走越热，于是把围巾松一松。但刚将围巾松开一点，耳朵马上就冻得生疼，只能重新将围巾系好。走着走着，身上逐渐出了汗。冷风顺着脖领的缝隙吹进去，被汗水浸透的内衣又变得冰凉，紧紧贴在身上，非常难受。从嘴里、鼻子里呼出的哈气，很快在脸前的头发上、围巾边上冻成了白霜。口罩已经湿透了，一旦摘下来，立即冻得硬硬的。鞋上、裤腿上都沾满了雪。
我刻意地和那女人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她时而走在我的旁边，时而落在我的后面，我一边走一边注意着适当调整与她之间的位置，以使她总是能够出现在我的视线范围内。一路上，她不停地哭泣着，喋喋不休地诉说着什麽，像是说给我，又像是说给她自己。我只能听懂其中很少一部分话，那是在讲述她过去经历的一些事情。
我始终保持着沉默，一言不发，心里在感叹命运对这个女人为何如此不公平，同时也有几分害怕。四面旷野，白茫茫一片，没有任何人迹。脚踩在积雪里发出的吱吱的声响。偶然，还从远处的树林中传来几声野狼的嚎叫。如果这时候有野兽出现，如果这位女人做出任何超越理性的事情，如果……，我该如何应付，我这样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女孩，能否应付的了这局面。我不敢想象下去。
我们吃力地走着，真可谓步履艰难，雪太深，每一步都要很大的跨幅，先将脚从雪中拔出，再向前迈出一大步。
从东北方向吹来的那刺骨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得脸生疼。眼前，是被风吹过后留下一些折皱的厚厚雪地，一望无际、没有尽头。远处，那被白雪遮盖的树林，影影绰绰。身后，我们走过的雪面上留下两行深深的脚印。
我们就这样走着，走着，……。
不记得经过了多长时间，我们终于走到了新开流，不记得又等待了多长时间才等来了能够搭乘的运货卡车。我和那女人爬到卡车上的货物顶部，坐在上面。此时，我心里终于有了一种踏实的感觉。又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颠簸行驶，汽车才到达团部。
从那刚刚停稳的货运卡车上跳下来的时候，我们浑身已经冻僵了。稍加活动，拖着冻得麻木的双腿，一步一步向团部的办公楼挪去。我要赶在下班前将那个女人送交给有关人员，这是我今天必须完成的工作。
当我带着那个女人到达团部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经过将近一天的跋涉，又冻又饿的我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