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父亲被揪出来，家里被抄家后，我就成了“狗腿子的狗崽子”。被班里红卫兵勒令往教室的黑板上写了自己家里哪天被抄，是谁抄的，以及抄出些什么东西，是谓“自我示众”。正在度日如年战战兢兢地等待下一步的“处理”时，一张新的红卫兵通告贴了出来。通告上说，红卫兵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进行全国大串连，还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警告班里的狗崽子们不许乱说乱动，要老老实实地下乡参加三秋劳动改造自己，不得到红卫兵的准许不得回学校。而我的名字理所当然地就在狗崽子的行列之中！
文革以前，上海的中学生经常在郊区农忙时下乡劳动。那可是少年们不可多得的节日！离开了父母的监督，和同龄人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里过集体化的生活。挤睡在松软的稻柴铺上，吃着大灶铁锅烧出的喷香的蚕豆菜饭，摘棉花，割稻，收菜籽，有时还帮着拔稻秧（当然插秧是轮不到我们的）。干得好了，生产队还会送些炒瓜子，炒黄豆，或者豆沙汤团之类的慰劳我们。这对于缺少零食解馋的城市少年，又是另一种诱惑。更有趣的可能是偶尔的扳橹摇船，挑灯摸蟹之类的活动。所以这十来天的下乡可是大家心向往之的。但是这次不同了！这次不再是大家共同的节日。下乡成了对“狗崽子”们的惩罚，而不下乡则成了“红五类”们的特权！（到底是谁把农民和农村看得低人一等的？！）对下乡的向往也就因此变成了对自己卑微地位表面的屈从，和深藏心底的不服。
我们十多个“狗崽子”是在两个红卫兵的押送下坐长途汽车到郊区的生产队的。那两个红卫兵连行李都没带，当晚就返回了城里。临走警告我们：只许好好劳动，不许擅自回城，更不许外出串连。谁要敢自己回城，红卫兵就会到他/她家抄家！抄家的警告如紧箍咒套在我们头上，让我们不敢越雷池一步。几个星期的劳动中，有两个红卫兵来检查过一次，点算了人数后就走了，也不说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回城里去。三秋近了尾声，地里已经没有我们可以干的活了，可是红卫兵似乎把我们忘了，既没有人来，也没有准许我们回城里的通知传来。而我们，因着那个抄家的威胁，依然不敢擅自行动。进入十一月了，天气冷了。有的农民都已经穿上棉袄了，我们却还穿着单衣。老乡们常常问我们怎么还不走，可我们又怎么敢告诉他们，其实我们都是“狗崽子”，是没有自行回城的自由的。
终于我们中间胆大的晓芬忍不住了。她说为什么红卫兵可以去见毛主席我们不可以去？我们不要串连，我们就要上北京去见毛主席。那是对我们斗私批修改造自己的最好激励。我们住在同一家老乡家的六个女孩都同意这个说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给我们接下去的行动找到“革命”的理由啊。于是六个女孩偷偷地准备起了我们的“胜利大逃亡”。我们白天照常出工（其实也就剩下在收割后的地里捡稻穗，或者坐在仓库剥僵棉桃的轻活了），晚上则悄悄计划着哪天走，怎么躲过其他人的眼睛背着行李走到长途汽车站去，以及回到学校后怎么想办法弄到去北京的介绍信，等等。因为有了六个人的“团体”，大家都把抄家的威胁放在了脑后，大有一种“随它去吧”的气概 — 大不了六家一起再抄一遍！商量的结果是，我们不可能在白天堂而皇之地走，只能乘着月黑风高悄然离去。好在下乡时天气还暖和，带的行李衣服都不重，估摸着可以背着坚持到车站，因为来时就是这么走来的。
逃亡的日子到了！我们六个女孩半夜起床，把行李收拾好之后饿着肚子走上了田间小道。有着半月的天不算太黑，水稻已经收了，也不怕跌入水田，只是时不时响起的狗叫声让我们神经紧张。怕狗冲出来咬我们，更怕狗叫引来怀疑，让我们逃亡的行动前功尽弃。终于有惊无险，在天亮时分我们到了长途汽车站，赶上了第一班到上海的汽车。直到这时我们才发现尽管天这么冷，我们穿得这么少，汗水还是湿透了我们的内衣。按照计划，回到学校的当天我们就要去找校红卫兵总部开介绍信，并且当晚就要离开上海。这么做的原因是要让班里的红卫兵来不及得到我们逃亡的信息而出手拦截（好在那时没有手机）。到红卫兵总部开介绍信的任务落到我的头上。校红卫兵总部的头不认识我，加之我穿的是我父亲的正宗的黄军装，很容易让人以为我真的是红五类子弟，所以介绍信很快就开了出来。按照约定，夜里九点我们六个在上海北站集合。我们的目标：搭上火车到北京去见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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