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中，文革前的一段日子是祥和和温馨的。由于父母在外地工作，我从小就跟着姥姥、姥爷，住在姥爷任教的家属宿舍里。姥姥家子女多，但那时大多已经成家或独立了，家里只有上大学的小舅、上高中的七姨和上寄宿初中的小姨。当然，还有我。
姥爷的生活似乎是一成不变的，每天备课、讲课，并在闲暇时间忙他的研究和文章，但在文革前一年，多年未动的职称向上晋了一级，工资上调了一大块，还有了‘红本’，可以去‘特供店’买一些‘高级的’东西。
姥姥也在逐渐摆脱繁重的家务负担和经济负担，生活得轻松和有一点精致起来。家务之余，也经常走出家门，参加一些居委会的活动，有时那些老太太们还组织个合唱什么的。偶尔，姥姥和姥爷也一起出去，我记得有几次他们还坐学校的大客车去剧场看戏。
我呢？成了一名小学生，当上了班长，并光荣地加入了少先队。除了上学，每天就和院儿里的孩子疯玩儿。由于姥姥手头儿松了些，间或也会给我买些小零食，如水果糖什么的。所以，在我眼里，那些日子真是很美好的。
但这段日子并不长，很快，文化大革命就来了……
记得在小学一年级的下半学期，也就是1966年的4、5月份，家里开始有些变化，最明显的感觉是姥爷忙了起来。
姥爷在大学任教，平时不坐班，除了上课，就只是每周到教研室开一次例会，每月到系里领一次工资，及每一、两个月有一次“民盟”小组活动。除此之外，平时极少出去。但那些天，姥爷几乎每天下午都要出去，往往到吃饭时还不能下班，回来后，经常显得很疲惫，“又是去大礼堂了。”姥爷对姥姥说。
大礼堂我是知道的，就离我们家不远，七姨和小姨经常带我去那里看电影。但姥爷去那里可不是看电影。据姥爷讲，每天下午全校师生集中在能装上千人的大礼堂里，是进行大鸣、大放、大辩论。辩论主题好像多半与学校的办学方针和管理有关，主要是一些激进的学生和青年教师给领导提意见。
姥爷是一个古板而不甚关心政治的人，标准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自然不会去参予“辩论”，只是不得不参加而已，但我能感觉到他的心里也十分关注着辩论会的动向。
吃饭的时候，姥爷和姥姥说 “这些年轻人，真没有生活经验，现在这样大鸣大放，最后倒霉的还得是他们自己。”
周末，在初中寄宿的小姨，上高中的七姨和上大学的小舅都回到家里，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学校的事情，似乎都在开会，辩论一些事情。那一年，小姨正好读初三，面临考高中，本来是很紧张的，现在也把学习放在了一边，虽未停课，但似乎兴趣也转了向，小舅所在的大学已停课，也搞‘革命大辩论’。姥姥，姥爷只是默默地听着他们热闹的议论，不怎么参与意见，但总不忘了提醒一句：在学校不要多讲话。
私下里，姥姥常似自言自语又似对我说：“又要搞运动了”。
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运动’的含义，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经历了“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四清”等运动，都对这一名词有深刻地认识，提起它来，不说谈虎变色，也足以使人神经紧张。就连我这样的的孩子，听到姥姥的话之后，似乎也总是觉得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心里感到沉甸甸的。但是这一次的运动又是什么样的呢？
姥爷还是每天开会，有时回来说：这几天，那些反对领导的学生和教师蔫了，可能有人要挨整，抓右派了。
长辈们都知道，五七年“反右”运动就是以帮助党整风开始的，但当很多人真诚地，坦率地提出自己对党的意见后，在运动后期却被划成了“右派”。
接下来的几天，姥爷的口气变得疑惑了：那些人怎么又强硬起来了？而且支持他们观点的人竟越来越多了？再以后，姥爷评论的语气中便有了愤怒的成份：“他们闹得也不象话了，矛头直指校党委，竟提出‘打倒校党委’。”
像很多从旧中国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一样，姥爷经历过战乱、饥荒、日本人的侵略和国共内战，对共产党还是有感情的。认为是共产党使国家统一，免于战争的灾难，人们能够安居乐业。同时，也对共产党廉政政策非常拥护，他们对国民党统治时期政府的腐败记忆犹新，并深恶痛觉。所以，尽管姥爷不懂政治，对‘大辩论’的内容并不真正关心，但看到校党委受到运动的冲击时还是震动不小，他认为党委是共产党在基层的代表，反对党委就是反对共产党，内心自然便会产生反感和愤怒。
但是运动自然不会按照像姥爷的思路发展的。事实上，按当时的话来说，此时的群众运动已‘如火如荼地蓬勃地开展起来了’。那些在运动初期‘跳’出来给校领导，系领导提意见的‘一小撮’人已发展成为一些组织，并以毛主席引用过的的话‘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为宗旨，形成了造反派。他们的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倾向他们，并加入他们的组织。
从小姨，七姨，小舅他们的谈论中感到，其他学校的情况也差不多，大学和中学都已全面停课，叫作‘停课闹革命’。过了一阵子，又传来了初中，高中三年级应届毕业生不毕业，大学五年级学生不分配，‘留校闹革命’的消息。听到这个消息，小姨高兴地要跳起来，她不用为考高中而复习功课了。
继大辩论之后，大字报便应运而生。所谓‘大字报’就是把自己的意见写在一张大纸上，贴到一个公共场所，就象一封公开信一样，使大家都能看到。那时候人们的生活水平还不是很高，物资也不是很丰富，所以通常人们把大字报写在旧报纸上。用毛笔，而且字要足够大。
大字报还有一特点就是极少署真实名字，一般都是署‘革命群众’。(有了‘红卫兵’的名词之后，大部分就署名红卫兵了)。这一特征对于运动初期的发动群众是很有利的。毕竟，敢于公开站出来，申诉自己的观点，参加辩论的人数有限，但自己琢磨清楚了，在家里是先写好了，（悄悄地）张贴出来就容易得多了。
我不知道第一张大字报是何时出现在学校校园的，只记得当我们小孩听说校园里有大字报，去看热闹的时候，大字报已经铺天盖地到处都是了。
开始时，大字报是规规矩矩地贴在学校主干道两边的布告栏上的，后来便到处都是了：建筑物墙上、教学楼走廊内、围墙上、甚至家属宿舍院里。
大字报内容也是变化很大的。开始的大字报比较含蓄，不提名字，只是说一些事情，多半都是与政治和学校政策有关的事。后来就具体化了。大字报越来越多，内容也五花八门，有些是长篇大论讲述政治观点的，很像一篇论文，既有思想性又有文学性，有些则是揭露一些私事，象XXX多吃多占了；XXX搞破鞋了等等。还有一些是公报私仇，泄愤的。大字报涉及的人也越来越广，常常有些人去看热闹，结果在大字报中发现了自己的名字，悄悄地面红而去。有个别的人发现了自己的大字报后不甘心，白天不敢仔细看，晚上夜深人静时溜出去，仔细研究其内容和措词，揣摩是谁写的，有可能的话，连夜写大字报反击，或揭露对方的问题。当然，敢于这样作的都是自认为自身问题不大的。
随着大字报的增多，拣废纸的人多了起来。大字报一批又一批，新的来，旧的去，或被风撕坏、刮走，常常是碎纸满街。于是那些家庭生活比较困难的人便让家里的老人或小孩出去拣这些废纸卖钱，以贴补家用。拣着拣着，就有人找起窍门来了：半夜起来去到大字报多的地方撕大字报，于是学生们就组织起来，轮流值班，看守‘大字报’，并抓撕大字报的人，抓住了以‘破坏运动’论处。好在去拣大字报，特别是去撕大字报的人大都是出身好的，即使被抓住了，也就被喝斥一顿，倒没听说有人为此闹出大事。
我上中学的时候，曾学过一篇语文课文，题目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那是毛主席的大字报，是在1966年8月5日写的。当然，与其说那是一张大字报，不如说是一个运动的纲领性文件。
这场运动就这样开展了起来，这时候它有了名字，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化大革命’。至于把它称为‘文革’那时运动结束以后的事情了。在运动中是没有人这样称呼的，这似乎有些不恭敬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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