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革”刚开始。我小学二年级,是班里的学习委员。一天,学校在操场举行了开展“文革”运动的动员大会,我当着全体师生的面,念了一篇不知哪个老师写好的稿子。内容记不清了,但末尾清楚记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一类的口号。
接下来,我们学红卫兵大哥大姐斗地主抄家的劲头,参加了红小兵,到处贴标语,喊口号。
我们班主任名叫刘冰,是个慈祥的女老师,戴眼镜。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不知谁散布消息说她是地主的女儿。
得知此消息,班同学充满了义愤:我们这些“革命后代”竟然接受隐瞒出身的“阶级敌人后代”的教育,是可忍孰不可忍!那个年代,孩子们早就被无数遍地告知:地主就是敌人,是“剥削阶级”,是人民的仇人,不是人。
当晚我们把“肖像”贴到了黑板上。第二天一早,刘老师进教室第一眼就看到了漫画,脸色惨白,什么也没说,继续在贴有自己“肖像”的黑板前讲课。面对平时对我们慈爱的老师,我内心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但最终快感占了上风,因为“阶级敌人”的后代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长大后,我渐渐才明白,面对一夜间之间就反目为仇的学生,老师当时的心情一定是万念俱灰吧!我也开始理解“文革”期间为何自杀者众多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