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串连——我的“文革”回忆

作者：XUPING

前言

出现在“文革”初期的、中国妇孺皆知的“大串连”，也称作“大串联”。查《现代汉语词典》，只有“串联”一词。可见，“串连”一词亦为“文革”的新发明，而且这个新发明的名词还没有被收入《现代汉语词典》。

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革”，包括发生在其初期的这个“大串连”，是他的一大“创举”。“大串连”的内容就是：投入到“文革”中的全中国大、中学生，为了把政治运动搞得更好(这是摆在台面上的目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相互联系活动。换言之，就是国家以革命的名义，请客全国大、中学生免费进行全国旅游。

一些年轻的朋友乍一听说“大串连”是这么回事，对我们有“串连史”的人表示出不胜羡慕。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大串连”所包含的国家灾难和人民的痛苦……

一.天安门城楼上发出的号令

1966年7月底，毛泽东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镇压群众，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的“错误”。到了8月，政治局面闹得极为红火：毛亲自到党中央接待站接见群众、颁布《十六条》、发表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直至8月18日，毛身着军装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文化革命大军”，使他的一系列活动达到了最高潮。在8月31日他第二次接见时，站在他身边的周恩来在讲话时宣布：“中央决定，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全部和中学生一部分代表，可以分期分批地到北京来。”这一决定，是按毛搞“文革”的思路进行的，充分显示其“打破束缚群众运动的条条框框”、“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与刘邓的“错误”形成鲜明的对照。也可以说，这一决定就是“文革”“大串连”的宣言。

天安门城楼一声号令，全国顿时热烈响应。这是当时中国政治面貌的一大特征。何况是政府请客的免费旅游，何乐而不为?大串联就此轰轰烈烈在全国范围开展起来。

二.凭学生证领取去北京的火车票

上海，尤其是我所在的学校，串连活动的进行，依然如过去（即“文革”之前）的一贯做法，由组织（不过此时的“组织”已经不是学校党支部和校长，而是“文革筹办委员会”和“红卫兵”了）决定和安排、有次序地让“部分代表”去北京。代表，毫无疑问只能是当时极为不可一世的红卫兵——即“红五类”了。在当时，红卫兵和“红五类”两者是划等号的：红卫兵完全“红五类”组成；而只要是“红五类”，就可以成为红卫兵。我所在班里有一“红五类”，原先可谓是“劣迹斑斑”、臭不可闻。而一到此时，顿时扬眉吐气、不可一世，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俨然与其他七、八个同类成为班级的统治者。赴京串连只是他们有份，我们这些对此不敢存非分之想的非“红五类”，只有安心在校听从京串连回来的“代表”描述其“见到伟大领袖热泪盈眶”的场面的份。

大约是九月下旬的某一天，我结束了在学校的“干革命”的一天回家后，马上听到的一大消息是：火车站正在发放去北京的火车票，中学生只要凭学生证即可领取。听毕，我第一个念头就是：不可能！去北京，竟有这么容易、这么随便？要知道：“北京”这个字眼，对于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是那么神圣、那么神秘和那么遥不可及的。

北京是首都，是“祖国的心脏，毛主席、党中央所在地”。因此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的心目中，有着那种无比崇高的地位。能够到北京去，是极其令人羡慕和向往的。

大约在1962、63年（当然是在毛的《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的精神贯彻之前），我偶然看了一部名为《美丽的北京》的纪录片。那充满了诗情画意的画面、由大诗人艾青撰写的、并由著名电影配音演员张桂兰朗读的、秀丽优美的和悦耳动听的解说词，使我完全陶醉了。它使我对北京怀有更加美好的印象，使更加向往这个美妙无比的圣地。可以说：去北京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甜美的梦想。

而现在，本来被认为是十分遥远的梦想，竟然能够凭一张学生证、去一趟火车站就能变成现实？在学校里，去北京串连，不但只是“红五类”有资格，何况他们还得由“组织”安排，分批进行的。自己由于父亲的事，虽然目前并没有被排入“黑六类”，但是连“普通劳动人民”的“家庭成分”，也似乎有点摇摇欲坠了。 “去北京”？自己想来想去，总是觉得不可思议，实在不敢相信。

然而，梦想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尽管脑子里一面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而另一面，两腿又不由自主地向火车站迈去了。

北火车站的临时售票处，当时只是个简陋的棚子。说此时这里是人山人海，毫不过分。果然如传言所说，挤满了售票处的中学生们争先恐后地排在售票窗口前，等待领取一张去北京的火车票。

看到这样的景象，我很自然地也加入到这个队伍里去了（我相信：任何人到了这样的场合，肯定会把先前的怀疑和畏缩想法消除的）。在这尚还炎热的九月，一直挤在这人堆中，再加上这根本就不隔热的顶棚，需要一点忍耐和受目标鼓舞的精神力量，才能坚持近两个小时，直到将那向往的车票领到手。

那“火车票”根本不象平常那种硬硬的、厚厚的正规的火车票；而是一张小小的、很薄的纸片。我想，大概火车站也是为了应付形势，急匆匆赶出来的吧。来领取车票的当然都是希望“先乘为快”，所以这两天的票，已经给排在前面的、很早来的领走了。我拿到的已经是三天后的车票了。

拿了去北京的火车票，并没有感到兴奋，而心里总是不觉得踏实。因为并未认为去北京的路已给我铺好了，所以总觉得这件事情并不是真的，也就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那么拿了票，是否真的就坐这火车去北京了呢？说实在，我当时基本上是取“不”的，抱着“看看再说”的想法。

第二天我一到学校，就听到同学都在谈论火车站发票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还听到一个新的说法：铁路部门宣布这样发的票作废！——可以说，这是“文革”政策多变的最早的例子了吧？而正因为是第一次受到政策多变的影响，所以就很拿它当一回事情了，很认真地对待。我想：这样立即宣布作废，问题肯定很严重。而这样发票，确实也象是太随便了。就此，我更坚定地打消了坐火车的念头了，而且觉得也不需要自己再多作什么考虑了，人家已经把这票作废了嘛！

可是后来听到更多的说法就不一样了：有的说根本没有作废；有的说是说作废的，可是准备登车的学生不管那一套，他们硬是上了车，铁路部门也没有办法，只好把他们开出去了。……当然，这种情况对我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不能想象：我会去加入这“硬上”的队伍。

再后来才知道：上海当时的做法在全国来讲是最保守的了。其他地方的火车、火车站都早已是学生们的天下了。他们想去何处就去何处；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哪里还有什么“组织安排”、“分期分批”和“发票”这等烂事，这么多条条框框？可悲的是我们这等书呆子，还在研讨周恩来说的“大学生的全部”是指“全部学生”还是“全部代表”呢！

可是，在我们学校里、在我们班里，居然还有敢于冒犯“禁令”、“硬上”去北京火车的勇士，更令人惊叹的是：他还是当时“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黑六类”的“狗崽子”呢！他就是“文革”前的班团支部宣传委员、当时已被勒令写“两史”的Chen。

三.Chen擅自“串联”闯北京

按当时最令人看重的家庭出身，Chen是使人极为不爽的“资产阶级”。但是此人的衣着等消费，看起来要比我们一般的小职员、甚至是工人都不如。其原因，据其后来在“文革”的“红八月”时搞的“黑六类狗崽子”“两史（即所谓‘反动老子剥削史、混蛋儿子认识史’。按照现在的说法，这应该是人们最为隐秘的私事。但在 ‘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年代，在所有人的心目里，根本就没有‘隐私’这一概念。）交代会”上的“交代”：其母本是其“混帐老子”的佣人，是被迫（或被骗？）嫁给他的。而这“混帐老子”又早已死了，于是他的母亲成了“洗衣女工”。所以，他是一直空担“资产阶级”出身的“罪名”，而未曾享过“资产阶级”的任何待遇。从这一点来说，他有理由觉得很冤的。所以到了“文革”最讲究出身的时候，他强烈要求改其家庭出身为“洗衣女工”。但在这个“出身决定一切、出身高于一切”的时期，要一改臭不可闻的出身为香喷喷，实在是痴心妄想，就阿Q被赵老爷斥责“你也配姓赵？”一样令人可悲和可笑。他这一要求，理所当然被嗤之以鼻。——应该说，这样的结局在当时的中国算是很幸运的了。换个地方（譬如北京），很难说会有什么更为可怕的结局了。此人的言语措辞和举止行为，若按现在正常状态的评价标准来看（实际上即使在当时也令人感到有点），是极端“革命”和十分“激进”。记得当时有一次在他写一份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提到了“血泪”一词。他立即回复一句话：“革命者流血不流泪”，也就不采用此词，故而在班上获得“老激动”之绰号。应该说，他可算是时代的畸形儿，只不过比我们一般人更要极端了一点。然而也凭这一点，他在刚上高中时候就入了团，随即又成为班团支部的宣传委员。

“文革”伊始，Chen就积极参与“造党支部反”的活动，与班上那些“保党支部”的以“红五类”子弟为主的那些“主流人物”们形成了对立。到了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红八月”，“红五类”更是不可一世，一下子成了“统治者”；而“黑六类”一落千丈，只有低头“认罪”的份了。两者反差之大，不可谓不鲜明啊！而运动中观点的分歧，又成为“红”对“黑”的态度的严厉而又坚决的一大原因。可就在这个时候，Chen竟然做着我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无视当时的那些“统治者”们的威吓，擅自“串连”去了北京。

Chen的行动，使“红五类统治者”们大为恼怒，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就是：这混蛋简直是狗胆包天！我们“红五类”尚且还要“分期分批”才挨得到去，你这个“黑六类”居然就这样舒舒服服去了？因此在他刚刚出走时，就召集班级全体人员（还能称“学生”了吗？），大骂了Chen一通，表示待其回来后必将要狠狠整一顿；然后警告众人：不允许再有人步其后尘！

果然，在Chen“流窜”返校后，由“红五类统治者”召集了全班规模的针对Chen此行的会议（批判会？斗争会？没有明确，但就是这个性质了）。其主要议程是：让Chen对此行作出交代；对其行为进行批判；宣布对其此一举动的处理方法。Chen的交代，除了一再表白其行为规规矩矩，以及动机是出于对毛的无比忠诚和热爱之外，别无其他内容了。而“红五类统治者”们批判的基调，无非是“身为狗崽子，不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竟敢‘流窜’至北京，反映了阶级烙印……”一通陈词滥调。而其中最令人惊骇的话语是：“这样的‘黑七类’（当时这类人的称呼已经是极其混乱的了，一会儿“黑五类”、“黑六类”，没多久就变成“黑七类”、“黑八类”了。这些人是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叛徒、特务）竟敢到北京去，到毛主席的身边去！我们红五类一千个不放心，一万个不放心！”如此定论，不禁使人怀疑：难道Chen是带着炸弹去北京见毛的?

最后宣布判决（是的，是判决。这时候已经是自然而然的，“红五类”就是所在处——譬如在我们这里，就是一个班级——的当然的“统治者”。他们对这里的一切都有裁决权。对于“狗崽子”们是“不规”行为当然也有判决权，而且“狗崽子”们连“上诉”的机会都没有。）为：一.Chen必须作出深刻的书面检查(这在当时是不可缺少的必要程序）；二.Chen必须在X（具体数字已遗忘）日以内向红卫兵组织交出此行的火车费。（这里要指出的是：在以后“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红五类”身败名裂、大势已去时，他们又将这笔“罚款”还给了Chen。那么，“红五类”当时收此款究竟是想将其归入何处呢?意味深长。）

此会使我胆战心惊（也许“红五类”正是想用这样的会来“杀鸡惊猴”，果然“惊”了我这样的“猴”，起到效果了），也暗自庆幸自己没有“擅自”去北京，否则后果也难以设想。

四.形势突变，机会来临

毛泽东提出要扭转“刘、邓把斗争的矛头针对群众”的做法，要把斗争的锋芒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在“文革”初期66年7月底、8月初的时候。也正因如此，才有了那个“红火的八月”。他的意图是要通过一系列的接见、会议和决定，把运动朝他设想的轨道上引去。然而，实际的情况并没有完全如毛的设想那样发生变化。那个“红八月”以及其后的九月至十月前期，是那些“红五类”的子弟们——实际上主要是北京地区的和那些身居高位的官员（那些人就是毛所指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精干，也就是“文革”后重新扬眉吐气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子弟们——尽情地宣泄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欲望、肆无忌惮地和极其无耻地暴露其阴暗心理的“黄金时期”。斗争是主要对象仍然是普通的群众，包括社会最低层的“黑六类”。手里掌握着权力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没有受到真正的或者很大的触动。

正因为这样的局面并不符合毛的愿望，极大地干扰了他的运动目标，到了十月中下旬，毛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再一次强有力地要扭转局面，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且着重斥责了“红五类”的这些行为。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形势才逐渐有了较大的转变：各级党组织受到更大的冲击，“红五类”们的气焰也才有所收敛。

十月二十日左右的一天，全校再次（如七月底那次一样）郑重地组织收听“中央的一个会议录音”，主要是由张春桥（时任中央文革副组长）宣读中共中央批发中央军委、总政关于取消军队院校党委对院校“文化大革命”运动领导的指示，它对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其精神是：停止大专院校、中等学校党组织对本系统“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必须销毁在运动初期因批评党委而被整的学生的“黑材料”；不得压制和阻扰学生进行串连活动。其实这些就是毛“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理论在学校领域的具体化。

前两点，说实在与我们一般的学生关系并不大，因此也并无太多的兴趣进行研究；而最使我们感到振奋的是最后的那一点。它几乎是用最明白的语言在说：学生可以毫无阻碍地、 任意地搞串连了。这要比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话更放开了。

本来，在这次听录音前，学校已经安排我们去下乡劳动，我们也将一些诸如被子、洗漱用具和衣服都准备好了。而现在闻得有此“新精神”，又怎能无动于衷呢?据我们几个“职员”子弟的观察和分析，这个精神对于转变前一段时期的做法、削弱“红五类”们的威风和“特权”是有很大的实际作用的。按目前这个形势，我们这些“职员”子弟去串连的话，绝不会有象Chen那样惨的遭遇的了。既然是这样，我们有什么理由浪费这一大好时机不去串连，而要去下什么乡呢？于是，在一番商议后，我们几个“职员”子弟决定乘这“中央号召打破条条框框”的东风去串连，而不必理睬“下乡劳动”的要求。

时不宜迟。既然作了决定，就立即付诸行动。我和好友Yu就去校办公室开介绍信。一到那里，就见到已经有许多学生在办同样的事情：果然大家想的都一样。负责开介绍信的老师也十分慷慨和爽气，你想开到哪里就开到哪里，毫不迟疑和打折扣。显然他是得到授意和指示的，否则是绝对不敢这样大胆。这是个信号，告诉我们：学校也无奈了，也已经认可这样做了。因此我们心里也更有底了。

然而要加以说明的一点是：当时毕竟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刚刚起步，“红五类”们的气焰虽然不如“红八月”时候那么嚣张，但是余威仍存。下乡劳动的计划并未完全取消，那些“黑七类”们直到此时还不敢对串连存“痴心妄想”，仍然乖乖地在“红五类”带领下下乡去了。这些“红五类”仍然按照“分期分批”的部署在进行着活动，宁可“光荣”地带领“黑七类”们去下乡劳动，而不敢越雷池半步，乘着“打破条条框框”的东风去享受国家请客的免费旅游。这个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究竟是他们太愚昧了，还是太可爱了。

五.正式踏上大串连之旅程

这里，对“我们几个‘职员’子弟”这几个人的身份问题，要作个比较明确的解释。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这种“非常时期”，更是如此。那些“红五类”，人家不会多理我，我也懒得高攀；“黑X类”，人家小心谨慎，我也不会随意打扰。这时候，“职员”子弟之间，自然而然接触多了些。和我关系较好的有四个“职员”子弟：Yu、Zhu、Huang、Jin。我所以将职员打引号，是因为我们这些在履历表上都填写“职员”出身的人，都有些微妙之处：Yu，严格来说是“小业主”；Zhu，历史上有点“问题”；Huang，实际上一直是定为“历史反革命”。他的哥哥是我们同校的，比我们高一级。据我所知，他最辉煌的事迹是曾经在《少年文艺》上发表过三篇作品，可以算是很有才气的。可是在1965年高中毕业时，因家庭所累，什么正规学校都没有进，最后只是在一个毫无名气的XX学院接受师资培训。Huang因其哥的如此下场很是灰心丧气，只是不能表现出什么想法的（这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Jin，在“职员”前应该加“高级”两字。而我这个本来是不折不扣的职员，就在这次“文革”伊始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话归正传。我们这五个“职员”子弟就此决定结伴同行，踏上大串连之旅程。至于行动的方向，首先是我（原因如前所言）毫不犹豫提出：北京。实际上其他几位想法也基本相同，所以很快就达成共识。

车票还是要去取的。尽管到处听说：根本就不要什么车票了。但是这终究是传言。象我们这样的人，没有耳闻目睹，决不会做“无凭无据到处乱闯”这种事情的。

北火车站一问，到北京的车票根本就没有了，甚至连什么时候会有，火车站的人都也说不上。想想也是：这个串连放开的精神，上海别的学生哪里还会比我们领会得慢?再说，去北京又肯定是串连的首选，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很正常的。而现在最容易取的是去南京的车票等近处的车票。于是我们就取了当天傍晚去南京的车票，它是顺着去北京方向的。我们决定先出去了再说，因为我总觉得最重要的是先要登上路程，省得“夜长梦多”（这句话是“老古话”，但是在政策越来越多变的“文革”及其之后，中国人是越来越信服了）。

就这样，在收听了“中央精神”传达后，我们马上领会精神、决定方案及落实行动，直至当天傍晚登上了北去的列车，真可谓是极其“雷厉风行”的。

傍晚，我们几个按计划先后来到北火车站广场集合。在出发前听有人说被子还是要带的。我们想了想，觉得是有道理的（主要是干净）。所以不嫌旅途会麻烦一些，还是带上了。当然，每个人的行李显得不少。

待了一会，他们几个大概是要去买什么东西走开了，就我一个在看行李。又不一会，天空中飘起几滴毛毛雨。我倒不在乎，可站在边上几个外地女学生倒替我着急了，过来帮我把行李搬到避雨处，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助人为乐的精神，此时尚未被完全破坏。

去南京的车还是很宽舒的，一点也没有象他们串连过的人讲的那样挤。坐了没有多久，“文革”的气息就显露出来了。几个聋哑学校的学生在发传单，“控诉”学校领导阻止和压制他们参加运动。

第二天凌晨到了南京，第一件事情是打听怎样再乘去北京的车。当知道要到浦口才能乘得到，就马不停蹄搭乘渡轮过长江赴浦口。渡江时看到了刚刚开始建造的大桥的一排桥墩。

到了浦口车站，立即见到已经有不少学生正在等去北京的车。一问才知道，这车也是从上海开来的。我们也觉得有点奇怪：如果这车还有空的，为什么在上海不让我们上呢？而如果不空的话，那在这里又如何能保证上得了？想到这些，情绪不免有点紧张。待了几个小时，大约上午十点钟，车终于来了。“争先恐后”这四个字，就是对当时的场面最好的描述。

上了车，觉得比想象的稍微好些：至少我们五个全上了，一个不拉。但是座位有点麻烦，决不会象来南京的车那样舒坦了。不能说一个也找不着。但是有些位置分明是让人多占着，不象愿意让出来。我们所站的旁边的这几个座位，是四、五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占了七、八个座位坐着。不过我们并没有和她们争论什么，还和她们闲聊了起来。没讲了几句话，就知道她们和我们是一个区里的。只是过了不一会，她们就主动让了空座给我们。我想：她们当然看得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上了这列车，真正感到“串连”火车的味道了。一到晚上，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只要是空处，都睡满人。火车越驰近北京，速度就越慢。记得在开进河北的一个小站。我们竟然下车，走到车站附近的一个集市兜了一圈。第二天早上才到天津。接着再居然整整开了二十四小时，才总算到了北京，坐得我们浑身麻木了。我暗想：这真是可以算是“特慢列车”了吧?

六.北京之梦成现实

1.住宿在广安门外蔬菜公司

我们的列车达到北京是停在现已不存在的“先农坛车站”。一下车就听到车站在反复广播：“请来京串联的同学们到先农坛体育场报到。”

先农坛体育场里，到处都是外地来的学生。最令我不解的是，有的人竟然盖着被子躺在角落里，不知是为什么。排了一会队，就办理好了住宿。我们被安排的广安门外的蔬菜公司住。

到了那边，蔬菜公司的接待人员挺热情的，把他们宿舍区里的一间已经腾空的十多平方米的房间给我们五人住下。这个地方倒也挺干净，还算是不错。宿舍区里家属的一些五、六岁至十来岁的小孩，见到我们直叫：“红卫兵、红卫兵”。大概在他们的眼里，大、中学生都是红卫兵了。弄得我们很不好意思，不知道是答应好，还是不答应好。

我们吃在蔬菜公司的职工食堂里。政府规定：到北京串连的每个学生，每天有四角钱的伙食补贴。四角钱在当时是可以提供最简单的三顿了。因此，如果不外出活动的话，吃这点也能对付过去了；而如果外出的话，那自己就还要再掏出一点了。在北京的这些天，食堂里吃得最多的就是大白菜炒肉丝，此外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了。另外，起先几天还不能全吃米饭的，中、晚饭是二两一个馒头再加二两米饭。作为南方人，一开始吃馒头当饭还不太习惯。可是在吃了一个多星期后，居然很习惯了。而到那时候倒也不强行规定搭配了，可自己却还是要个馒头。

2.头等大事是见毛

到北京的头等大事，无疑是“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接待人员当然也将其作为重点的考虑和安排。他们规定：所有来京串连的学生，每天要用一定的时间进行操练。我们几个是无条件接受这种安排，规规矩矩地参加每天的活动。可是我们看到：一起操练的几个上海学生，不时嘀嘀咕咕在发牢骚。对于他们这样的不肯吃点苦和怕累，我们很不以为然的。其实现在想想，是我们太“愚”和太驯服了。这样的训练，在接见之前是每天早上都要进行两个小时的。

1966年11月3日，是我们受到毛接见的日子（我留神过：自毛8月18日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和 “革命师生”开始，基本上是每半个月接见一次。到这一次就是第六次了）。这个日子是不应该忘记的，当然也不会忘记的。因为从当时的政治环境来看：毛不但至高无上，而且还被奉若神明。能受到其接见，当然是极其荣耀的事情。在此也要顺便提一件事：即在我和家中兄妹都串连在外时，母亲因父亲在“文革”初期出了事而被包括居民小组长在内的里弄邻居欺负时，我的舅舅在他们面前讲了这么一句话：“你们知道吗，她（指母亲）的三个儿女都到北京，受到毛主席接见的！”就把这些人镇住了。还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能和国家最高层面对面。

那天凌晨四点多钟，我们就起床集合了。也是按照规定：这天早上额外发了较为丰盛的点心——糖三角、鸡蛋、包子。我们赶到东长安街靠近王府井附近的位置待着。等到九点，那些大人物们登上了城楼。在八月初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毛封为“亲密战友、接班人”、的林彪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形势大好”讲话结束后，长长的队伍才开始一点点朝城楼的方向挪动。可是没有动了多少路，就停滞了。不一会，听到中央文革顾问陶铸“请军事院校的同学们向前走”的声音，可是不见效果。再过了大约半个多小时，喇叭里传出了周恩来焦急的话音：“军事院校的同学们，你们再不走，后面的同学就不能过来了。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终于，约在中午时分，我们能够缓慢地挪动到城楼正前方了。

天安门城楼实在是高大。尽管我们觉得自己离那儿还不算很远、尽管觉得这检阅台并没有多高；可要是看看那上面的人，你就知道它有多高了。因为在这时候，我们所能看到城楼上人的脸，只是那么一个点。尽管是这样，我还能从他们中间辨别出毛和周恩来：毛显得极具风度地、高高地摆动“巨手”，在向我们这些受接见者表示“致意”。这是其他领导人没有资格做的动作，所以很容易辨认出；而周也正以他那独特的动作在急切地向下挥动着手中的《语录》，其含义却是要学生们赶紧往前走；倒是当时虽然已经红得发紫、但总是一贯注意维护身边红太阳的“光辉形象”的林彪象是缩了起来，尽管猜想他肯定在毛的边上，但却总是找不到有他的特征的人。这就是“接见”：超远距离的、几十万人的接见，看来也只能这么着了。担任一行行被“接见”学生的隔离拦的军人们，朝着我们一个劲喊着“往前走！往前走！”我们这些学生们都激动地边挥语录边高呼“万岁！万岁！”

人只要一过城楼正面就马上产生一个感觉：接见就此结束了。我看到有几个外地的女学生确实是因为有这样的“荣幸”而在落泪。说实在，我没有激动到这个地步。不过自己觉得总算了却一桩心愿，因为在当时，能见到毛是许多中国人的“终生愿望”。

3.“首先要认真搞好‘革命串连’”

在到达北京之前，我们几个就商议好：这次出来，不管进行多少活动，但是“革命串连”的事情一定要做到。所谓“革命串连”的内容，按照当时的解释就是：取“革命”的经，学习外地学校的“革命”精神……之所以会这么想，无庸讳言， 对Chen的遭遇还心有余悸，尽管当时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已经是大张旗鼓了。

到北京要搞好“革命串连”，首先是到北大、清华看大字报。两校无疑是中国每个高中生都敬仰的。我们在那里看到最引人注目的内容是用大字报抄出的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两个月来的运动总结》。因为报告极其严厉地批判了“血统论”，颇得我们的好感。“血统论”不但使那些“黑X类”们精神受到极大的压抑、甚至肉体也有可能要经受痛苦；就是我们这些“不红不黑”的人们，心情也难以舒畅起来。尽管历史表明，陈这番举动，是出于毛要坚决排除那些“血统论”的宣扬者和积极实施者们对他的斗争方向的干扰。但是我们当时确实有那么一点“毛解救了我们”的感觉。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对“血统论”的“批判”，不说它是虚伪的，至少也是十分有限的。这样说的最好的依据，就是遇罗克的遭遇。在1966年底写了《出身论》的遇罗克，通过对当时一副代表封建“血统论”典型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剖析，尖锐地指出，坚持血统论的人“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公然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27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这位真正批判“血统论”的斗士并非死于搞“血统论”的高干子弟的手中，而是死于毛泽东的亲信、“批判血统论”陈伯达等中央文革那批“革命派”手中，这真是对这种“批判”极大的讽刺。而且，在此后的整个“文革”过程中，“血统论”的阴影——即毛的所谓“阶级分析”理论，始终笼罩在中国上空：判断人们言行的正与误，一直就没有脱离过他的“阶级成分”和“阶级出身”。

为陈的报告而欢欣鼓舞，我们这几个“职员”子弟，出自真心地认真抄记它。在结束串连返沪后，还是我们几个，将其刻成蜡纸、油印成册，在学校里散发。

我们还去了团中央一次。才看了一会大字报，就听到另一处发出一阵吼声。只看到一群人将一个人从一屋子里揪了出来要批斗，看起来此人是原团中央的干部。看来，这样的批斗是每天或经常发生的。因为不可能我们来这么一会儿，不大发生的事情就给我们正好碰上。

北京的“革命”形势，给人总的感觉是：那些大字报反映出来的内容，显得立足点高、内幕消息掌握得多。譬如初到北京，就在街上看到一张“X（数字，是十或是二十）问为什么”，围绕刚刚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针对有关的一些迹象提出了一系列问题，都是关于中央高层发生的事情（具体内容有些遗忘了，大致是：中央有对抗毛的危机出现之类情况发生）。事后可以发现：它所说的内容与实际情况相离不远。

4.“革命”外的活动

在安排好住宿的当天，我们在房间里稍微安顿了一下，午饭后就迫不及待地扑天安门广场而去。从我们住的地方——广安门外大街到天安门广场去，是在前门外下的车。穿过前门，这个我们心中的圣地、无比向往的天安门广场就豁然开朗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了。真是气势雄伟啊！不由得使我们感到激动。当然，少不得要在那里照相留念。我不但把这张照片寄到家里，还寄给乡下的祖母一张。后来我在一年多后到乡下，还看到祖母把它挂在墙上。

到了北京，除了进行“革命串连”之外，当然要参观、游览那些向往已久的胜地。我们去了北海公园、天坛公园等处。而享誉最高的颐和园，却因等候往那里的公共汽车学生实在太多，在北京待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竟然就没有去成。串连期间的一大特征，就是拥挤。每天外出乘坐公共汽车，只能称作挤车。后来听说：上海为北京还运去了许多辆车了。为挤车，串联过的人都总结出各自的经验。

同样是挤，正在举办大型泥塑展《收租院》的故宫外排队等候的人绕了好几个弯，使我们丧失了信心和耐心，放弃了参观。

中南海、新华门、使馆区……这些国家最高层和外国来宾经常出没之处，对我来说是充满了神秘感。特别是苏联大使馆，在“红八月”里，刚刚建立起来的、不可一世的“红卫兵”就到那里造反，把所在的路名改成“反修路”，并且围着使馆发出一顿“怒吼”，搞得好一阵不平静。最有意思的是老“糨糊”周恩来，派了一大队警察圈住使馆。他对“小将”们声称：“如果修正主义者胆敢对你们小将进行挑衅，我们的人民警察就坚决保卫小将！”这番妙语，竟然博得“小将们”一片欢呼。带着好奇心，我倒要到这个是非之地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

走到这种戒备森严的地方，在卫兵威严的目光前，我不敢明目张胆地朝里面张望，而只能装出行走者的样子，稍微放慢一点脚步，微微偏转一下脖子，用一种很随意的目光朝那里看那么一眼。这就是我对这样的“圣地”的“参观”过程。

自己亲历的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有一次，我在一家比较有气魄的饭店里买两个馒头吃。女营业员问了我一句“是不是tang chi（两个字发音的汉语拼音）？”，我听不明白她最后两字说的是什么，但是为了免得罗嗦，就点了点头。她就用一种似乎觉得很奇怪的目光看了看我，就把馒头放在一个盆子里交了给我。这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她问 “是不是堂吃？”我的天！买两个馒头还“堂吃”，哪有这么考究？！我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她会问这个问题！可是现在她已经把馒头装在盆子里了，于是我也就只好将它端到“堂”里，正襟危坐地“堂吃”了起来。一边吃，我还一边在思考：这位营业员为什么会提这个问题？最终我作出这样的猜想：大概在“红八月”里“红卫兵”造过这家饭店的反了，批判过他们“瞧不起工农兵顾客的小买卖”（因为这家店比较有气魄嘛。在上海就看到过大饭店门口张贴这样内容的大字报。），所以他们现在看到学生样的人就怕了，连买两个馒头还得问一下“是不是堂吃”！呜呼，难道我竟然沾了“红卫兵”的光，使人这样畏惧？

在即将离开北京前不久，我不慎摔破了饭碗。于是找到了接待站，问他们怎么处理？他们看来是早被吩咐过，很爽快而又明确地回答道：如果有钱，就照价赔偿；如果没有钱，也就算了。我是带了不算少的钱出门的（共三十元，据我们几个通过气，算是带得最多的了），因此也就爽气地照价赔了给他。尽管我知道，当时很多学生在串连中都有钱也装没钱，到处伸手要钱要物。可我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尽管看起来很傻。

5“仓皇逃出”北京

来北京串联连的学生在见毛后，都要被接待站人员“劝告”抓紧离京。这可以说是个惯例。在我们见毛后的一个星期的11月11日，毛再一次接见了学生，较之前基本上半个月接见一次是大大缩短了周期。这是因为在京的学生实在是太多了，如果还是等到半个月再接见，那真的要人满为患。看来毛也不可能做到什么事情都按他的意志办事，至少在这件事情上，他就被这种形势牵制，似乎是为了应付局面而被迫出来接见。

因为事前得知有接见的活动，唯恐外出活动受影响，所以这天我们就在蔬菜公司看报道接见场面的电视。这次接见接受了上一次学生停留在城楼正前方不走的教训，改用卡车载运学生驰过天安门广场。这样，学生们看似是不能擅自停留了，但是据说还是出问题的：因为开车的司机也热衷于看毛，所以发生了车辆相撞击的事件。当然，这类场面在当时的电视里是根本不会出现的。不要说电视里不会有，在毛和他的党中央严密控制下的宣传机器里，连一丝风也不会透出的。在他们的宣传中，只存在“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的场面。任何“负面”的景况是决不允许出现的。这就是所谓的“新闻报道的导向”问题，用毛等的话来说，就是不允许“给社会主义抹黑”。而这类情况，在当时只会在“民间口头新闻报道”中出现的。当时通过电视实况转播，能看到的只是“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和“群众热烈欢呼”的“正面报道”。

在毛的这次接见的两三天后，我们觉得基本完成了到北京的计划，决定离开北京了。下一步再去何处呢？在一番商议后，我们竟然作出一个很可笑的决定：去东北！现在想想实在荒唐：在这将近十二月的天，我们几个毫无御寒准备的人，却要去那天寒地冻的地方去！幸亏后来没去成，否则不知会陷入如何狼狈的境地。

那天傍晚，我们来到北京车站。尽管事先听说了这里等候离京的人很多，但也没想到会多到这个地步：整个车站广场完全被学生挤满了。而且还听说：很多人为等车已经在这里等了两、三天了！这使我们产生了一些忧虑。但是一时还想不出什么办法， 也就挤到人堆中去等了。

我们按预定的计划，找的了去东北方向的队伍，在他们后面也等候起来了。不一会，在一旁的一个上海人见我们也是上海人，就和我们搭讪起来。他不无苦恼地说：他是出差来北京的，现在还要去东北办事。无奈与串连的学生碰在一起，也在此等候了好几天。

此刻，北京已经成为“文革”的焦点，因此也成为串连的焦点。后来人们才得知：此时周恩来等从减少对经济影响出发，哀求毛停止这样的串连活动，可毛却执意搞下去。在此时毛的头脑里，“革命”是高于一切的头等大事。他才不管什么经济受影响呢。按照他的话语，那就是：革命搞不好，经济好了有什么用（他的“革命”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有待人们思考）？这与后来出现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名言”是同一个意思。

夜越来越深，寒气也越来越重了。我们几个实在忍受不了了，于是共同作出决定：撤回广安门外的蔬菜公司去！

就这样，我们面对着当地居民的哄笑声（并无恶意，因为实际上我们这样做也挺怪的，没办法），又回到了原处。当然，我们也不可能无限制地待下去，而且只可能再待那么几天。于是我们立即紧急磋商如何离京的办法。经过商议，他们几个接受了我的提议，即放弃赴东北的计划；在火车站看到任何一支要上车的队伍，我们就跟着搭乘上去（因为我们在车站广场看到有去别处的队伍进站上车的。这使我想到：发出的车肯定是一直有的。如果我们一定要按自己指定的方向等车，就肯定是很困难的；而如果是随便找一辆离京的车，就会容易多了）。

按照这个计划，我们又来到火车站。果然，没多久就看到有一支队伍进站了。我们就一边跟上，一边问队伍中的学生，这是去哪里的车？得知是去武汉的，我们觉得也行，就跟着队伍进站、上了车。

等到火车启动的时候，我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终于“逃出”北京了！想当初是好不容易能够来到北京，却想不到现在要走出北京也会这么困难。

七.小游武汉

火车开到武汉，虽然在感觉上不象进北京时那样漫长和艰难，但时间也很长。事先尽管听说，该列车到武汉是终点站，但到了武汉仍然有不少学生在急切地上车。这时我们才知道这列车还将开到广州去。尽管我们几个也很向往去广州，但是说实在此时我们也已经够累的了，再也没有精力继续乘坐下去了，于是就下车逗留武汉罢了。

我们根据到北京时的做法，也去找火车站附近的串连学生接待站，让他们安排住宿。可事后我们很快明白：这样做是失策的。因为他们安排我们到武汉测绘学校。该学校的学生都外出串连，都已经走空了。整个学校就变成一个外地学生串连的接待点，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原来的教室里住下。我们几个都是初次到武汉，根本搞不清武汉东西南北方向，也就去了那里。去了才知道，它在离武汉市中心很远的汉阳的偏僻处，进进出出很不方便。同行的Zhu的表弟住在武汉，有一次赶到学校来看他，抱怨说我们怎么会找到这个地方来的?

此时武汉街上一奇景是：经常可以看到喊着“打倒王任重！”之类口号和读着传单，却又呼啸而过的吉普车。毫无疑问，这是红卫兵干的，当时正是中南地区在揪王任重（“文革”前是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文革”初还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副组长。但是在这大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他却又被搞得“罪恶累累”）的高潮时期，武汉的学生岂能闲着？可是我对此奇景最不能理解的是：他这样喊着、读着，应该是为了宣传什么吧？可又一边呼啸而去，站在路边的人却只能听到没头没尾的只言片语，这怎能达到宣传的目的呢？莫非是人家为了听个明白，也一路追随着你？

到了武汉，可不能再象刚到北京时那么傻——什么 “首先搞好‘革命串连’”。事过境迁，没有这个必要、也没有谁再会这么想了。现在，我们感兴趣的是：武汉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有什么特产可品尝……我们刚一安顿好，就把武汉的什么长江大桥、东湖、汉正街……一一玩遍；一到武汉，就听Zhu的表弟介绍武汉最有名的特产——豆皮。它是用猪肉做皮子、蛋做馅的一种算是很独特的食品。我们品尝后，觉得还是“味道小于名气”。不过，在武汉还能有这样一种特产在招摇、在吸引人们，使人感觉：与北京不同。在北京，到处都“革命”了，既没有商家还在标榜什么特产，也没有看到有谁去关心这玩意。走在街上，能买到充饥的就是馒头和烧饼了。如果按照当时的理解，那就是：武汉的“革命”没有北京搞得彻底。

武汉之行，大抵就如此。武汉的“革命”形势，关注不多，印象也就不是很深。这在一方面，我们经过北京之行，获得的宝贵的“经验教训”之一是：把宝贵的串连时间花在关心“革命”上，不是很值得；另一方面，我们觉得：北京看到的“革命”应该说是最精彩的，而外地总是要差一截了吧。不过，身在此时，要一点不管“革命”的事也是不可能的。既然到了武汉，这里的“革命”在搞点什么，多多少少也是知道点。大致的印象是：当时搞得最热烈的事情就是在揪王任重。当然，搞的水准不出我们所料：远不及北京。但是在当时，我们无论如何是不会料到：在此后的半年多一点的时间里，这里会发生震动全国和世界的“武汉事件”：武汉人把中央派来的“首长”抓了起来！而做这事情的并不是号称最“敢”的“造反派”，而是一贯被视作“怕”字当头的“保守派”。

八.南京所见

离开武汉，是在Zhu的表弟帮助下，搞到了船票，乘坐从武汉至南京的长江客轮去了第三个目的地。坐船，时间自然要多花一些（那时候，时间对我们又有多大意义呢？），但是比起坐火车肯定要舒服好多。

到了南京怎么寻住宿？我们吸取在武汉的教训，决定不去接待站，而是自己直接到想去的地方。究竟选择何处呢？大家不约而同想的了南京名气最大的大学——南京大学。

到了南大，算我们的运气不错，很顺利地就给我们安排了房间。这里的伙食补贴好象（由于时久，记忆模糊了）每天只有一角多一点——反正是从北京的武汉、再到南京，是越来越少：北京是四角——基本够一天最抵的伙食费，到了武汉好象（也是记忆的关系）二角左右——对了，我们刚到那里，没有向他们要，他们就没有给我们，还是过了两天听到别的学生讲了，才去跟他们要来的。武汉接待人员好刁！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们也吸取了武汉的教训，在办入住手续时就向他们要了。

也还想在南京和在武汉一样：多游山玩水、少管那烦人的“革命”。可也是因为住宿地的原因，不想管也叫你要多看看。因为南大是南京——甚至是整个江苏的政治中心，这里的运动真是搞得热火朝天，毛所竭力倡导的“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里天天可以看到在进行着。请注意：决不要以为“文革”中所搞的“四大”是什么搞民主，没有这样的好事：无论是鸣、是放、还是大字报和辩论，都离不开一条底线：就是“符合”还是“反对”毛（他的思想、路线和他本人，现在又特别强调他发动和领导的“文革”）。不要看到处搞得轰轰烈烈、紧张激烈，万变不离其宗总是指责对方“违反、背离、反对”了毛的……，而又总是说自己是“符合、忠于、捍卫”毛的……若果真有“一小撮”不识事物和不自量力者要明目张胆地反对毛的……，那他真是在自寻死路：必定是千人骂、万人咒，甚至是真的被“砸烂”。这千万人中，固然是有那么一些“理智”的毛的捍卫者，但占绝大多数的是愚民——被当时的政治宣传蛊惑和愚弄的小民百姓，包括我自己在内。在当时确实有某种政治压力存在，自己也感觉到有时候有些行动是迫于这种压力而为的;但是在很多时候，自己确是真心以为毛的……是真理，而反对者也真可恶的。这在“文革”中很多时候、很多情况下都有反映。

言归正传。说到南京大学，当时运动最为重大的内容是：“批判工作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南大的工作团，是由许世友执掌的南京军区的“军人工作团”。许世友其人，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有关他的许多介绍：他在延安时期曾经打毛的耳光；他在以后的“文革”期间，因不甘被“红卫兵”的步步紧逼，居然拉队伍上山，扬言要炮轰“红卫兵”（请注意：并不是那时候大字报上用滥的比喻方式的“炮轰”，而是真货实价的、不打引号的）！而在当时，人们还想不到他会有这样的“业绩”的，只是以为毛手下的大军区司令员，又会对毛怎么样？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土崩瓦解、各地各学校的工作团纷纷向“毛的革命路线”缴械投降的大背景下，该工作团竟然不为所动，死顶硬抗。造反派学生好不容易搞了许久，才使团内三名中下级干部“反戈一击”，“揭发”了问题。造反派喜出望外，企图乘胜追击。可是仅此而已，不再有其他人象这三人一样“反水”。于是造反派也就死命地穷追猛打，总想再榨出点油水。我们在南大时，正处于这种胶着的状态。一天，还看到造反派召开的全校大会，向工作团人员施加压力，逼迫他们“反水”。这三个“变节者”当然是带头发言，可是只能受到工作团其他人的侧目。在他们发言后，大会主持人一再催促其他人仿效三人，会场上响起一遍又一遍的“向解放军同志学习”的口号声，可工作团的人就是无动于衷，场面显得十分尴尬。后来，这三人因“造反”有功，曾也红极一时。可终究因为许世友根底更坚实，所以他们也只能昙花一现，这也是历史的无情。

短暂的南京之旅结束时，已经是时近十二月了。当时一方面中央也已在提请学生结束串连，并且各地也作出“串连学生只能返回学校或居住地”的规定（在各车站、码头，都可以看到有军人在查看学生所要乘坐车的方向与其学校或居住地是否一致）；另一方面，随着天气越来越冷，我们第一次离家也有这么多的时间了，也想家了。所以，我们决定：就此结束串连，返回上海家里。南京离上海很近，，我们订了十一月三十日晚上的火车回上海了。想不起是为什么，我们坐的是夜间行驶的棚车。这一夜在车里，冷得真够呛！好在天一亮，我们就到了上海，回到了家（一到家，睡进母亲为我铺好的温暖的被窝，深切感到：家真好！），结束了串连，而它也可以说是古今中外唯一的一次大串连吧。

后语

毛之所以要搞这样的“大串连”，和他搞“文革”大目标是相符合的，在运动的方法上是一个字：乱。他在当时就是要把形势搞乱。一国的最高统治者要把天下搞乱，这在许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其实直到现在很多人还无法完全理解毛的思路）。而毛的的确确就是这样做了。对此，大概毛当时的“亲密战友”的话可以作出一些解释吧：乱了敌人。也就是说：唯有如此，才能把毛所认为的敌人“刘少奇一伙”的权力夺回来吧？

可以说，在当时，凡是毛想要搞的事情，没有搞不起来的（当然，能否成功又是一回事情了）。所以，这样规模的大串连活动，可以说其他任何国家、任何朝代和任何政权都是不敢想象的，而毛的这一奇思妙想居然能成为现实，不能不惊叹其气魄之大。而且，他的“乱”的目的也达到了，群众也被“发动”起来了，刘少奇也被他打倒了。对毛来说，真可以算是心想事成了。

然而，真的乱了：社会秩序乱了，经济搞乱了，人心散了，社会向后倒退了。这就是这次“文革”、这次大串连带给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和我们人民的严重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