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 落 长 河 远 (四) -“电脑大王”王安传奇

  


第四章   一人一桌始创业

  在哈佛计算机实验室的老板和同事眼里, 王安是一个能干却沉默的中国人，他很少说话，带着浓浓中国口音的英语让他自己都不好意思，能一句讲完绝不会再讲第二句。还好，一直以对手下严苛，随时引发火爆脾气著称的艾肯老板却奇怪地对王安很和气，从来没有厉言疾色地训过他，工作上对他更是信任，不断给他加码加薪。他甚至还请王安喝过一杯酒：那是王安一生里喝过的第一杯洋酒，他觉着味道怪，硬着头皮在老板面前喝下去。

 谁也预测不到王安这个精明的上海人心里的小九九。所以当王安决定为他自己的磁芯发明申请专利时，所有的同事都相当震惊，谁也不知道老板会作何强烈反应。艾肯把一生心血都花在那几部ＭＡＲＫ机子上，却没有要求个人回报，他觉得电脑的发展应当由公家来推动，成就也属于公家，而不是私人的，资源也应该是共享的。王安寻求个人的技术专利，无疑是与老板的工作理念背道而驰。艾肯会不会非常生气，一脚踢走他呢？

 在给老板摊牌的前一天晚上，王安辗转反侧睡不着觉。他在轰轰战火中也可以安心大睡，反而那晚思潮难平。他不觉得保护自己的发明有什么错，也不觉得艾肯老板高贵奉献的想法有任何错，他只是吃不准对方会如何反应，他又该如何应对。

 第二天，在跟老板谈了想法后，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艾肯什么也没说。很快，王安的工资再次获大幅上调，很显然，艾肯怕他走，不舍得他这个人才。

 王安松了口气，加紧了专利申请的步伐，也更卖力地在ＭＡＲＫＩＶ上工作。当然,他这种做法引发了很多的不满,很多事情因此而改变，他在此后九年官司不断。哈佛大学从此立了条款，在本校实验室里做出来的成果，不能只属于个人所有。

 紧张工作之余,王安唯一的娱乐是参加中国人的聚会. 40年代末, 很多老中滞留美国, 心急地等待内战的最后结果。 他们抽空聚会, 分析国内时局, 打牌打麻将, 玩桥牌砍大山, 偶尔也会跳舞。 王安在一次这样的聚会里邂逅了同样来自上海的文蔼, 爱情之箭射中了这个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工程师. 他开始对她展开追求.

 在中国, 王安曾经有过一次婚姻。在所有文献里, 有关这次婚姻的文字非常有限。就连王安的孩子们和他最好的朋友都不清楚详情, 王安本人更是一句不提。 好象他是在颠沛流离的战争年代被离婚的。最好的猜测当然是那本是一个并无爱情基础的指婚, 就象那时代很多的例子一样。 王安父母早已作古, 王安又远在美国, 前尘往事, 故土难回, 旧梦难追, 他干脆也就免提了。

 文蔼是一个身出名门的大家闺秀。 她家和第一个中国留美学生容闳是远亲, 她出生在夏威夷, 后随家人回国在上海定居, 抗战时也和王安一样四处漂泊求学, 战后辗转回到美国, 在波士顿有名的卫斯理女子学院念英国文学。

 才子配佳人, 注定了这是一段很美好的爱情和姻缘。王安受到爱情鼓励，更是干劲十足。 同时他觉得现在不再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情形了, 他有了要养家的责任。

三十而立. 虚岁三十的王安先是结了婚, 在1949年娶得美人归. 过了一年, 在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反应里, 王安辞掉了哈佛计算机实验室的金饭碗, 一人一桌, 下海创业。

 在今天, 这样的选择稀疏平常, 不是常有哈佛学生连书都不读就去创业了吗?

 可是, 时年1951年, 美国还没有风险投资家, 没有高科技产业, 没有硅谷, 甚至还没有第一台商业电脑的诞生. 下海单干的选择, 非常的不寻常.

 王安面对的, 是排华法案还余波未尽的最后年代, 是中国人备受主流歧视, 只开餐馆和洗衣店的现实. 能当上大学教授或在大机构上班, 是当年华裔知识分子纷纷追求的最高目标.

 王安面对的, 是不确定的未来, 孤立无援的财政状况, 狐疑嘲笑的目光, 等着看笑话的朋友们, 等着他后悔回头的同事们. 当然, 他还要动用自己仅有的几百块存款来预付南波士顿一间小小办公室的租金, 买了一台电话, 一张桌子, 一张椅子.

 在这种自我鼓劲的情形下, 他把公司命名为 “王安实验室” (Wang Laboratories) 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他所有的真的只有他自己, 他想给外界证明的无非也是自己: 都不看好是吧, 我就是要做给你们看看！

 在自传里, 他自己说：“我实在想不出别的更合适的名字了，这家公司代表的无非就是我自己。。。我在‘实验室’加了复数，因为我觉得公司以后一定会扩张。。。我想证明一下，中国人除了开餐馆和洗衣店，还可以做点别的事。”

 还真不愧是前驱，比起后来一窝蜂的科技创业热潮，王安足足提早了几十年。他也没啥鸿图大计,　想也没想什么股份制，用最便宜的方式去注册，一心一意的只图个养家糊口。按今天的话，也就是一“个体户”。

 １９５１年６月３０日，王安来到美国刚过六年，王安公司无声无息地开张营业。没有公告，没有剪彩，没有鞭炮，没有掌声，没有贵宾，没有客户。王安开着他的别克旧车，从家里来到只有他一个人，一张椅，一张桌，一台电话的两百平方呎办公室，翻着从哈佛图书馆借来的一本全美实验室目录，琢磨着这第一通的电话，应该打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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