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民主来之不易，期望台湾能够保护好它，这是台湾的未来，也可能是我们共同的未来──不是统一意义上的共同，而是普世价值意义上的共同。
ZT 民主转型成功的代价
无 论从哪个意义上讲，台湾的民主化转型都因其依靠和平修宪而相当成功。也正因为是修宪而不是制宪模式，不曾引发政治休克就没有引发过于激烈的对立和政治板 荡，除了20世纪90年代李登辉时代的密集修宪打上了深深的李氏个人印记之外，也保留了1946年宪法文本的诸多结构性痼疾，这些痼疾严重地影响了后来的 政治运作。
修 宪的李氏个人印记主要集中于延续了威权时代的总统选举问题主导了台湾政治。本来，在实权总统和非实权总统的宪政体制下，总统直选对政治的影响是不同的，但 作为国家机构的台湾中华民国总统由于延续了威权时代的强实权性质，转型不可能进入非实权总统的制度模式。而台湾的民主化转型原本与李登辉加固自己总统权力 的合法性依据有着密切关联，因此，台湾民主化转型的主要特征是围绕着总统展开的，无论是重构五权宪法的修宪，还是废除国民大会的修宪，抑或重新分配行政院 人事权，直至台湾宪政体制在短暂的总理总统制型半总统制后迅速调整到总统议会制的半总统制模式。这一转型模式导致了台湾的政治活动过于将关注点集中于总 统，迄今未变。
而 与上述政治活动集中于总统相比，和平转型的更大遗产是民主转型前一党霸权的后遗症，即迄今国民党依然是一党独大（2001年-2006年民进党成为立法院 第一大党只是议会里的暂时现象），民进党作为后起大党，与国民党的力量依然无法抗衡，尤其在2005年选制改革之后，2007年第一次实行新选制，利于大 党不利小党并有助于形成稳定两党制的“并立式单一选区两票制”就使得国民党的力量提升，至于其他小党派如亲民、台联的力量几可忽略不计。
在 可预计的未来，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情形可能还会持续很长时间，并且极有可能会像日本一样陷入长期一党执政的境地（台湾的选制改革就是效仿日本的结果），这可 能会导致弱势党派心态变异，从而不利于民主政治的理性开展，马英九执政之后民进党在立法院的表现特别说明问题。尤其是隔岸的专制庞然大物的存在，更使得因 统独而来的意识形态严重影响台湾的选举结果。
这就是台湾民主转型成功的结构性代价，它带来了一系列具体的制度运作问题，使得台湾民主政治有着一些先天性缺陷。
宪政体制的具体缺陷与后果
如 前所述，台湾宪政体制依托于1946年宪法，在被两蒋冻结43年之后于1991年第一次修宪后重新启动，直到2005年陈水扁时代的第七次修宪，中间经过 了14年，在1997年之后，宪政体制已比较稳定地立于总统议会制的半总统制架构。由于20世纪90年代的修宪基本上由国民党主导，国民党不愿动摇孙中山 的政治偶像地位，从而不肯对五权宪政体制做根本性的调整，能把国民大会废掉就已经费了很大力气，但依然保留了监察院和考试院这两个叠床架屋的机构，虽然对 它们的具体职权做了一些限缩，并取消了一些特权。
台湾民国政府效率不高，与其宪政体制有着很大关联。
五 权架构使得考试院与行政院诸多功能重叠，而且毫无分立的必要，行政院如果连自己的人事铨选权都没有，那是无法正常工作的，故1967年蒋中正时代就在行政 院里专设人事行政局，2012年改称为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考试院由于专司考试用人，但又不直接从事行政工作，其工作很大成分要依赖行政院的经验进行，否 则其专门研究考选制度也必与各部门用人需求隔膜，这个机构的专设除了浪费行政资源，还干扰了其他机构的正常工作，是个糟糕的制度设计。
台 湾朝野诸多人士均指出专设考试院的制度缺陷，考试院或许在将来适当的时候会被废除。五权架构中，独立的监察权行使审计、纠举与弹劾权，这与立法权、行政权 和司法权权能重叠，其中审计可置于行政院之下，纠举权则本是立法权与司法权分享的最重要权能之一，而弹劾权则由立法院和全民公投分享。故此监察院和考试院 一样除了制造冗员汰构，并无与设置成本相应的制度价值。目前这种五权制度设计中，行政权处于权力被过度分割和过度监督中，因此行政权动辄得咎，难有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