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武汉大学“六一惨案” 经过 ——以几名武大学生的叙述视角
（文：肖隽琴 周纪生 彭佩芸）
1947年初夏，5月末的珞珈山。
那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夜晚，参加声援南京“五 二 〇”学生运动 的晚会后，带着兴奋的心情回到我们的人字厅——东湖边武汉大学女生宿舍，久久不能入睡。那是一个令人愤怒的夜晚，在天亮前 浓重的黑暗中反动统治当局派军警宪特包围了武汉大学，惊醒了 刚刚沉睡的老师和同学们。
我们的房门也被敲开了，我们四个人（外语系的周纪生、经济系的薛禹润、化学系的彭佩芸和我），听见门口两个持枪宪兵的恶 声叫问：“什么名字？”我们不愿答理。正在怒目对视的一刻，忽听 见过道上有低沉的恶声，急促的脚步声。这异样的声响立即使人 感到，他们动手抓了人。在我们听见声响的同时，门口的大兵可能 就看见了声响的出处，因此，几乎是同时，他们退走了，我们四个人 不约而同地夺门而出。此时被搜查过的多数房间，同学们也正在 向外张望和涌出门来。一到楼口就看见几个宪兵押着王云从、宋怀玉、佘明华等同学往楼下走，快到一楼了。平时斯文秀气的几位同学，忽然飞快地冲向被押同学和军警之间，立即是十几个人。几十个，也不知同学们是哪来的神速而整齐的行动，一大群女生一下子就冲开并挤进到宪兵和被押同学的中间。同学们越来越多，大 家使劲拉住还想倒回去抓人的宪兵，并用力将这些宪兵往楼下挤， 把王云从她们三人往楼上推。可能不到二三分钟，王云从她们被推到顶楼口上，宪兵们被挤下到一楼楼梯口外，中间的整个楼梯， 一层层挤满了我们全宿舍的女同学。宪兵们眼看抓着的“俘虏”被 夺走了，就恶狠狠的举枪对着我们拥在楼梯上的手无寸铁的女学生们。同学们面对敌人的枪口和刺刀，毫无畏惧，只有满腔愤怒， 一个个怒目直视端着枪对准我们的宪兵们，并不断地申斥他们： “为什么来抓人”、“不准抓人”。“反动军警滚出学校去”、“滚出 去”……就这样对峙了大约二三十分钟。几声枪响从男生宿舍传过来，紧接着是宪兵的警哨声，包围女生宿舍及楼梯口的宪兵立即撤走了，三个被捕的女生脱险了。
可是，在学校的另一边又有同学和老师被捕了。在男生宿舍门前，当男同学们可以走出房门时，发现宿舍门前阶梯下的大路上 有军车，车上有被抓着准备押走的同学，在还未来得及开车拉走的 紧急时刻，男同学们蜂拥而出。冲下高高的几十级石阶梯，爬上军车与看押的宪兵搏斗，解救被捕的同学，还有的拉走司机，砸方向盘……突然，敌人开枪了，男同学们冒着敌人的枪弹抢救出被捕同学，但被枪弹打伤了几十个同学，还有三个同学倒在了血泊中。
这时，已是6月1日凌晨4时半，黎明前黑暗的凌晨，血染的 6月1日的凌晨！难忘的在女生宿舍楼梯口的路灯灯光下，一群女大学生对反动军警怒目对视的瞬间，那难忘的瞬间，它把平时同学们反抗反动统治的正义感，争民主要自由的热情，反饥饿反内战的激情凝聚成强大的力量，在关键时刻与敌人进行英勇的搏斗。
从这流血的时刻开始，从这难忘的瞬间开始，珞珈山进人了悲壮而沸腾的时刻。6月1日天刚亮，全校同学就集合到体育馆，愤怒声讨敌人的暴行，商议我们的对策和行动。营救被捕同学和追悼死难烈士的处理委员会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和处理委员会宣布 罢课了，在统一的组织指挥下，文书、联络、宣传、总务……各种机构成立了。同学们好像一下子成熟了许多，都踊跃报名参加和承担各项任务。总务组当天就布置灵堂，绘画的同学们画出烈士的大幅画像。大家动手扎起许多纸花、花圈、纸练，张贴出各系级、各社团的挽联、悼词和诗歌，灵堂装点得庄严肃穆。
文秘组组织有关同学很快起草、刻印出宣传提纲，揭露当局暴行，提出抗议和正义 要求，并立即通电全国。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封锁，有的通电发不出去和暗中被扣了下来，同学们就翻译成英文和世界语当资料寄出 去。联络组大批同学分头到各校串连，灵活巧妙地躲过特务的跟 踪监视，与有关学校自治会负责人取得联系，争取各方声援。宣传组发动和组织了若干小组，轮流接待不断来灵堂祭奠的各校师生 和各界人士，并向他们揭露当局的暴行，表示我们的抗议和同学们 的正义要求。有时是我们同学声泪俱下的宣讲，祭奠者流着泪紧 紧握着我们的手，还有许多人慷慨捐助，对我们的纪念活动给予了大力支持。在这样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武汉三镇震惊了，都同情和声援武汉大学的斗争，逼得反动当局的有关人士，包括程潜 （行辕主任，后来是我党的统战对象，新中国成立后曾任 湖南省政府 副主席）也派人送来祭悼花圈。
连续多日的四处联络、灵堂公祭，也充分发动了群众。在此基础上，又派出代表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又组织了庄严肃穆的 追悼大会和浩浩荡荡的抬棺游行。对追悼大会后要到市区抬棺游行，武汉大学事先通知了当局，要反动当局承认我们抗议游行的合 法性，也警告他们要保证游行的安全。在我们游行线路上他们派出荷枪实弹的军警站立在街道两旁。我们知道他们名为维持秩序，实为监视，我们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运载棺木的汽车 由机械系的同学自己开着，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捧着烈士遗像的是当时还未太暴露的两个二年级女生，并一直有人暗中保护着她们。游行大队伍满怀悲壮和义愤行进在武汉长街上，街道两旁挤满了 满怀同情的市民群众，那些持枪的军警和暗里跟踪的特务，在威严悲壮的队伍和群众面前，他们也未敢再动了。
纪念“六一”的活动，在抬棺游行的最后一个高潮中结束。在 整个“六一”学运活动中，武汉大学众多进步社团，如文谈、海燕、课余谈、风雨谈等，广泛发动群众，参加和支持处理委员会的工作并 严密注意躲在阴暗处的敌特动态。各方面的工作骨干和各系级的 学生会委员都有进步社团成员。同时各社团和系级学生会，还主 动配合处理委员会的工作程序，组织一个接一个的座谈会、声讨 会、纪念会和多种形式的文艺演出，刊出大批声讨、批判的檄文、诗 歌、短剧、漫画等等。
194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武汉，我党在处于地下工作状态中， 就这样依靠群众，发动群众，通过群众性的合法斗争来唤起广大人 民群众。武汉大学的“六一”学生运动，就这样一直在党的关怀和 领导下，有声有色有序地开展，广大学生群众在斗争实践中也都受 到终身难忘的教育，并在同学间结下了亲密的革命的情谊，一直延续到今天。
这就是“六一”惨案。它是解放战争时期白区学生运动的典型之一，是配合解放战争的第二战场上的战斗，是武汉大学历史上 一页光辉的篇章，也是我们当年一批大学生自觉走上革命人生道路的起点。
（文：肖隽琴 周纪生 彭佩芸）
1947年初夏，5月末的珞珈山。
那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夜晚，参加声援南京“五 二 〇”学生运动 的晚会后，带着兴奋的心情回到我们的人字厅——东湖边武汉大学女生宿舍，久久不能入睡。那是一个令人愤怒的夜晚，在天亮前 浓重的黑暗中反动统治当局派军警宪特包围了武汉大学，惊醒了 刚刚沉睡的老师和同学们。
我们的房门也被敲开了，我们四个人（外语系的周纪生、经济系的薛禹润、化学系的彭佩芸和我），听见门口两个持枪宪兵的恶 声叫问：“什么名字？”我们不愿答理。正在怒目对视的一刻，忽听 见过道上有低沉的恶声，急促的脚步声。这异样的声响立即使人 感到，他们动手抓了人。在我们听见声响的同时，门口的大兵可能 就看见了声响的出处，因此，几乎是同时，他们退走了，我们四个人 不约而同地夺门而出。此时被搜查过的多数房间，同学们也正在 向外张望和涌出门来。一到楼口就看见几个宪兵押着王云从、宋怀玉、佘明华等同学往楼下走，快到一楼了。平时斯文秀气的几位同学，忽然飞快地冲向被押同学和军警之间，立即是十几个人。几十个，也不知同学们是哪来的神速而整齐的行动，一大群女生一下子就冲开并挤进到宪兵和被押同学的中间。同学们越来越多，大 家使劲拉住还想倒回去抓人的宪兵，并用力将这些宪兵往楼下挤， 把王云从她们三人往楼上推。可能不到二三分钟，王云从她们被推到顶楼口上，宪兵们被挤下到一楼楼梯口外，中间的整个楼梯， 一层层挤满了我们全宿舍的女同学。宪兵们眼看抓着的“俘虏”被 夺走了，就恶狠狠的举枪对着我们拥在楼梯上的手无寸铁的女学生们。同学们面对敌人的枪口和刺刀，毫无畏惧，只有满腔愤怒， 一个个怒目直视端着枪对准我们的宪兵们，并不断地申斥他们： “为什么来抓人”、“不准抓人”。“反动军警滚出学校去”、“滚出 去”……就这样对峙了大约二三十分钟。几声枪响从男生宿舍传过来，紧接着是宪兵的警哨声，包围女生宿舍及楼梯口的宪兵立即撤走了，三个被捕的女生脱险了。
可是，在学校的另一边又有同学和老师被捕了。在男生宿舍门前，当男同学们可以走出房门时，发现宿舍门前阶梯下的大路上 有军车，车上有被抓着准备押走的同学，在还未来得及开车拉走的 紧急时刻，男同学们蜂拥而出。冲下高高的几十级石阶梯，爬上军车与看押的宪兵搏斗，解救被捕的同学，还有的拉走司机，砸方向盘……突然，敌人开枪了，男同学们冒着敌人的枪弹抢救出被捕同学，但被枪弹打伤了几十个同学，还有三个同学倒在了血泊中。
这时，已是6月1日凌晨4时半，黎明前黑暗的凌晨，血染的 6月1日的凌晨！难忘的在女生宿舍楼梯口的路灯灯光下，一群女大学生对反动军警怒目对视的瞬间，那难忘的瞬间，它把平时同学们反抗反动统治的正义感，争民主要自由的热情，反饥饿反内战的激情凝聚成强大的力量，在关键时刻与敌人进行英勇的搏斗。
从这流血的时刻开始，从这难忘的瞬间开始，珞珈山进人了悲壮而沸腾的时刻。6月1日天刚亮，全校同学就集合到体育馆，愤怒声讨敌人的暴行，商议我们的对策和行动。营救被捕同学和追悼死难烈士的处理委员会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和处理委员会宣布 罢课了，在统一的组织指挥下，文书、联络、宣传、总务……各种机构成立了。同学们好像一下子成熟了许多，都踊跃报名参加和承担各项任务。总务组当天就布置灵堂，绘画的同学们画出烈士的大幅画像。大家动手扎起许多纸花、花圈、纸练，张贴出各系级、各社团的挽联、悼词和诗歌，灵堂装点得庄严肃穆。
文秘组组织有关同学很快起草、刻印出宣传提纲，揭露当局暴行，提出抗议和正义 要求，并立即通电全国。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封锁，有的通电发不出去和暗中被扣了下来，同学们就翻译成英文和世界语当资料寄出 去。联络组大批同学分头到各校串连，灵活巧妙地躲过特务的跟 踪监视，与有关学校自治会负责人取得联系，争取各方声援。宣传组发动和组织了若干小组，轮流接待不断来灵堂祭奠的各校师生 和各界人士，并向他们揭露当局的暴行，表示我们的抗议和同学们 的正义要求。有时是我们同学声泪俱下的宣讲，祭奠者流着泪紧 紧握着我们的手，还有许多人慷慨捐助，对我们的纪念活动给予了大力支持。在这样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武汉三镇震惊了，都同情和声援武汉大学的斗争，逼得反动当局的有关人士，包括程潜 （行辕主任，后来是我党的统战对象，新中国成立后曾任 湖南省政府 副主席）也派人送来祭悼花圈。
连续多日的四处联络、灵堂公祭，也充分发动了群众。在此基础上，又派出代表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又组织了庄严肃穆的 追悼大会和浩浩荡荡的抬棺游行。对追悼大会后要到市区抬棺游行，武汉大学事先通知了当局，要反动当局承认我们抗议游行的合 法性，也警告他们要保证游行的安全。在我们游行线路上他们派出荷枪实弹的军警站立在街道两旁。我们知道他们名为维持秩序，实为监视，我们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运载棺木的汽车 由机械系的同学自己开着，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捧着烈士遗像的是当时还未太暴露的两个二年级女生，并一直有人暗中保护着她们。游行大队伍满怀悲壮和义愤行进在武汉长街上，街道两旁挤满了 满怀同情的市民群众，那些持枪的军警和暗里跟踪的特务，在威严悲壮的队伍和群众面前，他们也未敢再动了。
纪念“六一”的活动，在抬棺游行的最后一个高潮中结束。在 整个“六一”学运活动中，武汉大学众多进步社团，如文谈、海燕、课余谈、风雨谈等，广泛发动群众，参加和支持处理委员会的工作并 严密注意躲在阴暗处的敌特动态。各方面的工作骨干和各系级的 学生会委员都有进步社团成员。同时各社团和系级学生会，还主 动配合处理委员会的工作程序，组织一个接一个的座谈会、声讨 会、纪念会和多种形式的文艺演出，刊出大批声讨、批判的檄文、诗 歌、短剧、漫画等等。
194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武汉，我党在处于地下工作状态中， 就这样依靠群众，发动群众，通过群众性的合法斗争来唤起广大人 民群众。武汉大学的“六一”学生运动，就这样一直在党的关怀和 领导下，有声有色有序地开展，广大学生群众在斗争实践中也都受 到终身难忘的教育，并在同学间结下了亲密的革命的情谊，一直延续到今天。
这就是“六一”惨案。它是解放战争时期白区学生运动的典型之一，是配合解放战争的第二战场上的战斗，是武汉大学历史上 一页光辉的篇章，也是我们当年一批大学生自觉走上革命人生道路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