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掌政权的慈禧在青壮年时代还是很有能力的政治家。说洋务运动，“同光之治”不能只提曾左李。曾左李虽然是“中兴名臣”但毕竟是地方大员，在1890年代之前，再权倾朝野也没能做到在朝廷上一言九鼎的地步。（庚子之乱东南互保，李鸿章能被公推为一旦清朝覆亡时的大总统，那是后话了，庚子时候朝廷对地方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力，但甲午之前不是这样的）。在1860年代，清廷内有太平军之乱半壁江山糜烂，外有第二次鸦片战争列强屡次直扣京畿，王朝在1860年面临的是彻底覆灭的危机。此后的20年间，不但平定了太平军，捻军，内部安定下来，在1870年代还用左宗棠恢复了新疆大片土地，内部搞洋务运动，国家不但逐渐恢复元气，甚至有钱建设现代化陆海军。这二十多年所谓“同光之治”，其实说白了就是“慈禧之治”，因为我们都知道同治和光绪是没有实权的皇帝，拿下顾命八大臣，鬼子六靠边站以后，整个朝廷说了算的只有一个慈禧，曾左李都只是地方上的能员，左右不了朝局，最初重用曾国藩的是肃顺。肃顺倒台以后曾国藩一度非常惶恐。还是慈禧有识人之能，继续倚重曾国藩和他的湘军系统，事实证明慈禧的眼光是很独到的，曾国藩不但为清廷打了胜仗，而且还是一个对朝廷忠诚，个人修养很高的人，从没有起过篡位的念头。左宗棠李鸿章莫不如此。李鸿章这个人贪是贪的，却也是晚清最了解世界格局，同时还在尽心尽力为封建王朝当补锅匠的一个人。
所以如果从一个封建王朝统治者的角度来说，青壮年时代的慈禧，统治能力出众，尤其是善于识人用人，杀伐决断。你不能要求她和曾国藩一样指挥打仗，但在朝堂上，作为同光这二十年的唯一最高决策者，慈禧如果是男的，不但是合格的皇帝，而且表现出了强于一般皇帝的政治能力。我觉得放在任何一个一般的封建王朝，起码能获得“中兴明君”的评价。
但问题就出在这里：晚清完全不是一个历史上普通的封建王朝。在任何一个封建王朝，它是封闭的，危机就已经过去了。可是晚清已经走到了旧制度的尽头，必须面临外来的更先进的文明的不断的冲击，这是大势，不是一代几代雄主能解决得了的，换了乾隆雍正坐在慈禧的位置上，也会最终失败。比如甲午战争，那是日本全盘接受先进文明以后跟清朝老大帝国的决战。再说八国联军，起因是义和团，而义和团是外来文明跟本土农耕文化在社会层面的深刻矛盾导致的。这是大势，就算甲午战争打赢了日本，就算当初重用袁世凯把义和团从一开始就消灭在萌芽阶段，以后还会有其他的国际政治矛盾和战争。这是文明的冲突。清朝大势已去。
但在这个背景下，同时也必须承认慈禧晚年的昏聩，和她早年的政治精明形成鲜明对比。最突出受到时人和后世指责的是两个事情，一是挪用海军经费修圆明园，导致甲午惨败；二是在义和团问题上剿抚不定，酿成祸端以后还想着挟义和团在洋人面前自重，最后竟至闹成向世界列强同时宣战的闹剧。这两个问题应该说很复杂，尤其甲午战争的第一个问题，即便海军经费不被挪用，甲午也不是说就能赢的：当时北洋陆海军在士气、体制、兵力兵器上面本身就有种种问题。当时的清廷内部也是盘根错节，权力斗争重重，无论李鸿章还是慈禧，本身也要受制于官场的制约，尤其是李鸿章。
不过话说回来，慈禧不是李鸿章，她是最高决策者，干的这些事情的确不地道，对甲午和庚子的两次灾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除了晚年昏聩以外，我觉得另一个原因在于慈禧最主要的局限性在于她是在为王朝一家一姓在考虑，要保住的是爱新觉罗家的统治地位，是皇权，而不是从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的。王朝时代“朕即国家”，本来并无王朝和国家的分别，可是晚清已经跨入了近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已经形成了，而且我们今天作为评价者，当然会区分王朝利益和国家民族利益的区别。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她对义和团的利用，对外国干涉朝廷帝后权力斗争的敏感，以及基于以上动机做出的政治决策----这些决策肯定是错误的，对国家民族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但出于她的角度来考虑，你得承认有一部分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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