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二二八事件中，居大多数的无辜受害者是外省人，而不是本省人。

本省人被难的，有许多是因为自相仇杀、报复而遭难的。 本省人的诸多派系本来就因为在光复后分享政权时产生了不和。在二二八事件后，大陆来到台湾平乱的军队，只知道应该追查　“肇事元凶”，但因为人生地不熟，并不知道应该去抓什么人，只能去询问知晓内情的当地人，尤其是本来已经在政府里面担任职务的本省人。　　这时派系的不和就起了大作用了。　国民党的政治组织里面，有三民主义青年团、有国民党内部的中统组织、还有军统，各有其自己的联系，但彼此之间并没有常态性的联络。　事件发生之后，这些人之中也有参与临时组织的夺权组织的，原因各自有别。　但是当平乱的军队来到，这段经历就成了可能的罪状。于是发生了很多　“举报”　的案件。这些举报，难免有真有假，也有确有其事，但是夸大其词的。　外省人在光复后到台湾工作居留的，多半是怀着看风景的心理去台湾，准备作短期居留的。　到了这时，许多都有了惊弓之鸟的感觉，束装而回返大陆的很多，即使是留了下来，也因为在事件当时是被袭击的难民身份，只能见到个别案件的凶手，而不知道那些造反杀人的组织、领导是谁。　所以出面举报、举证具体何人组织了什么团体的，绝大多数是本省人。　　在五十年后的　1990年代， 李登辉授意、民进党占大多数的所谓 真相调查，就刻意把这个重要的关节略去不说。他们把整个二二八事件的重点，放在大陆来台的　“中国”　军队到台湾后审讯、处决肇事者；　而完全不提，大多数因为造反被处决的，是因为搅进了本省人之间的权力斗争。   本省人与外省来客之间保持友好关系的也有。位于台中市的省立台中第一中学，在事变初起之时，有学生组织了自卫队，把暴民拦在校门外，以保护外省籍的校长、教师等。到了政府军队来台，开始搜捕祸首时，外省籍的校长、教师又出面向军队证明，学生中没有参与作乱者。  因此之故，这所学校之内没有一人因为被事件波及而受难。（个别学生参与校外的暴乱活动者是例外）　在台南县，省主席陈仪的外甥丁名楠是当时的曾文区区长，也是类似情形，与当地起来夺权的学生们互保，因而没有人在事件前后遭难。　
外省人遇难者，有许多是年龄较轻，孤身在台的。他们多是学校毕业未久，想去台湾闯天下，或者去看风景。　这类单身客在事件中死去，因为没有家属出来为之伸冤，在日后几次的调查中，都成了没有名字，可以忽略而不引起抱怨的孤魂。　事件之后几年，国共内战隔断了海峡两岸的来往；使得他们在大陆的家属，也没有管道再为自己的亲人说话。　这些单身在台的人才是真正的冤魂，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