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1月25日，英国和中国的主要报纸在同一天登载了这样一条消息：中国著名作家老舍先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英国伦敦曾经住过的寓所门前，今天正式举行了蓝牌（Blue Plaque）揭牌仪式。从此以后，该寓所就正式成为英国的名人故居之一。这是英国实行蓝牌制度以来，享受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人。
这是一块素雅醒目的蓝色圆牌，白色的字迹落在深蓝色的背景上，显得格外醒目。上面除了两个手书的中文字“老舍” 以外，其余的则以极其简练的英语落下如下字款：“LAO SHE 1899-1966, 中国作家，1925-1928 曾经住在这里。”除此以外，蓝牌上还留下了发行者：“英国遗产委员会”以及该委员会的方形标志。”该园牌就镶嵌在在靠近诺丁山的圣詹姆斯花园３１号的地下室的墙上。
此消息不仅让我感到作为一名中国人的荣耀，同时也勾起了我对英国的蓝牌制度的兴趣和思索。
蓝牌制度在伦敦至今已经实施了一百四十年了，目的是为了纪念曾经住过伦敦且又对社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世界名人。凡是被英国遗产委员会挂上了蓝牌的建筑，则被列入受保护遗产，不得随便拆除或改建。这个绝妙的主意是在1863年由当时的议员维廉.爱瓦特先生想起和发动的，并且立即得到了公众的热烈响应。1866年起，英国皇家艺术协会开始着手筹集资金，仅仅一年的工夫，英国历史上第一块蓝色的园牌终于挂上了浪漫派大诗人拜伦在伦敦凯文迪雪广场的寓所，可惜的是，该寓所如今已经不复存在。同一年，拿破仑三世的故居门前所悬挂的蓝牌，如今依然吸引着路人的目光，并且成为伦敦最最古老的一块蓝牌。
在此后的119年间，除了英国皇家艺术协会以外，伦敦市政厅，大伦敦政府议会都曾经分别接收和管理过蓝牌的审批、设计和悬挂等事务。
直到1986年，蓝牌的实施权正式地落到英国遗产委员会手里。从那以后，蓝牌制度就开始走上了正规，而且不断地得到完善。迄今为止，在伦敦共有800名以上的世界名人享受了这项特殊的待遇。
据我所知，当我撰写这篇文章时，最新的一块蓝牌於2007年12月12日，被挂在了谢福寺.布希地区一幢房屋门前，因为那里曾经住过印度的政治精神领袖思力.阿罗秉多，思力.阿罗秉多出身贵族，参加过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年轻时留学英国，是印度最有影响的哲学家，被尊为圣哲”，与“圣雄”甘地、“圣诗”泰戈尔并称印度“三圣。从这一天开始，这三位印度圣人在蓝牌的召唤下又在伦敦重新会合了。
可见，能够得到蓝牌荣誉的世界名人，完全不限于英国人。 现在，我每逢外出，一旦看见某建筑面前挂着蓝牌，不管我以前是否见过，我总会习惯性地停下脚步，将蓝牌上的内容读上一遍。采用这样的方法，我的脑子里存储了一大批名人的名字和他们曾经住过的地方。
因为蓝牌不能批量生产，在早期阶段，每一个蓝牌在设计和制作时，都会选择不同的材料和不同的设计方案。就材料而言，有铜质的、铅质的，也有石质的。而且形状也不全是圆形的。外观颜色，也没有统一的规定。尽管如此，当时的蓝牌主要还是由陶土的颜色，巧克力颜色和深蓝色等几大色系组成。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21年。随着标准化和规范化在蓝牌的设计和制作流程中被正式采用，蓝牌的称呼才算真正地名副其实。现在蓝牌是由厚五公分，直径约五十公分的圆形陶盘组成，这种陶盘必须经过两道涂釉工艺，两次烧制工序，才算制作完毕。而且釉色只采用蓝、白两色。用这种工艺制作的蓝牌，不但能经受住时间和气候的考验，而且具备自洁功能，不易衰老，因而能够与这些名人故居同命运，共存亡。
就像申请世界遗产要在联合国履行一定的手续一样，蓝牌的发行也要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目前每一年约有一百名的候选人被公众提交给英国遗产委员会审批。遗产委员会对这些候选人都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在确定候选人曾住过的房屋还存在的前提下，候选人除了在某一个领域内被公认为杰出人物以外，还必须是诞辰逾百年的与世长辞者，或者逝世至少已经满二十年。只有这样，审批委员会才能掌握足够的证据来客观地评价此人的知名度和对人类的实际贡献。盖棺定论，在这里是行不通的。
为了瞻仰老舍的故居，我在圣詹姆斯花园街区徘徊了好久。当我看到从31号大门口走出来一对英国夫妇，抱着他们的女儿。我赶忙上前，问他们知道不知道，这里在八十年之前住过一位中国作家，他们告诉我，他们的祖父知道这样的故事。作为居所的主人，他们的房子里，曾经接待过中国作家，而且还是世界名人，他们感到挺荣幸的。
这是一幢拥有五个睡房的大屋子，包括正房三层，外加地下层和楼顶层。楼房才刚刚整修过，外墙被漆成同周围地区一样的奶黄色。对面的街心花园里，一座小教堂掩藏在浓密的树丛中，神秘而又安静。因为不是旅游区，路上行人很少。老舍的故居和故居外的蓝牌丝毫没有影响到该处居民的正常生活。
眼前的景象，不正是体现了蓝牌制度的优越性吗。相比之下，中国的文化更加悠久，历史上出现过的文人、志士、科学家等名人有成千上万，他们中，只有极少数的住宅被当地政府改造成了故居博物馆，而大部分的名人和他们的故居则在岁月的流逝中被人们渐渐淡忘。如果能在北京、上海、广州等这样一些人口稠密的大城市里实现类似的制度，一些名人的住宅既可发挥居住的功能，又可以作为名人故居保存。这样做，于社会、于历史、于居民、于参观者都会有利可图。既节约了社会资源，又利用了城市空间，同时还能满足参观者寻古探幽的癖好，何乐而不为呢？
现在英国蓝牌实施的地区已经扩展到伦敦以外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伦敦周围的一些城市里也会出现越来越多的蓝牌，一场蓝色的革命正在席卷着英格兰的大地。
这时，我突发奇想，也许不久的将来，会有第二位中国人有幸得到英国遗产委员会发出的蓝牌。当这个念头一出现时，两个人的名字几乎同时从我的记忆里蹦出，他们是萧乾和徐志摩。这两位世界级的中国文坛巨星，年轻时都曾在伦敦居住过。没准某一天，他们中一个人的名字会真的出现在了蓝牌上，被永久地镶嵌在伦敦的某一处房屋前。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呢？
2007年12月18日于伦敦
老舍在伦敦的故居墙上镶嵌着一块蓝牌
这是一块素雅醒目的蓝色圆牌，白色的字迹落在深蓝色的背景上，显得格外醒目。上面除了两个手书的中文字“老舍” 以外，其余的则以极其简练的英语落下如下字款：“LAO SHE 1899-1966, 中国作家，1925-1928 曾经住在这里。”除此以外，蓝牌上还留下了发行者：“英国遗产委员会”以及该委员会的方形标志。”该园牌就镶嵌在在靠近诺丁山的圣詹姆斯花园３１号的地下室的墙上。
此消息不仅让我感到作为一名中国人的荣耀，同时也勾起了我对英国的蓝牌制度的兴趣和思索。
蓝牌制度在伦敦至今已经实施了一百四十年了，目的是为了纪念曾经住过伦敦且又对社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世界名人。凡是被英国遗产委员会挂上了蓝牌的建筑，则被列入受保护遗产，不得随便拆除或改建。这个绝妙的主意是在1863年由当时的议员维廉.爱瓦特先生想起和发动的，并且立即得到了公众的热烈响应。1866年起，英国皇家艺术协会开始着手筹集资金，仅仅一年的工夫，英国历史上第一块蓝色的园牌终于挂上了浪漫派大诗人拜伦在伦敦凯文迪雪广场的寓所，可惜的是，该寓所如今已经不复存在。同一年，拿破仑三世的故居门前所悬挂的蓝牌，如今依然吸引着路人的目光，并且成为伦敦最最古老的一块蓝牌。
在此后的119年间，除了英国皇家艺术协会以外，伦敦市政厅，大伦敦政府议会都曾经分别接收和管理过蓝牌的审批、设计和悬挂等事务。
直到1986年，蓝牌的实施权正式地落到英国遗产委员会手里。从那以后，蓝牌制度就开始走上了正规，而且不断地得到完善。迄今为止，在伦敦共有800名以上的世界名人享受了这项特殊的待遇。
据我所知，当我撰写这篇文章时，最新的一块蓝牌於2007年12月12日，被挂在了谢福寺.布希地区一幢房屋门前，因为那里曾经住过印度的政治精神领袖思力.阿罗秉多，思力.阿罗秉多出身贵族，参加过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年轻时留学英国，是印度最有影响的哲学家，被尊为圣哲”，与“圣雄”甘地、“圣诗”泰戈尔并称印度“三圣。从这一天开始，这三位印度圣人在蓝牌的召唤下又在伦敦重新会合了。
可见，能够得到蓝牌荣誉的世界名人，完全不限于英国人。 现在，我每逢外出，一旦看见某建筑面前挂着蓝牌，不管我以前是否见过，我总会习惯性地停下脚步，将蓝牌上的内容读上一遍。采用这样的方法，我的脑子里存储了一大批名人的名字和他们曾经住过的地方。
因为蓝牌不能批量生产，在早期阶段，每一个蓝牌在设计和制作时，都会选择不同的材料和不同的设计方案。就材料而言，有铜质的、铅质的，也有石质的。而且形状也不全是圆形的。外观颜色，也没有统一的规定。尽管如此，当时的蓝牌主要还是由陶土的颜色，巧克力颜色和深蓝色等几大色系组成。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21年。随着标准化和规范化在蓝牌的设计和制作流程中被正式采用，蓝牌的称呼才算真正地名副其实。现在蓝牌是由厚五公分，直径约五十公分的圆形陶盘组成，这种陶盘必须经过两道涂釉工艺，两次烧制工序，才算制作完毕。而且釉色只采用蓝、白两色。用这种工艺制作的蓝牌，不但能经受住时间和气候的考验，而且具备自洁功能，不易衰老，因而能够与这些名人故居同命运，共存亡。
就像申请世界遗产要在联合国履行一定的手续一样，蓝牌的发行也要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目前每一年约有一百名的候选人被公众提交给英国遗产委员会审批。遗产委员会对这些候选人都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在确定候选人曾住过的房屋还存在的前提下，候选人除了在某一个领域内被公认为杰出人物以外，还必须是诞辰逾百年的与世长辞者，或者逝世至少已经满二十年。只有这样，审批委员会才能掌握足够的证据来客观地评价此人的知名度和对人类的实际贡献。盖棺定论，在这里是行不通的。
为了瞻仰老舍的故居，我在圣詹姆斯花园街区徘徊了好久。当我看到从31号大门口走出来一对英国夫妇，抱着他们的女儿。我赶忙上前，问他们知道不知道，这里在八十年之前住过一位中国作家，他们告诉我，他们的祖父知道这样的故事。作为居所的主人，他们的房子里，曾经接待过中国作家，而且还是世界名人，他们感到挺荣幸的。
这是一幢拥有五个睡房的大屋子，包括正房三层，外加地下层和楼顶层。楼房才刚刚整修过，外墙被漆成同周围地区一样的奶黄色。对面的街心花园里，一座小教堂掩藏在浓密的树丛中，神秘而又安静。因为不是旅游区，路上行人很少。老舍的故居和故居外的蓝牌丝毫没有影响到该处居民的正常生活。
眼前的景象，不正是体现了蓝牌制度的优越性吗。相比之下，中国的文化更加悠久，历史上出现过的文人、志士、科学家等名人有成千上万，他们中，只有极少数的住宅被当地政府改造成了故居博物馆，而大部分的名人和他们的故居则在岁月的流逝中被人们渐渐淡忘。如果能在北京、上海、广州等这样一些人口稠密的大城市里实现类似的制度，一些名人的住宅既可发挥居住的功能，又可以作为名人故居保存。这样做，于社会、于历史、于居民、于参观者都会有利可图。既节约了社会资源，又利用了城市空间，同时还能满足参观者寻古探幽的癖好，何乐而不为呢？
现在英国蓝牌实施的地区已经扩展到伦敦以外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伦敦周围的一些城市里也会出现越来越多的蓝牌，一场蓝色的革命正在席卷着英格兰的大地。
这时，我突发奇想，也许不久的将来，会有第二位中国人有幸得到英国遗产委员会发出的蓝牌。当这个念头一出现时，两个人的名字几乎同时从我的记忆里蹦出，他们是萧乾和徐志摩。这两位世界级的中国文坛巨星，年轻时都曾在伦敦居住过。没准某一天，他们中一个人的名字会真的出现在了蓝牌上，被永久地镶嵌在伦敦的某一处房屋前。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呢？
2007年12月18日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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