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呢？唯有看着他们穿新鞋走老路，吃二茬苦，受二茬罪，而且，罪有应得。
ZT自维基。
张恺帆时任安徽省副省长，是安徽省第三把手，兼中共巢县县委第一书记。在与巢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张建深入社队调查时发现，“群众家已是十室九空，公共食堂的大锅里全是清水煮青菜，只有一点点粮食，情况非常严重”。1959年7月，张恺帆从省粮食厅了解到无为县1958年上报产粮13亿斤，征购7亿斤，已完成征购3亿斤。张恺帆是无为人，知道无为产粮最多只能是六七亿斤，征购7亿斤农民将没有剩余粮食。随后他组织干部实地调查，发现饥荒十分严重，随后迅速组织救灾。[3]
1959年7月8日，张恺帆亲自指挥粮食调运和分发到户，并给省委和曾希圣报告，提出著名的“三还原”：吃饭还原，即停办农村公共食堂，粮食发到各户，回家吃饭；自留地还原；房屋还原，让社员回家居住。10日至12日，库存的150万斤大米、300万斤稻谷迅速发往农村，30万斤黄豆加工成豆腐、豆浆供应病人和无奶喝的婴儿，同时还设法弄来肉食品供应病人。[3]
张恺帆一边救灾一边向正在开庐山会议的省长黄岩汇报。庐山会议原本是为了纠正大跃进的偏差，但在彭德怀上书之后，整个会议变成对彭德怀的批判。而张恺帆的行为被迅速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1959年8月1日，中共安徽省委常委会在合肥稻香楼批判张恺帆；4日安徽省委呈报给中共中央的《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的材料派专人呈送庐山，毛泽东批语极为严厉：
| “ | 印发各同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委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明显证据之一。这些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是愿意参加的，有革命性，至于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错误的。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不舒服了。早就参加了高饶反党集团，而这个集团是用阴谋手段求达其反动目的的。高饶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急待，急于发难，迅速被揭露，对党对他们本人都有益处，只要他们愿意洗脑筋，还是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因为他们是具有反动与革命的两重性，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几年办就好了。要挽救他们，要在广大干部中进行彻底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小而又缩小。一定执行治病救人的方针，一定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还要给他们革命与工作的出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5] | ” |
李锐后来评述道：“批语极为严厉，上纲上线，惊心动魄，不仅影响山上的批斗升级，对全国影响，尤为深远。”[6]
1959年9月19日，中共安徽省委扩大会议在江淮大戏院召开，通过《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宣布“将张恺帆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级别由七级下调到十一级，并责令其交代包庇反革命分子及其他重要问题”，陆学斌“给以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撤销候补书记、宣传部长、副省长等职务，并交组织部门继续审查，同事责令其彻底交代”。张恺帆的妻子史迈也遭受批判、行政由十六级降到十八级。张恺帆被囚禁207天调查个人历史问题后，1960年9月被送到铜陵。[7]
张恺帆的亲朋好友也都受到株连。张的二弟昌选、堂兄视三、堂弟昌树，都受到株连，被迫害致死。与张恺帆有过接触的人，全部打成“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了残酷斗争，有的被罚跪，有的被扒衣服毒打，送到农场劳动改造。据不完全统计，遭受株连被处分的无为籍各级干部就有2874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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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当年的上海滩上，到处都是身穿黑棉袄成群结队来讨饭逃荒的安徽人。稍微上点岁数的上海人，无人不知。
安徽是饿死人的省份之一，官方出版的《安徽省志·人口志》承认为40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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