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数大了，眼前的事经常记不住，可小时候的事却记忆犹新，只是时间线记不准了。
大概是一九六七年秋天，我们结束了停课闹革命，开始复课闹革命。我印象里就是从这时开始，大院孩子和全国各地的城市孩子一样，掀起了一股学习乐器的热潮。
在此之前，我们大院只有北三楼我同学的大哥吹竹笛，他大哥是铁西一个工厂的工人，比我们大十几岁，其竹笛水平堪称专业级的。每天晚上，我们在院里玩的时候都能听到他哥哥清脆悠扬的竹笛曲，尤其是雨过天晴的夏天，在院里下棋或玩游戏时听他的竹笛是一种特别的享受。也因此我对大院的记忆总是带着很多温馨。他最常吹的就是这首文革时家喻户晓的笛子曲：
等我们这些小孩子开始赶时髦学乐器时也受他的影响，大部分都选择了学竹笛。当然，他的影响只是原因之一，其实最重要原因是竹笛便宜，当时最便宜的竹笛只有一毛钱。我就买了根一毛钱的竹笛跟着学了几天，后来自觉没有天赋，早早就放弃了。也曾想跟二楼邻居何兵和我同学小凡一样学拉二胡，可二胡太贵，买不起，就只好放弃。有的孩子买不起二胡，就买把京胡拉，京胡最便宜的只有一块钱一把，但那声音太闹，招人烦。当时样板戏还没普及，我们大院学拉京胡的几个人没一个学出来的。
那些天放学回家，吃完晚饭后，院子里就响起各种刺耳的竹笛声，以至于我同学大哥都不愿意站阳台上吹笛子了。有和他熟悉的孩子想拜他为师，他基本不教，很是看不上这些瞎起哄的孩子。当时全院孩子里学竹笛的不下几十人，可真正学出来的只有我邻居小哥宪立。宪立哥大我两岁，很文气，很懂事，也很有音乐天赋，他两个姐姐也都有文艺天赋，家风如此。宪立哥学竹笛非常认真，进步很快，单吐、双吐，甚至三吐都很快掌握了。到六九年年末或七零年年初，宪立哥跟着父母下放到朝阳前，已经能吹很多当时的流行笛子曲了。
下放到朝阳后，小哥曾给我来过信，我现在还记得他信上的话，话中带着一种沧桑和宿命的味道。他在信中说：以前我总是羡慕高干家的小楼，到了农村后才知道，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在暖和的屋子里睡个好觉。朝阳冬天很冷，农村的房子不严实，有的四处透风。我想小哥刚到农村时没怎么睡好过，心情一定很抑郁。艰苦的生活会压低人的幸福阈值，也会压缩人的欲望，让人容易知足。
小哥在农村没什么说得来的朋友，所有的闲工夫都用来学笛子，这也成了小哥的精神寄托。后来，小哥又跟二姐夫学会了长笛，水平接近专业级。在农村最寂寞的几年，是小哥笛子技艺长进最快的时期。音乐学院恢复高考后，小哥报考了长笛专业，成绩排第四，遗憾的是那年沈阳音乐学院只有三名长笛名额，小哥与音乐学院失之交臂。
可小哥的音乐学院梦并没有熄灭，后来在他女儿的身上实现了。她女儿从小就学钢琴，后来考进沈阳音乐学院钢琴系，毕业后留校当老师。可能觉得钢琴专业太普及了，没什么独特性，后来他女儿又转学古筝，老师是上海音乐学院的。为了让女儿学古筝，小哥每周陪女儿飞上海一次，小嫂子卖服装赚的钱都交了女儿学费。功夫不负有心人，现在他女儿是音乐学院为数不多的古筝老师之一。
文革时的革命歌曲，我最熟悉的就是《铁树开花》，这全因为我家楼上的王宏伟每天都拉这个小提琴曲。王宏伟也比我大几岁，表情严肃，沉默寡言，学什么都很认真。从他一开始像锯木头一样鼓捣那个小提琴，到后来完整地拉出《铁树开花》大概不到一年时间，我觉得进步飞快。据说他家帮他请了一个专业老师，那时能买得起的小提琴的家庭不多，能请到专业老师的更是凤毛麟角。他家就他一个孩子，所以生活水平远高于我们这种孩子一大堆的家庭。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这首小提琴曲非常好听，是文革中的佳作。
几个学二胡的发小，后来都算没辜负家里买的二胡。二楼邻居何冰，一楼发小小虎和南三楼的同学小凡后来二胡拉的都很好，都成了学校和单位的文艺骨干。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那段时间是下放前大院最幸福的时期。夏天的晚上，几个学各种乐器的发小们会凑在一起，来一段合奏。等到下放后，院里就开始冷清了，经久不衰的只有何冰的二胡声。他最得意的二胡独奏就是《赛马》，这也是文革时的神曲之一。
而我同学小凡在下放前每天必拉的曲子是有点悲悲切切的《听妈妈讲那过去事情》和《二小放牛郎》，这和他当时的心情很契合。
我后来对吉它着迷了一段时间，是因为何冰的一段情缘。这个故事留待以后再讲。我的吉他是跟西二楼的小马学的，小马家里就俩孩子，他上面有个姐姐，那时已经工作了，所以他家有钱买得起吉他。吉它曲基本都是洋曲，比那些民族乐器洋派不少。我记得当时最时髦的曲子是《红河谷》，我学的第一首吉它曲就是《红河谷》，还有印象的则是《灯光》、《小路》这些俄罗斯音乐。我其实是在插队前那半年跟他学的吉他，没想到这点本事插队后还真派上了用场，使我得以混入冬天的文艺宣传队，享受几天不干活可以拿工分的日子。
以前我一直以为我对文革时的一些音乐的喜爱是一种怀旧情绪，也只有我们这代人才会觉得文革时的音乐好听，后来知道不是这么回事，我们的下一代八零后和九零后，也有很多喜欢这些音乐的。这说明，好的音乐是能够超越政治，穿越时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