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党史学者芦笛。他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用业已公开的史料，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毛泽东。
1. “波兰模式”的历史背景
1936年3月，苏联把外蒙当成主权国家，和它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苏联这一行动，给毛泽东极大鼓舞。他在5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三月间订立的苏蒙条约，就是告诉中国革命者，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们可以同你联盟。”（3）毛由此萌生了“西北大联合”的构想。这一构想的核心是：红军与东北军张学良和西北军杨虎城联手，“三位一体”，同苏联结盟，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4）
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瓜分了波兰。这年9月底，斯诺问毛：“苏联对中共的帮助是否会采取占领半个波兰那样的形式？毛积极肯定地答复：‘按照列宁主义，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谈话被英美报刊泄露，季米特洛夫大为震惊，来电斥责毛泽东失言。（5）
1939年9月14日，受苏德条约和波兰模式启发，毛泽东断言：“过去关于法西斯国家与民主国家之划分已经失掉了意义”，今后各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推翻世界反动营垒，用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战争，打倒战争祸首，推翻资产阶级”。（6）对此芦笛评论道：“马列主义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当时的中国是蒋介石的，不是无产阶级的。若能有一半落在无产阶级手里，也是世界革命的伟大胜利，‘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7）
1940你1月19日，基于中共武装力量的迅速壮大，毛泽东首次提出隔江而治，建立南北朝的构想，同时准备一旦国共全面破裂，则挥军向南。他写道：“新四军是否能向南发展，向皖浙赣大活动，抑或应过江向北，要看今后的形势来决定。假如全国剿共，则我们可以向南，假如前途是国共划界而治，则我们不宜大举向南，而宜向北，以求与蒋隔江而治。”（8）
当时莫斯科正在与东京谈判，中国问题是中心。毛泽东期待苏日条约签订，以波兰模式解决中国问题，而这正是蒋介石最担心的。目睹波兰被瓜分，蒋介石和毛泽东显然有不同的感受。毛希望乱，他告诉周恩来：“蒋介石最怕的是内乱，是苏联，故我们可以这点欺负他。”（9）苏联大使潘友新当时写道：“毛的打算是，如果内战打起来，俄国人会援助中共。”（10）
2. “十五万精兵”计划的提出
1940年11月1日，在法国被划分为德国占领区和维希政府之后，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中指出：“苏联出面调整中日关系的可能性仍是有的，中国要争得比 法国优胜的地位，只有苏联出面调整与我们坚持努力才有可能。”（11） 他还说：“应估计日蒋夹击消灭我军是日蒋双方的计划。” （12）一天前，10月31日，根据苏联大使的秘密通报，毛说：“据我们判断，蒋介石正在与日本讲妥协并可能在两三个月内成功，时局将直转急下。”（13）基于这个判断，毛认为日蒋合流、联合剿共已是迫在眉睫的危险，于是决定给斯大林写信，提出“十五万精兵”计划，要求苏联援助，帮他打通西北，与国民党全面开战。
11月4日，毛泽东起草了给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斯基的电报，请共产国际考虑他集中“十五万精兵”打到国民党后方去的先发制人的军事计划。电报说，“蒋介石的计划是驱除我们至华北，修筑重层纵深封锁线（正在大规模修筑）置我们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毛表示，中共不会就范，拟以大部军队坚守根据地，而以一部精锐（约十五万）打到国民党后方的河南与甘肃等地去。考虑此举必被指责为破坏抗日，并“有可能闹到蒋介石与我们最后大破裂，故在政治上是不利的”。因此，我们“最后决心还没有下”，“请求你们给以指示”。（14）电报由毛本人署名，特地注明抄送斯大林和国防部长铁木辛哥。
电报发出的前一天，11月3日，毛泽东曾向周恩来讲过自己的构想：“如果我们在反对内战的口号下不怕内战，待他的剿共军前进时出十五万精兵（以三十万支持各个根据地），抄到他后方，打几个大胜仗，提出请求撤惩何应钦（清君侧），”“那时苏联又出来调整一番，这种好转是有可能的，恐怕中国的真正好转要在那时也说不定。这是生产经过阵痛的道理。但那时也有蒋介石做贝當并最后做汪精卫之可能，那就是最后大决裂···。如果蒋那时做了贝當，便证明我们正是打得对，我们便把清君侧（或兵谏）的旗帜改换为打汉奸的旗帜，一直打到底，这就是取内战形式的民族革命战争。”（15）
这是目前看到的关于“十五万精兵”计划最完整的叙述。诚如杨奎松所说，毛泽东提出这一计划是基于错误情报做出的被动反应，但同样应该承认的是，毛对此计划酝酿已久。拉苏联下水，推翻国民政府是中共的一贯战略。这个战略中共1927年试过（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领取苏联武器）；1930年试过（李立三发动城市起义，要求苏联出兵帮助中共建立政权，说这是“莫斯科的国际主义义务”）；1936年试过（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搞“西北大联合”，并争取华北宋哲元、山西阎锡山等加入，试图效法外蒙，与苏联结盟）；1940年又再次尝试。不同的只是，这次的理由是“预防日蒋合流，全面剿共”。
“十五万精兵”计划是毛泽东精心策划的一场豪赌：错了是清君侧，对了就是打汉奸。质疑者说：千里奔袭国民党后方太荒唐，作为一个战略家，毛不可能制定这么愚蠢的计划。回答是：的确很荒唐，所以才要采取波兰模式，以苏联为后盾。事实上，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毛非常谨慎，“十五万精兵”计划是他唯一浪漫之作。网友匣中剑先生批评笔者：十五万人要千里迢迢取重庆，“这个历史发明太过荒谬，共军又不是傻子。”（16）熟读党史的匣先生太小看毛泽东了：七百人都敢上井冈山，十五万人为何不敢下重庆？！事实上，毛在不久后一次谈话中就讲到，“一经调动即须有决心打到四川去”。（17）去四川，应该不是去峨眉山旅游。
值得一提的是，西安事变时，毛泽东也曾有过一个类似的计划，即调动二、三万精兵，万里奔袭打到南京去。（18 ）[/size]
斯大林否决了“十五万精兵”计划。11月25日，克里姆林宫来电：“目前暂时不要动，争取时间，在华中地区军队北移问题上，与蒋介石尽量周旋，讨价还价。”“绝对关键的是你不要首先挑起军事行动”。（19）在与毛泽东的往来电报中，季米特洛夫强调，目前还看不出蒋有全面剿共和降日的决心，要求毛无论如何“不该将破裂作为出发点”。（20）没有莫斯科的支持，毛只好将计划搁置，等待时机。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毛泽东认为他对时局的判断得到证实：“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中国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始，是全面投降全面破裂的开始。”激愤之下，他重提“十五万精兵”计划，让周恩来质问崔可夫：“叶项被俘，全军覆没，蒋介石无法无天至此，请问崔可夫如何办？”“何种时机他们可以公开援助我们?”“五月后他们有何办法援助我们夺取兰州？”他强调：“没有飞机及攻城部队，夺取兰州及甘凉肃三州是不可能的，而这一问题迟早必须解决。”（21）
毛泽东与彭德怀等军事领袖商量，准备大打。“如立即取攻势，即须调动华北兵力，而一经调动即须有决心打到四川去（非打到四川不能夺取陕甘），即须有决心同蒋介石打到底”。“问题是远方（按指苏 联）的政策与我们所想的相左；三个月来几经往复，尚未解决。故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便在四个月或 六个月后能够有力的转入攻势。”（22）
此时的毛泽东不仅准备以重兵攻入四川，而且还请求苏联出兵，帮助共军夺取兰州和甘、凉、肃三州，以建立军火走廊。这一计划之所以胎死腹中，完全是因为斯大林需要蒋介石把日本人拖在中国泥潭中，以防日本人和希特勒两面夹击苏联，所以再次否决了毛的计划。
3. 莫斯科的“国际主义义务”
1941年 4月13日，苏日签订中立条约，苏联“誓言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则“誓言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中国被两大恶邻肢解，蒋介石痛心疾首，毛泽东兴高采烈，他在为中共起草的声明中写道：“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又一次伟大胜利。”苏日条约增强了苏联的国际地位，“这对于一切反动派都是不利的，而对于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与被压迫民族则都是有利的。” （23）
为什么对人民有利？毛泽东的解释是：“日苏条约使苏联彻底解除被攻威胁”，从而“对制止中国投降与反共危险有积极作用。”（24）他希望，解除了后顾之忧，苏联可以腾出手来，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帮助中共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了。
斯大林再一次使毛泽东失望。根据苏日中立条约，苏日的确瓜分了中国，但瓜分的并不彻底，没有完全按照波兰模式。4月16日，毛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苏日条约订立之后，苏、日双方都得到自由，但对中国问题没有解决。”（25）对此芦笛以他特有的尖刻写道：“美中不足的是，该条约没能像苏德条约‘解决’波兰问题那样，彻底瓜分中国，将毛‘与蒋隔江而治’的梦想化为国际条约，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如‘满洲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一样扶植起来。（26）
1941年的莫斯科有更重要的敌人要对付，来不及帮助中共夺取政权。此时离德国进攻苏联只有两个月。如果斯大林真如毛泽东所愿帮助中共实施“十五万精兵”计划，他将犯一个巨大的错误。斯大林从不相信条约，也不认为日本会守约。苏联的国家利益要求中国尽可能长久地拖住日本，而这只有决心抗战的蒋介石才能做到。那时的中国姓蒋不姓毛，蒋是在看守自己的家。崔可夫来华就任苏军军事总顾问时，斯大林曾明确告诉他：“由于有我国的援助和英美盟国的援助，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恶化，暂不要去管他们”，“苏联的援助只能给予蒋介石国民党而不能给予中国共产党。”（27）
看到苏联迟迟不履行它的国际主义义务，失望的毛泽东只能寄希望于未来，宣称：“中国人民的希望，只要说到外援，便是首先寄托在苏联身上的，而苏联在这次条约上并没有使中国失望，也永远不会使中国失望。”（28）
毛泽东是对的，只是需要再耐心等上四年。
1945年8月，毛泽东盼望已久的国际援助终于到来：苏联出兵东北，并在撤军时把关东军全部武器装备连同东北一起交给了中共。解放战争期间，莫斯科继续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大力支持中共。1949年，三大战役结束，解放军饮马长江，斯大林重提“划江而治”，毛泽东回答：“宜将乘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4. “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以波兰模式为基础的“十五万精兵”计划无疾而终。失去苏联的后援，毛泽东迅速调整战略，放弃与国府划江而治、必要时发动全面内战的战略目标，开始韬光养晦。“他知道，没有苏联援助就不可能推翻国府，现在苏联已自身难保，中共唯一明智的战略就是苦撑待变，待苏联打赢了战争，再挟苏援与蒋争天下。”（29 ）
在毛泽东身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高度统一。极端自尊的人，心底里一定自卑。一个极端的理想主义者，在政治斗争中往往极端现实，不择手段。既然共产主义的目的是打碎旧世界，共产主义者的行为不受传统道德束缚，自然就在情理之中。既然工人无祖国，爱国、卖国之类的概念对他们也就没有意义。
讲到“波兰模式”，人们就想到瓜分。其实，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瓜分只是权宜之计，是力量不足暂时妥协的结果，赤遍全球才是最终目的。1939年，苏联力量不足，和德国瓜分了波兰；1945年，它战胜德国，遂将整个波兰纳入共产主义版图，并与美国瓜分了德国。同样，1939年，力量不足的毛泽东想的是“隔江而治”，“蒋、日、我，三国誌”；（30）到1949年，口号变成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及至文革，目标又升级为做世界革命领袖，“解放全人类”。
在爱国主义成为主旋律、抗日剧泛滥的今天，毛泽东的“十五万精兵”计划可能令人难以接受。但如果回到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他的计划则是完全符合现实和国际共产主义正统理论的。鉴于对蒋介石抗战决心的错误判断和对列宁主义原则的真诚信仰，毛期待斯大林以“波兰模式”解决中国问题，不仅合符逻辑，政治上也无可挑剔。当毛向莫斯科提出“十五万精兵”计划时，他心里想的一定是革命导师“工人无祖国”和“化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教导。列宁不就是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推翻了本国资产阶级政权吗？苏共能干，中共为什么不能？何况，当时的中共，远比 “十月革命”时的苏共强大。
1940年的毛泽东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所以他要抗战，奉蒋介石为抗日领袖；他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随时防备日蒋合流联合剿共；他同时更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相信共产主义的利益高于一切。对于共产党人毛泽东来说，民族利益不是最高利益。即使在日本入侵，民族危亡关头，也是如此。如果能效法列宁十月革命，化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推翻蒋介石政权，他不会有丝毫犹豫。
以上讲述的是一个没有发生的故事。今天的人们，缺乏信仰，蜗居在“小时代”中，计算着彼此的含金量，很难理解毛泽东、蒋介石那一代人的故事。那是一个主义高于利益的“大时代”，属于狮子和老虎。故事的主角虽然没有走出丛林——他们用枪杆子搞政治，却有坚定的信仰：蒋是纯粹的民族主义者，毛本质上则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们相互杀戮，不仅是为了利益，更是为了主义。最重要的，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找到自己的路，他们相信：“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于是，有了“十五万精兵”计划。
注释
1 青石（杨奎松）：《毛泽东的“十五万精兵”计划》，《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9年8月5日。
2 何方：《党史笔记》，利文出版社，（下册），212页。
3 《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1936年5月8日，转引自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100页。
4 毕万闻：《英雄本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
5 斯诺与毛泽东的谈话，转引自张戎、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189页。
6 毛泽东：《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1939年9月14日。转引自杨奎松：《走进真实》，275页。
7 芦笛：《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明镜出版社，2011年，353页。
8 《中共中央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1940年1月19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53页。
9 《毛泽东关于国内形势和应付投降、力争时局好转致周恩来》，1940年11月3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38页。
10 潘友新：转引自张戎、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194页。
11 《毛泽东关于目前时局的指示》，1940年11月1日。
12 毛泽东：转引自青石（杨奎松）：《毛泽东的“十五万精兵”计划》，《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9年8月5日。
13 同上。
14 《毛泽东致季米特洛夫、曼努伊斯基的信》，1941年11月4日，转引自杨奎松：《抗战期间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文献资料评述》，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15 《毛泽东关于国内形势和应付投降、力争时局好转致周恩来》，1940年11月3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38-39页。
16 匣中剑：《断章取义的伎俩——评《冯胜平：对何方先生“澄清一则传闻”的澄清及致歉》，天涯社区，煮酒论史，2013年12月26日。
17 《毛泽东关于时局发展情况给周恩来的通报》，1941年1月30日。
18 《毛泽东致张学良电》，1936年12月17日，《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6期。
19 季米特洛夫：转引自张戎、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196页。
20 季米特洛夫：转引自青石（杨奎松）：《毛泽东的“十五万精兵”计划》，《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9年8月5日。
21 《毛泽东关于时局发展情况给周恩来的通报》（1941年1月30日）；《毛泽东关于请问崔可夫苏联何时可以公开援助我们给周恩来电》（1941年1月30日）；转引自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109页。
22 毛泽东：转引自青石（杨奎松）：《毛泽东的“十五万精兵”计划》，《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9年8月5日。
23 《中国共产党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1941年4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75-76页。
24 《毛泽东年谱》，（中），电子书。
25 同上，324页。
26 芦笛：同上，354-55。
27 瓦·伊·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33、35-36页。
28 《中国共产党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1941年4月16日。
29 芦笛：《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明镜出版社，2011年，332页。
30 毛泽东：转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网络版。
1. “波兰模式”的历史背景
1936年3月，苏联把外蒙当成主权国家，和它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苏联这一行动，给毛泽东极大鼓舞。他在5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三月间订立的苏蒙条约，就是告诉中国革命者，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们可以同你联盟。”（3）毛由此萌生了“西北大联合”的构想。这一构想的核心是：红军与东北军张学良和西北军杨虎城联手，“三位一体”，同苏联结盟，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4）
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瓜分了波兰。这年9月底，斯诺问毛：“苏联对中共的帮助是否会采取占领半个波兰那样的形式？毛积极肯定地答复：‘按照列宁主义，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谈话被英美报刊泄露，季米特洛夫大为震惊，来电斥责毛泽东失言。（5）
1939年9月14日，受苏德条约和波兰模式启发，毛泽东断言：“过去关于法西斯国家与民主国家之划分已经失掉了意义”，今后各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推翻世界反动营垒，用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战争，打倒战争祸首，推翻资产阶级”。（6）对此芦笛评论道：“马列主义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当时的中国是蒋介石的，不是无产阶级的。若能有一半落在无产阶级手里，也是世界革命的伟大胜利，‘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7）
1940你1月19日，基于中共武装力量的迅速壮大，毛泽东首次提出隔江而治，建立南北朝的构想，同时准备一旦国共全面破裂，则挥军向南。他写道：“新四军是否能向南发展，向皖浙赣大活动，抑或应过江向北，要看今后的形势来决定。假如全国剿共，则我们可以向南，假如前途是国共划界而治，则我们不宜大举向南，而宜向北，以求与蒋隔江而治。”（8）
当时莫斯科正在与东京谈判，中国问题是中心。毛泽东期待苏日条约签订，以波兰模式解决中国问题，而这正是蒋介石最担心的。目睹波兰被瓜分，蒋介石和毛泽东显然有不同的感受。毛希望乱，他告诉周恩来：“蒋介石最怕的是内乱，是苏联，故我们可以这点欺负他。”（9）苏联大使潘友新当时写道：“毛的打算是，如果内战打起来，俄国人会援助中共。”（10）
2. “十五万精兵”计划的提出
1940年11月1日，在法国被划分为德国占领区和维希政府之后，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中指出：“苏联出面调整中日关系的可能性仍是有的，中国要争得比 法国优胜的地位，只有苏联出面调整与我们坚持努力才有可能。”（11） 他还说：“应估计日蒋夹击消灭我军是日蒋双方的计划。” （12）一天前，10月31日，根据苏联大使的秘密通报，毛说：“据我们判断，蒋介石正在与日本讲妥协并可能在两三个月内成功，时局将直转急下。”（13）基于这个判断，毛认为日蒋合流、联合剿共已是迫在眉睫的危险，于是决定给斯大林写信，提出“十五万精兵”计划，要求苏联援助，帮他打通西北，与国民党全面开战。
11月4日，毛泽东起草了给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斯基的电报，请共产国际考虑他集中“十五万精兵”打到国民党后方去的先发制人的军事计划。电报说，“蒋介石的计划是驱除我们至华北，修筑重层纵深封锁线（正在大规模修筑）置我们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毛表示，中共不会就范，拟以大部军队坚守根据地，而以一部精锐（约十五万）打到国民党后方的河南与甘肃等地去。考虑此举必被指责为破坏抗日，并“有可能闹到蒋介石与我们最后大破裂，故在政治上是不利的”。因此，我们“最后决心还没有下”，“请求你们给以指示”。（14）电报由毛本人署名，特地注明抄送斯大林和国防部长铁木辛哥。
电报发出的前一天，11月3日，毛泽东曾向周恩来讲过自己的构想：“如果我们在反对内战的口号下不怕内战，待他的剿共军前进时出十五万精兵（以三十万支持各个根据地），抄到他后方，打几个大胜仗，提出请求撤惩何应钦（清君侧），”“那时苏联又出来调整一番，这种好转是有可能的，恐怕中国的真正好转要在那时也说不定。这是生产经过阵痛的道理。但那时也有蒋介石做贝當并最后做汪精卫之可能，那就是最后大决裂···。如果蒋那时做了贝當，便证明我们正是打得对，我们便把清君侧（或兵谏）的旗帜改换为打汉奸的旗帜，一直打到底，这就是取内战形式的民族革命战争。”（15）
这是目前看到的关于“十五万精兵”计划最完整的叙述。诚如杨奎松所说，毛泽东提出这一计划是基于错误情报做出的被动反应，但同样应该承认的是，毛对此计划酝酿已久。拉苏联下水，推翻国民政府是中共的一贯战略。这个战略中共1927年试过（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领取苏联武器）；1930年试过（李立三发动城市起义，要求苏联出兵帮助中共建立政权，说这是“莫斯科的国际主义义务”）；1936年试过（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搞“西北大联合”，并争取华北宋哲元、山西阎锡山等加入，试图效法外蒙，与苏联结盟）；1940年又再次尝试。不同的只是，这次的理由是“预防日蒋合流，全面剿共”。
“十五万精兵”计划是毛泽东精心策划的一场豪赌：错了是清君侧，对了就是打汉奸。质疑者说：千里奔袭国民党后方太荒唐，作为一个战略家，毛不可能制定这么愚蠢的计划。回答是：的确很荒唐，所以才要采取波兰模式，以苏联为后盾。事实上，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毛非常谨慎，“十五万精兵”计划是他唯一浪漫之作。网友匣中剑先生批评笔者：十五万人要千里迢迢取重庆，“这个历史发明太过荒谬，共军又不是傻子。”（16）熟读党史的匣先生太小看毛泽东了：七百人都敢上井冈山，十五万人为何不敢下重庆？！事实上，毛在不久后一次谈话中就讲到，“一经调动即须有决心打到四川去”。（17）去四川，应该不是去峨眉山旅游。
值得一提的是，西安事变时，毛泽东也曾有过一个类似的计划，即调动二、三万精兵，万里奔袭打到南京去。（18 ）[/size]
斯大林否决了“十五万精兵”计划。11月25日，克里姆林宫来电：“目前暂时不要动，争取时间，在华中地区军队北移问题上，与蒋介石尽量周旋，讨价还价。”“绝对关键的是你不要首先挑起军事行动”。（19）在与毛泽东的往来电报中，季米特洛夫强调，目前还看不出蒋有全面剿共和降日的决心，要求毛无论如何“不该将破裂作为出发点”。（20）没有莫斯科的支持，毛只好将计划搁置，等待时机。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毛泽东认为他对时局的判断得到证实：“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中国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始，是全面投降全面破裂的开始。”激愤之下，他重提“十五万精兵”计划，让周恩来质问崔可夫：“叶项被俘，全军覆没，蒋介石无法无天至此，请问崔可夫如何办？”“何种时机他们可以公开援助我们?”“五月后他们有何办法援助我们夺取兰州？”他强调：“没有飞机及攻城部队，夺取兰州及甘凉肃三州是不可能的，而这一问题迟早必须解决。”（21）
毛泽东与彭德怀等军事领袖商量，准备大打。“如立即取攻势，即须调动华北兵力，而一经调动即须有决心打到四川去（非打到四川不能夺取陕甘），即须有决心同蒋介石打到底”。“问题是远方（按指苏 联）的政策与我们所想的相左；三个月来几经往复，尚未解决。故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便在四个月或 六个月后能够有力的转入攻势。”（22）
此时的毛泽东不仅准备以重兵攻入四川，而且还请求苏联出兵，帮助共军夺取兰州和甘、凉、肃三州，以建立军火走廊。这一计划之所以胎死腹中，完全是因为斯大林需要蒋介石把日本人拖在中国泥潭中，以防日本人和希特勒两面夹击苏联，所以再次否决了毛的计划。
3. 莫斯科的“国际主义义务”
1941年 4月13日，苏日签订中立条约，苏联“誓言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则“誓言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中国被两大恶邻肢解，蒋介石痛心疾首，毛泽东兴高采烈，他在为中共起草的声明中写道：“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又一次伟大胜利。”苏日条约增强了苏联的国际地位，“这对于一切反动派都是不利的，而对于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与被压迫民族则都是有利的。” （23）
为什么对人民有利？毛泽东的解释是：“日苏条约使苏联彻底解除被攻威胁”，从而“对制止中国投降与反共危险有积极作用。”（24）他希望，解除了后顾之忧，苏联可以腾出手来，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帮助中共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了。
斯大林再一次使毛泽东失望。根据苏日中立条约，苏日的确瓜分了中国，但瓜分的并不彻底，没有完全按照波兰模式。4月16日，毛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苏日条约订立之后，苏、日双方都得到自由，但对中国问题没有解决。”（25）对此芦笛以他特有的尖刻写道：“美中不足的是，该条约没能像苏德条约‘解决’波兰问题那样，彻底瓜分中国，将毛‘与蒋隔江而治’的梦想化为国际条约，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如‘满洲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一样扶植起来。（26）
1941年的莫斯科有更重要的敌人要对付，来不及帮助中共夺取政权。此时离德国进攻苏联只有两个月。如果斯大林真如毛泽东所愿帮助中共实施“十五万精兵”计划，他将犯一个巨大的错误。斯大林从不相信条约，也不认为日本会守约。苏联的国家利益要求中国尽可能长久地拖住日本，而这只有决心抗战的蒋介石才能做到。那时的中国姓蒋不姓毛，蒋是在看守自己的家。崔可夫来华就任苏军军事总顾问时，斯大林曾明确告诉他：“由于有我国的援助和英美盟国的援助，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恶化，暂不要去管他们”，“苏联的援助只能给予蒋介石国民党而不能给予中国共产党。”（27）
看到苏联迟迟不履行它的国际主义义务，失望的毛泽东只能寄希望于未来，宣称：“中国人民的希望，只要说到外援，便是首先寄托在苏联身上的，而苏联在这次条约上并没有使中国失望，也永远不会使中国失望。”（28）
毛泽东是对的，只是需要再耐心等上四年。
1945年8月，毛泽东盼望已久的国际援助终于到来：苏联出兵东北，并在撤军时把关东军全部武器装备连同东北一起交给了中共。解放战争期间，莫斯科继续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大力支持中共。1949年，三大战役结束，解放军饮马长江，斯大林重提“划江而治”，毛泽东回答：“宜将乘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4. “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以波兰模式为基础的“十五万精兵”计划无疾而终。失去苏联的后援，毛泽东迅速调整战略，放弃与国府划江而治、必要时发动全面内战的战略目标，开始韬光养晦。“他知道，没有苏联援助就不可能推翻国府，现在苏联已自身难保，中共唯一明智的战略就是苦撑待变，待苏联打赢了战争，再挟苏援与蒋争天下。”（29 ）
在毛泽东身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高度统一。极端自尊的人，心底里一定自卑。一个极端的理想主义者，在政治斗争中往往极端现实，不择手段。既然共产主义的目的是打碎旧世界，共产主义者的行为不受传统道德束缚，自然就在情理之中。既然工人无祖国，爱国、卖国之类的概念对他们也就没有意义。
讲到“波兰模式”，人们就想到瓜分。其实，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瓜分只是权宜之计，是力量不足暂时妥协的结果，赤遍全球才是最终目的。1939年，苏联力量不足，和德国瓜分了波兰；1945年，它战胜德国，遂将整个波兰纳入共产主义版图，并与美国瓜分了德国。同样，1939年，力量不足的毛泽东想的是“隔江而治”，“蒋、日、我，三国誌”；（30）到1949年，口号变成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及至文革，目标又升级为做世界革命领袖，“解放全人类”。
在爱国主义成为主旋律、抗日剧泛滥的今天，毛泽东的“十五万精兵”计划可能令人难以接受。但如果回到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他的计划则是完全符合现实和国际共产主义正统理论的。鉴于对蒋介石抗战决心的错误判断和对列宁主义原则的真诚信仰，毛期待斯大林以“波兰模式”解决中国问题，不仅合符逻辑，政治上也无可挑剔。当毛向莫斯科提出“十五万精兵”计划时，他心里想的一定是革命导师“工人无祖国”和“化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教导。列宁不就是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推翻了本国资产阶级政权吗？苏共能干，中共为什么不能？何况，当时的中共，远比 “十月革命”时的苏共强大。
1940年的毛泽东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所以他要抗战，奉蒋介石为抗日领袖；他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随时防备日蒋合流联合剿共；他同时更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相信共产主义的利益高于一切。对于共产党人毛泽东来说，民族利益不是最高利益。即使在日本入侵，民族危亡关头，也是如此。如果能效法列宁十月革命，化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推翻蒋介石政权，他不会有丝毫犹豫。
以上讲述的是一个没有发生的故事。今天的人们，缺乏信仰，蜗居在“小时代”中，计算着彼此的含金量，很难理解毛泽东、蒋介石那一代人的故事。那是一个主义高于利益的“大时代”，属于狮子和老虎。故事的主角虽然没有走出丛林——他们用枪杆子搞政治，却有坚定的信仰：蒋是纯粹的民族主义者，毛本质上则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们相互杀戮，不仅是为了利益，更是为了主义。最重要的，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找到自己的路，他们相信：“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于是，有了“十五万精兵”计划。
注释
1 青石（杨奎松）：《毛泽东的“十五万精兵”计划》，《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9年8月5日。
2 何方：《党史笔记》，利文出版社，（下册），212页。
3 《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1936年5月8日，转引自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100页。
4 毕万闻：《英雄本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
5 斯诺与毛泽东的谈话，转引自张戎、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189页。
6 毛泽东：《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1939年9月14日。转引自杨奎松：《走进真实》，275页。
7 芦笛：《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明镜出版社，2011年，353页。
8 《中共中央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1940年1月19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53页。
9 《毛泽东关于国内形势和应付投降、力争时局好转致周恩来》，1940年11月3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38页。
10 潘友新：转引自张戎、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194页。
11 《毛泽东关于目前时局的指示》，1940年11月1日。
12 毛泽东：转引自青石（杨奎松）：《毛泽东的“十五万精兵”计划》，《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9年8月5日。
13 同上。
14 《毛泽东致季米特洛夫、曼努伊斯基的信》，1941年11月4日，转引自杨奎松：《抗战期间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文献资料评述》，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15 《毛泽东关于国内形势和应付投降、力争时局好转致周恩来》，1940年11月3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38-39页。
16 匣中剑：《断章取义的伎俩——评《冯胜平：对何方先生“澄清一则传闻”的澄清及致歉》，天涯社区，煮酒论史，2013年12月26日。
17 《毛泽东关于时局发展情况给周恩来的通报》，1941年1月30日。
18 《毛泽东致张学良电》，1936年12月17日，《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6期。
19 季米特洛夫：转引自张戎、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196页。
20 季米特洛夫：转引自青石（杨奎松）：《毛泽东的“十五万精兵”计划》，《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9年8月5日。
21 《毛泽东关于时局发展情况给周恩来的通报》（1941年1月30日）；《毛泽东关于请问崔可夫苏联何时可以公开援助我们给周恩来电》（1941年1月30日）；转引自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109页。
22 毛泽东：转引自青石（杨奎松）：《毛泽东的“十五万精兵”计划》，《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9年8月5日。
23 《中国共产党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1941年4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75-76页。
24 《毛泽东年谱》，（中），电子书。
25 同上，324页。
26 芦笛：同上，354-55。
27 瓦·伊·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33、35-36页。
28 《中国共产党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1941年4月16日。
29 芦笛：《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明镜出版社，2011年，332页。
30 毛泽东：转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网络版。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