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自然灾害”已经成为现代汉语中的一个习惯词组。无论过来人还 是没有亲历过的人,提到1959~1961年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那场灾难,都会 首先想到或说起“自然灾害”。从当年的传媒报导、党政文件到后来的各种 说法,几乎无一例外地证明着和重复着这一“无可怀疑”的事实。 话语的力量就是如此强大,它甚至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们亲身经历 的烙印。 虽然任何思维正常的人在当时都知道那三年不是因为自然灾害,或者主 要不是因为自然灾害,但是“三年自然灾害”一旦成为习惯说法,重复几十 年,便进入了人们的潜意识,以至人们会不自觉地怀疑是不是自己搞错了。 “三年自然灾害”似乎已经成了历史的定论。 在这里,笔者却想对这个无人怀疑的神话问上一问:那三年果真是“自 然灾害”么? 若问那三年有自然灾害吗?当然有的,中国地阔天长,不可能每一寸土 地每年都风调雨顺。若再问自然灾害严重吗?答案大概是否定的。远的不说, 单看近40多年,其间大规模的严重的洪水、乾旱、飓风、海啸、地震、霜、 冻、雹、蝗灾等自然灾害,那三年能独占哪一项呢?可以说一项也没有,有 的只是“三年自然灾害”这么一个笼统的习惯说法。 二 80年代起,中国国家统计局颁布的“自然灾害受灾和成灾面积”表,似 乎为“三年自然灾害”这一说法提供了具体而权威的证据。请看笔者摘录的 表1. 表1 部分年度全国自然灾害受灾和成灾面积及粮食总产量 说明一下表1对年份的选择。除了1959~1961年这三年外,还摘录了其前 和其后的各三年,即1956年~1958年、1962~1964年,同时又选了气象界和 减灾界公认的三个大灾年,即长江流域大水的1954年、全国大旱的1965年和 1972年。 从表1看,1959~1961年全国的自然灾害确实是相当严重的,尤其是1960 年和1961年,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都远远高于其他任何正常年份或是灾年。 然而,这还仅仅是一个方面,更要命的是灾害的后果──粮食减产。从1959 ~1961年,中国的粮食产量连续三年大幅度减产。195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 17000万吨,比1958年锐减15%;1960年总产量比上年再递减15□6%,只有 14350万吨;1961年比1960年虽然稍有增加,也仅仅为1958年的74%。自然灾 害的后果如此之严重,粮食减产的幅度如此之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本来是个灾害大国,按《中国统计年鉴(1984)》公布的数字计算, 在1949~1983年间,其中31年的年均受灾面积为3273万公顷,32年的年均成 灾面积为1295万公顷。也就是说,一年中全国若有1000余万公顷耕地的“农 作物产量比常年减产30%以上”, 这还不能算是真正的“灾年”, 而只是 “正常”的。即使如此,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却在频繁的自然灾害中实现了稳 步增长。 如果除去1959~1961年那三年,从1949~1983年,全国的粮食总产量基 本上是逐年递增的趋势。只有1968、1972、1977和1980 这4个年头的产量比 上年稍有减少,减产的幅度高者为4%(1968年),低者为1.3%(1977年)。 上述各年的成灾面积,1972年为1718万公顷,1977年为1516万公顷,1980年 为2232万公顷(1968年的数字缺),都高于或大大高于1959年的成灾面积, 或者说灾情至少比1959年严重得多。 而1980年的成灾面积,已经接近1960年的灾情。但是这些年与那三年比 起来,粮食的减产则是微乎其微的。 再看其他一些年份。若以1959~1961年的平均成灾面积为100,则1956年 为 68,1957年为 67,1962年为 74,1963年为 89,1978年为 97,1979年为 67,1981年为 83,1982年和1983年都为 72。 就灾情讲,这些年都是相当严 重的,都超过了1959年的水平。但这些年的粮食总产量不仅没有比上年减少, 而且都增加了。在上述9个年头中,有6年都是创造了粮食总产量的历史最好 水平。 通观新中国自然灾害与粮食产量的概况,说明在大多数年份,自然灾害 及成灾面积并不能直接决定粮食收成的丰与歉。只有1959~1961年这三年是 “不同寻常”的例外。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灾害并非导致三年灾难的主要因 素。或者说,那三年的自然灾害不足以、也不应该使粮食减产那么多。 三 其实,从气象水文概率和统计学上说,三年灾难的原因不要说完全推给 自然灾害,就是“三分天灾”,也不具备充份条件。 这里有一份《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1979)》。该表是 由国内一批著名的气象水文科学家根据全国 120个水文站点历年的水文气象 档案资料编制的,逐年清楚地记录下了这80年间全国及各地的旱涝态势。 《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1979)》将每一年度的旱涝状 况统一划分为 5个等级,即 1度为涝,2度为偏涝,3度为正常或旱涝相当, 4度偏旱,5度为旱。 笔者将其中一些年度的数据综合整理为表2,选择的年 份与表1相同。为了使情况一目了然,表2对原表中的旱涝等级做了符号意义 上的对应调整,其中:涝由1度改为-2度,偏涝由2度改为-1度,正常或旱 涝相当由3度改为0度, 偏旱由4度改为1度, 旱由5度改为2度。 一般而言, -2度的涝和2度的旱,为气象水文意义上的灾害气候。 表2 部分年度全国旱涝等级资料统计表 表中的总指数和平均指数越趋近于 0,则说明全国的旱涝大势越接近于 旱涝相当或是不旱不涝的正常年景。当然这里边也包含了先旱后涝或先涝后 旱以及南涝北旱等各种情况的相互抵消。但是各度站的具体数字,则使这一 统计更接近于真实的准确情况。 尽管人们一直在说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是“严重乾旱”, 可是这种说法却得不到科学统计数据的支持。 表2显示,1959~1961年间,中国大地风调雨顺,,全国的旱涝态势相 当正常。 并且,其正常的程度甚至令人吃惊。 1959年总指数为-9, 平均指数为-0.075,其中旱的2度站为13个,它 们是长治、洛阳、郑州、信阳、德州、临沂、荷泽、苏州、宜昌、汉中、安 康、万县和昌都;偏旱的1度站为25个。2度站、1度站合计38个。涝的-2度 站13个。旱、涝站合计26个,为总站数的1/5强。 1960年总指数为+11, 平均指数+0.092,其中旱的2度站仅8个,即大 同、临汾、郑州、屯溪、邵阳、百色、汉中和铜仁;偏旱的1度站为44个。2 度站、1度站合计52个,说明1960年偏旱的地区较常年为多。涝的-2度站14 个。旱、涝站合计22个,不到总站数的1/5. 1961年总指数为-1, 平均指数-0.008, 其中旱的2度站15个,开原、 沈阳、朝阳、赤峰、南阳、信阳、济南、安庆、郧县、沅陵、喀什、康定、 重庆、铜仁和贵阳;偏旱的1度站29个。2度站和1度站合计稍超出总站数的 1/3.涝的-2度站12个。旱、涝站合计27个,不到总站数的1/4. 不论是从总指数、平均指数看,还是从2度和1度站、2度站和-2度站所 占的比例看,也不论是单独看其中一年,还是看三年平均值,1959~1961年 都可以说确实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1957年(总指数 +27,平均指数+0.208)和1958年(总指数-21,平均指数-0.175)更为 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指标──0.尤其是接连三年平均指数都没有 溢出±0.1,三年总平均指数仅为+0.003,这在《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 料表(1895~1979)》上,再也找不出第二组来。 我们还可以比较真正大涝大旱的年份。1954年大水成灾,总指数达-79, 平均指数为-0.658,仅涝的-2度站达到41个,就超过了总站数的1/3;另 外还有29个偏涝的-1度站。 而1965年和1972年则是真正的大旱年,总指数 分别高达+95、+97,平均指数分别为+0.792和+0.808, 旱的2度站也都 超过了总站数的1/3,分别是41个和42个;偏旱的1度站还分别为34个和35个。 我们再看与1959~1961年相邻的两个三年:1956~1958年、1962~1964 年。 这6年中的任何一年的总指数、平均指数,以及旱、涝站的合计数,都 要比三年灾难中的任何一年要高。1962~1964年这三年被称为“三年恢复时 期”,尽管这三年的气象水文条件大不如1959~1961年,并且它又是在三年 灾难的巨大废墟上艰难起步的,但这三年的农业还是实现了连年增产,整个 国民经济也从三年灾难时期的近乎崩溃状态得到了复苏。 不论与其他任何灾年或是常年比较,1959~1961年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 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甚或“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四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中说: 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 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 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 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 人民公社化运动, 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 为主要标 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 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 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 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 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 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笔者认为,《旱涝等级资料统计表》比《受灾和成灾面积表》更能准确 地说明本来意义上的自然灾害的真实情况。实际情况是,在1959~1961年间, 导致“农作物产量比常年减产30%以上”的成灾面积中,起主要作用的根本 不是什么自然灾害,而是左倾狂热及其指挥下的9000万人去大炼钢铁、大办 食堂和“共产风”使人们无心收割庄稼、“大兵团作战”和瞎指挥的穷折腾, 以及农业劳动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正是这些人为因素直接和决定性地造 成了三年灾难。它显然不是什么“自然灾害”。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神话该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