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起源，已经写到第6个主题贴了
中国人喜欢寻根，夏都到底在哪里？，商文明起源到底来自哪里？青铜器技术从何而来？
这些问题一直是中国人和考古界的终极问题。
刚才读了南方古猿关于张光直的介绍和其中的一篇文章，《商文明起源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终极问题》
南方古猿介绍时说，“非常遗憾的是，未能见到张光直近年来三星堆考古的最新发现。”
张光直为啥不研究三星堆呢？在国内考古界，本土起源说是政治正确吧。。。
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分本土起源说和外来传播说。
张光直是立足本土起源说的，所以外来传播说不会去认真涉及，也许是在尽量回避（在我眼里是中国考古界的政治正确）。
他的这篇文章里有下面一句话很有趣。
“我相信，如果将来在这里真的发现了早商文化，一方面它必然带有一些二里头类型夏文化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它填补了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与商文明较晚阶段的过渡阶段。较晚的商文化因此可以说是东西方文化结合的产物。”
我昨天提到 ”三星堆源于苏美尔, 大陆学界不担心（我猜这个会成为事实）。
担心的是三星堆与夏文明二里头关系，所以三星堆不敢继续挖了。。“
说到三星堆，就会涉及学术界提到的青铜之路，关于青铜之路，国内外研究文章也很多。
选两篇文章，有兴趣的可以细看。
《东亚古物》A卷,76-96页，文物出版社， 2004。
提 要：青铜之路与丝绸之路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青铜之路活跃于夏商周三代，几乎没有文字记载，主要是由西向东传播青铜与游牧文化。丝绸之路繁忙于汉唐宋元时代，史不绝书，主要是由东向西传播丝绸与定居农业文化。两者先后相继而方向相反，可以说是青铜之路诱发了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取代了青铜之路。研究表明青铜技术的传播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与羊、羊毛、牛、牛奶、马、马车等技术的传播密切相关。青铜之路将欧洲和东亚纳入了以西亚为中心的古代世界体系，丝绸之路又加强了东亚与西亚、欧洲的联系。只有将丝绸之路与青铜之路相结合才能全面系统地理解欧亚大陆文化的形成及其相互交流与互动的历程。
《全球史评论》第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摘 要：大约五千年前西亚和中亚部分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逐渐形成了世界体系。大约四千年前东亚开始进入青铜时代世界体系，和欧洲一样东亚也是这个体系的边缘地区。从出土的石器、陶器、玉器、作物、居住方式等来看三代文化显然是东亚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的继续，但是新出现的青铜器、金器、牛、羊、马等表明受到了中亚青铜游牧文化的明显影响。只有将东亚置于青铜时代世界体系才能透视中国原史或三代史。夏朝建立之前东亚尚未有游牧与农耕之分，正是夷创造了东亚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夏或戎狄引进了青铜时代游牧文化。夷夏结合与转换开创了中国的历史，形成独特东亚文化传统。
关键词：夷、夏、青铜时代、世界体系
摘录一下讨论与结语
四、讨论与结语
考古学家关注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和细节，人类学家寻求人类文化的共性和通则。考古学与人类学相结合（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全方位（holistic）研究才能透视人类文化的来龙去脉。中国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世界不是并立的。人类同源，中国人不可能有独立的起源；文化多样，中国文化不会孤立于世界潮流之外。现代世界体系概念已深入人心，中古世界体系亦众所周知，古代世界体系也逐渐清晰。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各种类型的“交往网络”、“共生圈”或“共同体”，只要大于一个洲就可称为世界体系。全球史就是用跨文化、跨地区、跨民族的视角重新审视历史，从而描述一个更大的历史图景，它是宏观史（Macro history）或大历史（big history）。美国历史学会首任主席安德鲁·怀特早在十九世纪就号召研究世界史：“我们可以视之为树干，而把专门史和传记视为枝叶；树干从枝叶那里获取生命力，同时也给予枝叶以生命力，两者并行不悖地均衡生长。”[133]中国考古人类学之父李济亦指出：“中国的文化和种族史的宏大堪与整个欧洲的文化和种族史相比拟。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并以此为依据来研究，才能在中国古代史及其考古遗存的阐释上取得真正的进展。”[134]舍本逐末或本末倒置是不合适的，我们研究枝叶时，不要忘了树干！
青铜技术和游牧文化是旧大陆古代世界体系形成的技术文化基础。青铜、牛、马、羊、小麦、大麦、蚕豆、牛耕、车马、毛制品、砖、火葬、墓道、好战风气、金崇拜、天帝信仰等是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指示物或示踪元素，三代中国几乎照单全收，无疑已进入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国不是考古学上的孤岛，更不是人类文化的死角。人类属于一个物种智人，走上了长途跋涉的迁徒之路，分散到全球各地，互动一直影响着人类。
全球史治史方法很多，其中常用的是通过比较求同寻异，发现世界史的契合点。具体比较研究为宏观比较透视提供了基础。西亚中亚既是欧洲的东方，也是中国的西方。中国和欧洲分处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可以进行宏观比较或类比。青铜游牧文化可以传播到欧洲，没有理由阻止其传入东亚。如果欧洲是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区，中国不太可能在边缘之外。事实上虽然离青铜时代世界体系核心区较远，欧洲和东亚是古代世界体系两个巨大的边缘区。
中心与外围（center and periphery）视角审视世界史来自经济学。很多国家和地区对自己地位有特殊理解，一个人的中心可能是另一个人的外缘，反之亦然。世界体系中心与外围是相对的，因时而变，且可有多个中心。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中国既是边缘，也是中心。东亚处于古代世界体系的边缘，中国又长期是东亚文化的中心。中古世界体系中，汉唐宋元中国处于中心地位。现代世界体系中中国逐渐由边缘转变为中心，中美国(Chimerica)概念意味着现代世界体系正在形成双核格局。古代世界体系中，四千年前龙山时代的中国是遥远的边缘，四千年后夏商周三代逐渐成了中心之一。所谓四大文明古国实质上是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四个中心。
聚合与离散（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是全球史另一个重要研究视角，青铜与游牧文化的离散和中国民族文化的聚合是两个极好的例证。从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中心来看，西亚青铜冶炼技术和中亚游牧文化全球扩散。青铜技术起源于西亚，首先扩散到中亚、地中海地区（南欧和北亚）、南亚，然后扩散到欧洲大部、东亚和东南亚、南部非洲，乃至整个旧大陆及其附近岛屿；与此相关的文化要素有小麦、砖和黄金崇拜。游牧文化形成于中亚，然后向四面八方扩散，与印欧文化的形成和印欧人的扩张密切相关。青铜时代世界体系是由西亚中亚向周围扩张形成的，五千年前局限于西亚及其附近地区，四千年前扩展到中亚地区，三千年前普及到几乎整个旧大陆。另一方面三代文化是聚合而成。本土起源的猪、狗、鸡和外来的牛、马、羊组成了六畜，外来的麦与本土的稻、粟、黍、豆构成了五谷。牛耕姗姗来迟，耒耜或锄头一直是基本的生产工具，犁耕与锄耕互补形成了东亚农业传统。丝绸西传，毛毯东播，丝毯是东西文化交织的象征。舟船源自中国，车马来自中亚，舟船车马在中原交汇。夯筑是本土起源，秦砖或周砖源自西亚，夯土城墙外砌砖边是东西合璧。土葬是东亚文化特色，火葬源自中亚，土葬火葬并行不悖。礼乐文化源于新石器时代，好战风尚来自中亚，祀与戎均成国之大事。玉文化源于新石器时代，金崇拜始于青铜时代，金声玉振集大成。祭祖是东方特色，拜天是中亚传统，敬天法祖两不误。上述十个方面综合比较研究均可证明三代文化的“双螺旋”特性：新石器时代文化是本土起源，以定居农业为特色，是中国文化的基础；青铜时代游牧文化来自西方，影响了整个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上层文化；两者有机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三代文化。离散如裂变反应，是文化传播或扩张的主要形式；聚合如聚合反应，是文化进化加速的根本动力。
演化和传播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两种主要形式。演化缓慢，以量变为主；传播迅速，常常引起质变。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六千多年发展缓慢，漫长而和平；进入青铜时代明显加速日趋复杂，战争或改朝换代不断重演。本土起源说可以解释东亚定居农业文化的起源与发展，外来说可以阐明青铜游牧文化的来源。传播论和进化论并不总是对立的，传播亦是文化进化的动力或方式，只有将两者结合的互动论才能阐明三代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全球史的核心理念是互动，全球史研究就是“大范围的互动研究”。[135]不同人群相遇之后相互影响，小地方与大世界互动，地方史也可全球化。某个地区的发明创造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产生长距离或间接互动。直接互动无时不有；间接互动时断时续。中心与周围是直接互动，中心与边缘是间接互动。近距离接触互动与交流有目共睹，远距离互动与交流难以察觉。石器时代人类靠两足行走近距离接触互动是主要形式，青铜时代车辆和骑乘的发明和普及使长距离互动成了人类的日常活动。苏秉琦“区系类型理论”和张光直“相互作用圈假说”已众所周知，但都局限于中国或东亚，洲际互动并末引起足够的重视。海洋和山脉不能阻止人类迁徒和交流，互为邻居，时刻互动。帕米尔高原西边或中亚与西亚之间有青金石之路，东边或中亚与东亚之间有玉石之路，沟通东西的是青铜之路。丝绸之路是双向交流，青铜之路亦然，洲际互动在青铜时代已蔚然成风。牛羊往来，骏马奔驰，麦浪滚滚，欧亚非三洲之间并无明确的分界线，旧大陆已形成连续互动的体系。
世界体系是开放的动态系统，应该从系统动态角度来理解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人类迁徒和文化特别是技术传播是青铜时代世界体系形成和变化的关键因子。见物不见人是中国考古学家的自嘲。四足动物和无足植物都可以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两足的人难道会止步不前？分子遗传学研究证明了人类的同一性，中国人并不是特殊人类，与其他人一样同源于非洲。新疆等地发现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址的主人部分属于印欧人，殷墟遗骨中亦有印欧人成分[136]。三星堆青铜群像、西周蚌雕人头像、白浮西周墓葬中出土青铜人面像等均有明显的印欧人特征。吐火罗人开拓了丝绸之路；赤狄、白狄交侵，“中国不绝若线”。部分印欧人春秋战国时代进入了山东。[137]现代人起源的“走出非洲”假说已经得到了遗传学和人类学证据的广泛支持。通过东亚及周边地区基因多样性的比较，发现Y染色体的O-M175、C-M130、D-YAP单倍群以及mtDNA的单倍群B、R9、M为南线成分，两者分别构成了80％和85%的东亚人群父系、母系基因库；而来自北线的谱系包含了9％和1.2％的东亚人群Y染色体和mtDNA。[138]这一结果表明来自南线的成分是构成东亚人群基因库的绝对主体，90%以上的人来自南方即蒙古种人或夷人，不到10%来自西方即印欧种人或夏人，汉人多数是混血而成。
语言人类学研究亦支持青铜时代存在世界体系。蒲立本通过上古汉语和印欧语的比较研究亦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印欧人进入中国绝不晚于其进入印度[139]。他大胆猜想干支是上古汉语的声母系统，可能与闪美特语字母表中二十二个辅音符号有关，坚信汉语与印欧语不止是借用或相互影响，而且有发生学关系[140]。语言学研究发现了中国文化外来说的一些证据：中国文明并不是完全的土著文明，如印地安文明；而是次生文明，如印度文明、希腊文明[141]。欧亚超语系假说（Eurasiatic Macro-family Nostratic Hypothesis）有利于我们理解古代世界体系。[142]
赤县神州只是九州之一，九州之外还有大九州。历史传说亦表明上古可能存在世界体系。东亚的新石器时代是以定居农业为基础的“玉帛古国”时代，即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中国的青铜时代实际上是夏商周三代，受到了游牧文化的明显影响，炎黄故事就是这种互动的曲折反映。黄帝来自西方或北方，后来居上，反客为主，逐渐变成了五帝之首。司马迁将尧舜传说和炎黄神话混为一谈，创作了《五帝本纪》，体现了“天下一家”的民族观。尧舜传说与炎黄神话是两组来源不同的故事丛，分别反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尧舜是夷人的传说，耕田、制陶、捕鱼、掘井、治水、禅让，象征着新石器时代东亚定居农业文化与礼乐文明的兴起；炎黄是夏人的故事，造车、制剑、铸鼎、往来征战无常处，反映了青铜时代游牧文化与尚武好战风气的东进[143]。
青铜时代以小麦为标志的农耕文化和以马为标志的游牧文化传播欧亚大陆，形成了世界体系。大约五千年前西亚和中亚部分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逐渐形成了青铜时代世界体系，欧洲与东亚都是这个体系的边缘地区。大约四千年前东亚开始进入青铜时代世界体系。齐家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既是东亚早期青铜文化的代表，亦是东亚进入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标志。青铜游牧文化不仅传播到了欧洲，彻底改变了欧洲的文化面貌；而且传播到了东亚，影响了东亚的文化发展。青铜游牧文化的广泛传播增加了东西方文化的同质性，改变了欧洲和东亚的历史进程。
历史记载或传说表明夏朝建立之前东亚为夷蛮之地，大禹父子在蛮夷之中建立了夏朝之后才有南蛮北蛮，东夷西夷之分。考古学发掘和研究表明夏朝建立之前东亚尚未有游牧与农耕之分，正是夷创造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夏或戎狄引进了青铜时代游牧文化。青铜时代世界体系学说将中国整合到世界，有助于透彻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中国乃至东亚的民族形成与历史。夷夏不仅有东西之分，而且有先后之别。夷夏先后说以各种本土起源说和外来说为基础，从更宏观的时空阐述中国民族与文化的来源与形成，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供新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