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最大的看点不是对历史事实的描述，而是看待世界变化的角度和方法。正如作者在序言里介绍的那样：“本书的主要线索是：从地缘政治变革的角度观察近代世界交往方式之变迁，从财政金融的角度思考顶层制度之改革，从基层组织的角度研究国家社会组织能力之革命。”
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
西方作为近现代世界的胜利者，自然看待世界的眼光也是自我中心的，所以我们以前读的世界史都是西方人眼中的世界史。但西方学界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能跳出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学家，如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和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
布罗代尔和彭慕兰分别提出了漫长的十六世纪的概念，布罗代尔的漫长的十六世纪是从1350-1650的三百年，而彭慕兰的漫长中世纪则更长，从1350-1850，共五百年时间。虽然两位学者定义的漫长的十六世纪时间跨度不同，但起始点一致，都是1350年。这点我非常认同，因为1350年正好衔接上蒙古帝国的历史，这与我在《历史进程的偶然性》一文中说过的，世界史是从蒙古西征开始的相吻合。当然这也不是我说的，我只是认同一些历史学家的看法而已。
那什么是漫长的十六世纪呢？漫长的十六世纪是西方积蓄力量，逐渐控制世界经济，最后以军事实力，靠资本和金融将世界纳入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束标志就是中国被以同样的手法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彭慕兰说法）。漫长的十六世纪也是中国实力和地位逐渐削弱的过程。
欧洲发现新大陆以前的世界就是欧亚大陆，那时中国与欧洲分处世界两端，世界的中心在中亚。帖木尔时期，撒马尔罕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中心。那时的中国是世界最富裕的国家，欧洲则穷困潦倒，战乱频仍。东西方贸易是从中国经中东从海陆两条丝绸之路进行的。而中国与现在一样是主要生产和出口国，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制造业产出占世界的三分之一。
欧洲殖民新大陆后，不仅欧洲成为暴发户。世界贸易的形势也逐渐发生变化，以前作为贸易中心节点的中东地区变得不重要了。因为跨大西洋贸易的重要性增强，欧洲从世界边缘成为世界贸易中心。所以有西方学者认为，欧洲的崛起是因为地缘政治革命也是不无道理的。
西班牙夺得第一桶金后，金融信贷资本主义开始形成，这个过程也被西方学者称为战争资本主义。西班牙和后来的殖民帝国用从美洲掠夺来的黄金白银，从世界各地，主要是从中国和东南亚换取所需要的物资，从非洲购买奴隶，再贩卖到美洲，然后从美洲购买棉花和蓝靛草再贩回欧洲生产棉布。最初欧洲的纺织革命和全球化就这样被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塑造的。
漫长的十六世纪就是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及殖民体系完善和强化的过程。
费尔南·布罗代尔曾说：“马克斯·韦伯（1904年）和威纳尔·桑巴特（1912年）当时认为，欧洲是世界科学、理性和逻辑的必然中心，这种看法在他们那个时代可能是合乎情理的。但是今天的我们已经丧失了这种确信和这种自大心理。一种文明凭什么始终要比另一种文明更聪明和更合乎情理呢？马克斯·韦伯甚至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但在略加犹豫后，他仍坚持了自己（西方文明优越）的意见。他和桑巴特全都认为，对资本主义的一切解释，都离不开西方“精神”本质的不可缺少的优越性。实际上，今天看来，如果说西方果真有什么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也主要来自历史的偶然和（西方）暴力（的优越性），来自世界范围的“发错了牌”。”
自殖民体系出现后，中国的朝贡体系逐渐被殖民体系取代。这是世界贸易体系的重大变化。殖民体系具有掠夺性和不平等性，相比较，中国的朝贡体系则是合作共赢的体现。当然，一切靠实力说了算，没有实力的中国，自然无法维系朝贡体系。
“也许令今人费解的是，为什么长期以来，中国把朝贡视为对其他国家的“德政”，而周边的国家却一直把能够到中国朝贡视为一件必须努力争取的恩惠——日本甚至不惜通过战争的方式获得朝贡国的地位？这是因为朝贡对于这些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发展经济是十分有利的，朝贡名曰市场交易，实际上就是经济援助。对中国来说，也就是花钱买效忠，在1567年中国得以通过对外贸易引进白银之前，朝贡贸易只能造成中国财富和货币的流失。黄仁宇指出：“郑和的远洋探险行动输出的铜钱还无法确知其总数，同时铜钱也被赏赐给外国的使者，1453年，仅仅日本的朝贡使团就运走了50 118 000文铜钱，造成明初铸造的许多铜钱流失到海外。”?在这个问题上，陶希圣的论述更是精辟：本来中国的闭关政策，基本动因乃是货币的保存。外藩进口的货物大多是珠宝香料，中国付出的代价乃是货币，货币乃是商人资本特殊发达的社会财富最高形式，于朝贡中流失，于中国乃最得不偿失之事。?”P348
那中国为啥被西方赶超了呢？作者对此有大量论述，除了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受制于土地制度这个主要原因外，地缘政治原因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郑和下南洋不仅比哥伦布早八十年，而且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也远胜于欧洲。但大明并没有殖民海外，也没有跨海征服异邦。这除了中国文化使然，一个重要原因是自古以来中国的外来威胁一直是北方游牧民族，导致中国地缘政治的主要关注点在北方大漠，而不是蓝海，这和欧洲大航海正好相反。欧洲是因为奥斯曼的挤压不得不下海，中国则是因为北方有强敌不敢下海。
当然，明朝后来的海禁原因只上述两条，还有众多原因，比如，木材的消耗就是难以持续的。欧洲后来的航海也遇到类似问题，尽管有北美殖民地提供廉价木材。当时北美殖民地的造船业是一重要支柱产业。
关于中国土地制度的问题和土地革命，作者是从黄仁宇说毛泽东好话谈起的。黄仁宇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低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中国今后的趋向，也能从这基础上发展。其目的是根据各地区的条件，使全民就业。”我记得黄仁宇还说过，辛亥革命只改造了中国的上层，即推翻了帝制，而共产党则改造了中国的底层，指的是组织起中国老百姓，改变了中国一盘散沙的状态。
作者指出：“中国革命的最大成就，在于它取得了对帝国主义的军事胜利，而改革开放30年的最大成就，是使我们部分地结束了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对世界市场的垄断，任何否定这种成就的观点，都是割断历史。”
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苦的农民，因为他们受着双重剥削和压迫。农民不仅受地租的剥削，更受高利贷的盘剥。杨白劳不是因为欠地租，而是欠了黄世仁的高利贷而自杀的。农民土地逐渐被兼并也是因为以土地为抵押借贷的结果。在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明代历史后，黄仁宇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商人与生产活动、生产者是完全脱离的，商人有了钱，无非是买地和放贷，而这些都会破坏生产和国家税收，正因为商人与生产相脱离，所以国家抑商就是自然和必然的。何况近代以来，更有买办商人完全流于替外国资本放债盘剥中国市场和生产者，因此中国要完成工业革命，就非要国家资本、国有企业不可。故而对于这样不事生产的商人，一定要抑止，否则国家一定会继续贫困下去。”
黄仁宇曾是蒋委员长的忠实信徒，是国民党员。可看他的观点左倾的和中共没啥两样。其实，孙中山的初心和中共也基本一致。对于壮大国家资本、国有企业这一点，国共两党的政策本来区别就不大，可以说中共建政后最初几年确实就是在实现孙中山的理想。事实上，中国土地革命尽管比较残酷，但确实是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
这本书很长，就暂时介绍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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