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国内生产总值来注脚或预测这场中美贸易战，是注定要被带偏的。这本来就不是一场GDP之争，进出口产生的GDP是双方有份的，无所谓顺差逆差。这其实是一场中美双方GDP实质内涵差异引发的战争，可以说是“美国精神”针对“中国物质”。用GDP去衡量和比较中国经济的历史和现状，都免不了这种扭曲。49年后受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中国一度只承认物质生产才创造价值，所以国民经济总量统计一直使用工农业生产总值。这和后来改用的GDP系统是永远无法精确地换算的。
统计体系的改变，不仅有被动误导，还有主动误导。即从质量向数量的偏好转移。当年中国开始实行赶超战略时，并不注重经济活动的货币总量。具体的赶超目标，都是核心产品的产量，比如过少吨钢铁多少斤粮食。但中国当初更进一步，比产量更注重生产能力，填补“空白”。当年许多科研建设成果，敲锣打鼓地报喜后，并没有多大动静。而是集中精力，搞下一项目去了。这点在军工上特别明显。中国军工业搞出了原子弹，核潜艇，新型军机军舰等。并不急于囤积数量。而是仅少量装备部队收集经验教训，专注力量改良研发下一代。这是落后一方赶超战略最有效率的执行和实践。所以，积累到今天，中国经济体中优势的就是这种兼有广度和深度的“能力”。当前的贸易战，即使能如愿将中国的GDP增长率打下五个百分点，甚至让中国明年GDP下降五个点。如此就真的触及和伤害到中国的核心“生产能力”了吗？或者就反过来提高了美国的产能？还是两边都不沾？
中国的赶超战略，在开始有很大程度上是模仿苏联的。俄国的工业化开始得很早，可从“彼得大帝”算起。但一直没有改变其在帝国主义中相对落后的地位。直到布尔什维克上台后，才开始走上极端的剥削农业，忽视轻工，重点发展重工业的道路。正是这十几年的积累，才是二战中苏联能够打败德国的关键。也给了其他国家模仿的信心。斯大林在战后延续了这一战略，服务于与美国争霸。
中共却从一开始就批评苏联的这个战略，是不平衡和忽略人民生活的。但实际上中共的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中国起步晚而且更落后和贫穷。中共之所以要公开批评苏联，是因为不想服从苏联的安排。苏联试图建立起一个“新殖民体系”通过经互会内的“国际分工”，来支持其国内能专注于最先进和核心的工业能力。中国不想做别人的“补充”，可中国没有一个能做主的“国际分工”体系的支持，所以只能靠自己，只得谨慎地维持基本的平衡和全面。
就在中国憋足了劲赶超时，赫鲁晓夫上台改革了。在经济方面，主要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扩大集体农庄、农场自主权，进行工业、建筑业管理改组，提倡利润原则、强化物质刺激等等。苏联自身需要不需要改革是一码事，但老大哥风向一变，对模仿者会是致命威胁。何况中共党内崇苏现象还很严重，动摇效果会被放大。
毛泽东从五三年始谈要退居二线，五六年经济工作已经全面由刘周邓主持，到六十年代初，政府工作已经由刘少奇全面主持了。毛开始并不担心。因为这个好高骛远又要勒紧裤带的战略，虽然不一定能说服普通党员，对全国人民也没法实话实说，可在核心高层是讲了又讲，统一了思想，共同制定的。刘邓还一直是冲锋在前的主力干将。可仿佛是呼应苏联，刘邓主持的政府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动摇。刘连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话都敢讲出来了。邓小平也总在掰指头，让我办一个市场急需的企业，三年就能收回成本，国家白赚一个厂，傻子才不干呢。
毛泽东就是那个傻子。他认为，要坚持一个长期发展的全面赶超战略，除了要对外抵制国际强权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干涉外，自己一定要能抵抗住眼前经济利益的诱惑。当前阶段应该是打基础，填空白，发展自主能力，健全工业体系。那些没有眼前效益的事，很多都是长期发展所必需补的课。过多考虑眼前效益，肯定会干扰战略实施。因为眼前效益是很诱人几乎无法抵抗的，一旦开了头，就会像滚雪球一样把资金人力资源都吸引过去。收入水平也不能提高得太快，否则会倒逼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到竭力满足眼前消费需求的方向来。
但是这个问题，没法直接向全党全国人民交待。既不能一直对官员说，邓小平要给你们加工资，我不许；或者对老百姓说：刘少奇要让你们吃肉，我需要你们继续喝粥。所以，这个问题，只能用政治斗争的方式，表达为“算经济帐还是算政治帐”的斗争。以至于后来的极端表达式：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都是根植于这个战略分歧“曲折表述”。毛把这总结为一句口号“反帝防修”，前一半讲抵抗外来影响干涉，包括苏联的转向对中国的波及；后一半将要防止任何对这个赶超战略的调整和动摇。
毛泽东思考为什么会出这种“修正主义”的根源。和赫鲁晓夫曾是斯大林激进政策的干将一样，刘少奇也曾是毛泽东最坚定的支持者。但他们不约而同地出现了改变基本战略的实践和动机。直接诱因是一致的，就是政府换届了。斯大林是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胜利者和苏联从弱国成为世界霸权的领导者。毛泽东多年革命和战争，让他在中共党内，国民党内，民主党派，全国人民中建立起无与伦比的威望。但他们又将接班人们推到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接班人没有如此多的政治资本可供挥霍，必须从头建立，从而急需收买民心。同样，他们在政府和党内没有足够的威信，处在和平时期，就必须用经济手段收买官员。这还是上台伊始就必须兑现的好处，否则不但位置坐不稳，就连日常工作都难以进行下去。
毛泽东熟读中国历史，对此应该是一目了然的。过去皇帝面临死亡继位的时候，总是把能干的大臣该提拔的不急提拔，还找理由将核心高层都贬官回家。有德政也不实行，有弊政也不改正。一起留给太子即位后，用于收买人心官心。就是说，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搞些“修正主义”。因此，我严重怀疑七五年毛急急忙忙将等邓小平贬官却加以保护，是为继任者储备起来的。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继任者和原来的领导人总是处在不同的境位，有不同的需求，一定会改变现有经济利益分配格局的。人亡政息，是无法避免的客观规律，或一个政治死局。无论选什么样的接班人，都无法避免；亲儿子接班也没两样。哪怕是自己下台后再上台一次，也得变着法否定以前的自己。
这种政府换领导人对长期战略的危害是最大的。因为这种牺牲眼前的全面赶超的发展战略，前期都处于打基础的积累阶段，在人民生活上也欠了很多帐。所以相当于在储蓄，将钱留在桌面上没花。继任者很容易通过将政策作调整而轻易达到既改善了全民生活，又有钱收买核心支持者，是挡不住这个诱惑的。当然如果是前任没有积累的情况，继任者只能通过收刮人民或变卖国有资产，来收买支持者。从表面看这是独裁政权的特有弊端，其实民主制度一样有这个问题。只不过民主制度很少有认真实行长期战略的，一切以任期为界限。政策好处要在任期内能体现出来并最大程度地兑现掉。民主社会中也没有领导人会把钱留在桌面上给继任者。继任者只好不断寻找新来源去满足支持者的索求，福利负担就会失控，政策越来越短期化。
这个政治规律还造成继任者必须否定前任的局面，否定得越彻底收买效果越好：强调这些钱是我给你们找到的，不是你们以前储蓄下来的。毛泽东面临战略危机。他本来以为选择一个最激进的战略执行者作接班人，可以保证能把长期战略坚持下去。但是看到苏联和中国的实际进展，发现还是绕不过这个规律。在他看来这个战略已经到了关键时期，中途改变很可能前功尽弃。可任何接班人对此，都不得不有所改变，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而且可能会彻底改变从而达到否认前任的效果。所以他处在两难的境地。似乎唯一能坚持这个战略的途径，就是不要再发生权力换手。但制度下他又不能不立接班人，只好立了接班人后，再靠政治斗争一一否定掉。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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