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out suffering they were never wrong,
The Old Masters; how well, they understood
- Musee des Beaux Arts by W. H. Auden
月亮的背面
——改革开放40年
今年回到北京，坐在公交车上行驶在这座我从小长大的城市，一切都变了。看着窗外过于宽阔的马路和街道，气势夸张的高楼大厦，突然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不仅仅是陌生感，还有一种强烈的不真实的感觉。那是种感觉很怪，恍惚间却又十分真切，它不是太好形容，好像不仅仅是对这座城市，而是外面的整个的世界都是不真实的。这两年伟大的党越来越有文化了，创造出一些非常美妙的词汇：正能量，人类命运共同体，获得感。对，获得感。这个说法好浪漫。想一想中国古代的诗歌词赋到处流露的都是人生如梦的梦幻感，但现在我们伟大的党要带给人民获得感。这真的好美妙。一转眼，改革开放40年了。40年啊！时光也美妙。
这40年是我们这个民族追求财富的40年，可能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追求财富的梦幻般的40年。追求财富即人生之大梦。而追求财富难免有得有失，但我们每个人都获得了40年。所以，我总觉得真正的财富在每个人的身后。所以，且让我们年终岁末稍作停歇，回首时光理一理时代留给我们的财富。时光美妙！走过的路上处处还留着生命曾经的闪光和尚未散去的余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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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开放40年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人类历史上有两种奇迹，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这一次中国的奇迹只是一个物质上的奇迹。因为如果用传统的眼光来看，在文化上这40年中国创造的是一片荒芜。所以，中国的奇迹只是一个关于财富的故事。它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但在近代苦难深重的衰落的大国在为摆脱贫困和重新崛起的欲望驱动下，在中国文革之后民族信仰破灭后，凭借对现代科技和西方市场的崇拜，狂疯追求财富的故事。由此可知，这个故事必定是疯狂的，荒诞的，和充满苦难的血腥的。这不只是民族性决定的，而是由人类对财富的贪婪所决定的。纵观历史人类所有关于财富的奇迹都是疯狂的，荒诞的和充满苦难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原始积累都是血淋淋的。这一次又被他言中。
言其不幸是因为有太多的事实可以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改革开放40年我们基本上放弃了公平、正义和人道，采取了一种野蛮的经济原教旨主义的态度，不顾一切疯狂发展追求财富。所以，我们的奇迹是以人民承受了极大的苦难和不公为代价的，是灾难的奇迹。我们没有先进的技术，没有成熟的市场，因此理论上，如果其他国家有着同样的人口可以忍受同样的苦难，就可以取得同样的奇迹。而这也基本上就是以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对中国奇迹的评价。但如果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比较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社会底层人们的生活状况与唐宋时期文人记载描述的那时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相比，以及与西方工业革命后现代市场建立的初期那时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比较，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的苦难并不算特别深重，甚至我们过得还可以。那么，是否我们在这场改革中的苦难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无法避免？或者，我们可能做的更好，兼顾发展和人道？这样的假设在历史上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只能说人类的文明一直都是通过智慧和苦难而获得的。关于苦难，我们从来没有能避免过。苦难，是人类生活的属性，是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一直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每一个生者都在享受着前人的苦难，而同时往往又在不自觉的制造着新的苦难。所以，苦难很多时候不一定是没有智慧，而是不自知的盲目。
苦难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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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西方现代市场形成之初的情况，对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是有意义的。
西方现代市场形成的初期，资本家由于贪婪追求财富的最大化对工人进行了无情的压榨剥削。这使得当时的工人变成了无产阶级，生活在苦难之中。社会上的阶级对立和矛盾十分严重。工人阶级的不幸激起了当时一批知识分子的同情。他们开始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进行反思和道德批判，他们提出了各种，或温和或激进的，变革方案。其中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很快占据上风持续的风行起来。原因并不一定是当时没有更好的、更合理的方案，而是当矛盾越尖锐时，往往就会有越多的人倾向接受激进的方案。因为，温和的方案往往意味着要忍受痛苦和不公，而未来，温和与激进相比，总会显得更无保障。因为，在矛盾之中，你温和了对立的一方可能就强硬了。很少有人意识到苦难往往是社会发展所必须的。问题只是选择何种方式承受苦难，但最终所有的人都要承受。当然，社会下层总是要承担的更多。马克思主义首先在欧洲的中心引发暴力革命但又被暴力镇压，结果共产主义的能量向欧洲以外的地区释放。然而，共产主义运动的结果却具有荒诞色彩。共产主义本来是针对西方市场经济的道德危机和经济危机提出的解决方案，结果引发的却是世界上非市场经济国家的革命成功，并随后为他们来空前灾难。（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工业革命开始直到今天，人类经历的灾难可能都是生产方式的改变，科技的革命，导致的人类社会结构的重构的结果。这样来说，两次世界大战本质也是现代市场冲击国家制度的结果。而这场重塑的结局是要由全球统一的市场取代国家。因此，今天我们仍然处在这场人类社会构建的大转型的灾难中。）而在这场共产主义的灾难中，西方的市场经济国家却从中获益。
因为随后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展开了一场生死攸关的竞赛。而社会主义开始一度攻城拔寨占尽上风。社会主义打出的口号是：建立人的尊严。确立劳动者的主人地位。由国家社会为劳动者提供福利。最终使每一个劳动者获得幸福。这样在竞争的压力下，资本主义国家必须主动改善劳动者的待遇，建立人道保障和国家福利制度。结果却是西方唤醒了一只洪水猛兽，它使西方的市场突然间释放出巨大的能量，随后彻底打垮了社会主义国家。西方终于发现了现代市场的秘密。即市场发展的根本在于生产的能力，而关键的动力却是消费。当市场中的生产者的生存状况得到改善，成为了富有的有着强大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这时就形成了一个自我驱动的正循环。所以市场的人道有一定的虚伪性。其关键是要小猫不停的追自己的尾巴。把消费变成生产的动力。但为达到这个目的，就要使消费不再是为了满足需求，而是为了满足对于财富的无穷无尽的贪婪。把有限的需求变成可以无限增长的浪费，而且要构建其道德正义性。即为了更好的生活是天赋人权，具有绝对的正确性。从那时起直到现在西方开始了系统的对于人类价值观、自我观念的重塑。（这里当然也有人类的同情和悲悯的高尚的宗教情结，但更深刻的还是工业革命后，科技和市场的需要。所以就像《失去爱》里讲的，只要情况恶化，人随时可以重新吃人。）现代市场改变了传统社会构建的人生的目的和对自我的认知。即承认个人的价值，生命的绝对的尊严，和强调人的自由和人的感官正义性，享受生命享受感觉享受更好生活，这就是人生的目的。人有过更好生活的权力。今天在我们听来，这好像都是天经地义。但其内在的本质是：纵欲。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十分重要的。可是，市场经济的绝大部分价值观其实是和人类几千年来农耕文明中的价值观有着深刻冲突的。在农耕时代的价值观是以节俭为基本美德，它视奢侈、腐败、浪费与纵欲都为不道德。在这样的价值体系内，个人的欲望是应该克制的。（需要清醒的是，西方一些哲学家思想家对于现代市场和科技的批判可能并不是基于对其本质清醒的认知，而是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因此或许也有盲目性。这也是为什么思想家对当代的道德批判总是带着缅怀过去的色彩。从孔子即是如此。）同时，在国家体系内强调的是服从与牺牲。在国家体系内牺牲被赋予了崇高的道德价值，而个人生命的价值受到了否定。然而，实际情况还比这更加复杂。任何一个制度的转型都要经历巨大的震荡，要承受巨大的苦难。西方之所以能建立起现代成熟的市场，不仅有社会主义国家为其承担了部分苦难，它自身依然没有幸免于难，最终依然经历了巨大的灾难性的震荡。在共产主义运动过程中，西方过剩的生产力始终不能像今天的中国有效的向外输出，从而以外需带动发展，也不能像今天的中国这样大规模盲目的重复开展一轮轮基础建设，结果最后带动西方经济腾飞的却是二战的破坏导致的战后重建。所以，今天西方和东方又都是在享受二战的苦难。战后大规模的基础建设以及美国提供的资金支持有力的拉动起内需，使经济快速发展，而在发展的过程中，西方终于完成了调整，完善了劳动者的人道保障，建立了西方现代的成熟市场。(二战本身也把美国带出了经济危机。)由此来看，西方市场的发展经历的苦难付出的代价，其程度远远超过了今天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
西方市场化的这一过程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构成了一种奇妙的呼应。在改革开放之初，西方恰恰充当的是马克思的角色，对中国进行道德批判，给出改革的设计方案和革命的鼓动。结果爆发了六四。六四就是中国版的巴黎公社运动。中国和当初的法国政府一样对于运动给予武力镇压。最终中国对六四的评价很可能会类似今天法国对当年的这场运动的态度。六四之后，中国停止了政改。而在40年中，强劲的外需始终在缓解着中国的内部压力，成为中国经济的发动引擎之一，为避免中国体制的崩溃做出贡献。中国对内压榨劳动者的劳动得以向外输出廉价产品，利用西方的贪婪而拿住西方。从此，中国制造在世界上攻城拔寨战无不胜，这保证了中国融入世界的经济体系，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中国制造的法宝是廉价，但不可战胜的其实是人的贪婪。而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一轮轮包含巨大浪费的基础建设的狂潮其实是和二战对欧洲的破坏导致的战后重建有相似之处，它们都持续强劲的拉动了国内经济的发展，为发展中的内部调整做出了保障。当然所有这一切的前提是现代科技的革命性的进步和持续的革命性的进步。每一次科技的革命都给中国带来了生机。中国是生逢其时。我们在经历了百年一轮轮的苦难之后，这一次非常的幸运。我们虽然为改革付出了沉重代价承受了巨大的苦难，但是我认为至少到目前为止，这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最好的结果，付出的最小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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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理解改革开放的40年还要理解，究竟是什么促成了奇迹的发生，而不仅仅是奇迹发生的过程。对于这场改革的认知充满了似是而非和具有悖论色彩的东西。在这里简单的道德批判和盲目的政治抒情都于事无补反而有害。道德冲动和政治抒情都很廉价。比如，我们说改革开放40年，这本身就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因为，这40年里只有开放并无改革。而悖论之处在于，这40年，我认为又确属于一个更大的体制改革，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整个人类的制度的重塑的过程。因此，这并非一个主动自觉的改革。这对于理解这40年是重要的。（但我们这里继续沿用这个习以为常的提法。）从为什么没有改革却还要叫改革开放分析下去，我们就会发现改革开放的真正的秘密，以及谁是改革开放的真正的设计师。
说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我们自然会说是邓小平。但这又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论断。
邓小平的确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他对改革开放的理论设计是“猫论”。我们通常认为的猫论就是像邓小平解释的那样，不争论主义，先追求发展。但其实这种提法只是邓的一种策略性的提法。在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导人中只有邓小平是传统的理想主义者。这是时代所决定的，他个人无法摆脱。他们那个时代的所有的革命者都具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但他本人又是一个在那个年代并不多见的实用主义者，既非常灵活又非常强硬是其个性。所以，邓的改革并不是不讲主义没有理想的。他的理想是要把中国建成资本主义。他曾说过：不好的制度会把好人也变坏。显然，他说的不好的制度就是过去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制度。这样，诚然“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但在邓的思想深处认为，只有黑猫才能真的抓到耗子。所以，并不像邓在六四之后所说的，其实从一开始他就是两手都一直在抓，而且两手抓的都很硬。现在回首去看六四之前中国的言论是相当自由的。今天看来甚至会有恍若隔世不敢相信的感觉。但是，结果是六四爆发。而六四之后邓的改革开放的事业就已经失败了。所以在本质上他是一个具有悲剧色彩的改革的先行者。那么如何理解邓在此之后的南巡呢？这里既有他真诚的一面，他迫切的希望中国人民能摆脱贫困。这时他仍然坚信回到毛的时代是不能救中国的，那个制度是不好的制度，中国仍然需要体制改革，只不过需要更策略更有耐心的推进。但这次南巡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时的邓已经与生命晚年的毛一样不能接受自己一生最重要的伟大事业的失败。毛那时只能结束文革，但不容许否定文革。邓不肯肯定文革，所以毛就又把他打倒。（由此也可以看出邓的强硬的一面，他是实用主义而非投机主义，他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也是从根本上的，所以他还是要搞资本主义的。）而现在，邓还要继续推进他的改革。谁不改革就要让他下台。对于邓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即他不做形而上的思考，他非常实用主义，有一个方法论的法宝，那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可是，这时江泽民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他改变了改革开放的性质。江所做的是高举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旗号，而开始一场全新的他自己的改革，从而使得邓小平的改革彻底失败了。江的改革既是一场深刻的改革又是不改革的改革，他把中国带了一条真正的新长征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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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物。他在毛之后的中国领导人中，文化最高，艺术修养最高。但他的身上同时又有着一种汉高祖的草根气以及小市民的气质。这对于理解他的一些行为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他会在学生运动时，面对学生用英文大段背诵林肯的演讲，而又能说出“闷头发大财”这令人哭笑不得又非常痛苦的话来。江的理论就是“闷头发大财”，方法论就是开放和腐败。
江泽民的智慧体现在他上台后主动放弃了体制改革，转向世界全面深入的开放。邓小平的改革中，改革是本，开放只是发展经济的用。而江的思路则是改革阻力太大，于是把热山芋扔给世界。（这就有些像当年欧洲向外输出革命。）通过把中国融入到世界的经济体中，让这个体系来不可逆转的改变中国。当然，江那时可能也低估了这个古老体制的强大性。但这是一个异常深远明智的决策。而江泽民对此显然是自觉的。这样才会在之后的入世进程中，显示出了巨大的勇气和超人的决心，最终把中国推入到了世界的经济体中。他使中国避免了强行的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崩溃，同时中国越是深入到世界的体系中就必然会越来越多的接受人类文明的影响，同时世界的体系和人类的文明有力的制约着中国，这是中国避免在专制的体制下走向极端和变态的一个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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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邓小平的“猫论”到江泽民的“闷头发大财”已经完全不同了。猫论放弃的是社会主义，而闷头发大财放弃的是道德。即不管正义、公正与人道，只管追逐个人的利益，而且不要发声。这是一种非常低的境界，这已经低于一个传统的正常社会的道德底线。所以这也是在传统社会中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在今天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它真实的发生了，尽管在今天这也是让人颇为惊讶的。不过，发生的都是有道理的。因为市场本身并没有道德，这里的道德一方面是传统的道德的延续，另一方面是市场为了利益最大化而构建出的道德观或价值观。只要有利于市场利益最大化的，市场就可以最终把它打造成美德。比如，今天的正能量，本质还是不管正义、公正与人道，只管追逐个人的利益，不要抱怨，不要批判，不要怀疑。但是，这种提法就要高明漂亮的多，且具有极大的迷惑性，或曰，虚伪。但其实现代市场许多价值观都有虚伪的一面，比如自由甚至尊严。而正能量的提法也有进步，毕竟比闷头发大财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积极意义和尊严感。
而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疯狂与荒诞，还有人性中的疯狂的成分。就像中国的文革。而我们能发生文革，我们也就一定能完成改革开放中所有的疯狂与荒诞。所以，这时江泽民放任腐败的做法就已经成为了一种必然。然而，更为深刻之处在于，现在如果我们深入分析会发现，不这样放任腐败，那么很可能改革最终要失败。在进一步分析其中的道理之前，我们简单定义一下腐败。
这里广义的腐败是指一种纵欲的生活方式，而非节俭、自律的生活方式。由此可见，从传统的道德观念来看，腐败是负面的。但从现代市场的立场来看，腐败是正义的、合理的。可以说现代西方市场的本质就是腐败。这里的一切都是在腐败着，并且趋向于更加腐败。这里的每个人都在向往着腐败的生活。这也是为什么和过去不同，中国在创造了财富的奇迹的同时，在文化上是一片荒芜。因为，在现代市场中只有能够被消费并从中获利进而推动生产的文化才有生命力。中国这40年里，如果文化上有所创造那一定是在市场上能获厚利的。现代市场的文化对传统的精英文化带来的是毁灭性的清扫。因为，传统的精英文化的本质都是反对纵欲，重视精神的提升，它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利。狭义的腐败就是官员利用职权获得非法的或不道德的经济收益。这里我们要讨论的是狭义的腐败。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广义上的腐败是由于市场决定的。因此，广义的腐败一定有利于推动经济的发展。而狭义的腐败在理论上至少是可以避免或者被更严厉的控制的。而这里正是江泽民放任了中国的官吏阶层的集体腐败。江泽民放任官员腐败的原因很复杂，但结果是他无意间打开了阿里巴巴的山洞的大门，他掀开一个魔力的盒子。
中国官员的制度性腐败对于改革开放能成功的走到今天创造人间奇迹是至关重要的。
要想了解江泽民此举的真正意义就要回顾一下为什么过去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几乎全部以失败告终。比如，在宋朝曾经有过一次思想超前的著名的经济改革，王安石的变法。但这次改革遭到了从上到下各级官员层层强烈的反对，最终以失败告终。尽管失败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是，王安石显然没有能调动起官员积极推行改革的热情。难道反对改革的宋代的官员都有着比今天的共产党官员更高尚的精神境界吗？或者，王安石的改革是否没有合理性，一定不能成功？这类似于中国当代的改革开放就一定能成功吗？难道每个人每个官员都真的像宣传中说的，有那么高的精神境界，为了祖国为了民族而全心全意支持改革？那不可能。这里的关键是改革都是异常艰辛，有成功的可能，但失败的风险更大。所有改革的成功都要做出巨大的努力和牺牲，有着破釜沉舟百折不挠的意志力。但参与改革的官员总是更多的倾向于守旧，因为守旧是一种更节能的稳定获利的方式。即便支持改革的官员也不会普遍的持久的愿意承担为了改革而做出的个人牺牲。这样，总的来说，官员普遍缺乏推行改革的坚定意志。然后，如果他们普遍的缺乏坚定的意志和持续的热情，不愿付出与牺牲，那么改革就会更多的表现出弊端。这又使得官员获得了道德上反对改革的正义感，倾向夸大改革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不可行性。当大量的官员认为改革是一场灾难是不可行的时候，改革也就无法克服困难进行下去了。这才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改革的失败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改革不一定是不好，不一定是不可行，重要的是旧的官僚集团不能从改革中获利并将这种获利持续的转化为改革的动力。在中国历史上只有这一次是全体官员阶层的几乎每一个成员都积极主动的投入到改革开放的发展经济之中。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大奇迹。当官员在改革中可以制度化的腐败时，他们就激发起巨大的主动性，催生出发展经济的狂热。是贪婪战胜了道德和良心，使他们可以忽略人民的苦难，资源的浪费，和一切不合理的地方，开始疯狂的追求发展。同时，这并不仅仅是贪官如此，每一个贪婪的人最终都会如此。所以，改革开放到了后来是社会的民族的整体性的腐败和道德的败坏。而现代的国家暴力可以更强力的控制人民，同时现代市场以消费促进发展的机制又可以把人的苦难、资源的浪费和不合理的反复的重复建设都变成发展的动力。（不幸的是，从人性来分析，很可能不是像马克思设想的，如果给劳动者良好的待遇和主人的地位，他们会更努力更有效率的工作。恰恰相反，奴隶的工作效率远高于今天的坐在办公室里待遇优厚却总想偷懒的小白领。远古的奴隶曾创造出惊人的奇迹，和今天中国改革开放中被压榨的劳动者有着类似之处。）官员的这种狂热于是变成一种非常高的效率，它可以把不可行的变成可行的，低效的变成高效的。他们创造的价值远远高出了银行的那些呆坏账。其实，过去许多经济学家总是批评中国体制的低效，但却没有看着这种人的主观能动性，尤其是掌握权力的官员的主观能动性，在贪婪的驱动下对于体制低效做出非常有力的弥补。就这样江泽民神奇般的在几乎一夜之间让一个如此辽阔、复杂的国家中的几乎每一个官员、每一名生产者都成为改革开放的真实的拥户者，依赖者，并自主的疯狂的推进经济的发展，使整个民族陷入了追求财富的狂热。这一点连毛泽东在文革中都是不能做到的。而毛的文革和邓的改革都失败了。但这一次江泽民却把我们带上了一条不可能回头的道路，并且到目前为止，一切还好。
这样的奇迹荒诞吗？这真的很荒诞。它如此真实，但非常荒诞。正因为存在这种荒诞性，传统的精英阶层引导社会舆论的适当的监督与适当的批判才更加重要。如果，完全放弃了批判与舆论的监督，那么荒诞就有可能向极端和变态发展最终铸成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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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这里就要谈到中国的传统的精英阶层。这场没有改革的改革又是一场深刻的改革。因为，它绝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经济腾飞。它同时还是一场对于民族精神的极为深刻的重塑。
毛的文革对于中国民族的精神层面的影响是，它彻底的摧毁了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信奉儒家思想的士的阶层是历史上两千年中国社会的精神支柱。文革之后，中国人的信仰崩溃，陷入迷茫，当时大部分人转而信仰资本主义，少数人固守旧的社会主义的理想。文革之后，中国的士的阶层就不复存在了。而这使得江的这场改革才能非常容易的给中国民族重建信仰。它就完全的现代西方市场的价值观。它的信仰就是腐败，纵欲的享乐。所以，这场改革与文革，在精神层面上，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是有着连续性的，和一定的因果关系的。也正因为有文革彻底的毁坏，今天的中国比西方在精神上更快且彻底的建立起了现代市场的价值观。这样，在今天西方的传统精英文化还在与现代市场做着抵抗时，中国的文化却已经完全的变成市场文化和党文化的结合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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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国为什么没有崩溃？
因为在改革开放中我们一直幸运的有外部的市场和外资的注入。我们身处一个开放的时代，一个开放的系统里。在最需要资金的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得到了日本大量的无息贷款才使经济的腾飞得以启动。日本为什么会给予中国这种似乎无私的帮助？这又是出于对日本当年侵华的愧疚，有着一种补偿的心理。这与西方思想界在二战后深刻的反思有关。而我们则是受益了当年同胞承受的巨大的苦难。随后，随着中国的发展往日的仇恨又惯性的引发中日交恶，但这时西方资本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制造大量输出。为什么这时我们能得到西方的帮助？原因在于西方资本为了得到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而西方消费者则被中国制造的廉价控制了。这些的本质又是人类的贪婪。西方在享受中国的苦难。在内部，由于现代科技的革命和现代市场的特点，使得我们的腐败一直在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保留了计划经济的国有经济主体，与传统的吏治体系，此时结合上当代的信息高科技和强大的国家暴力调控能力，这对于中国的稳定，甚至未来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其实在这场改革中我们具有一定的制度劣势，但也同时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这使我们的经济具有非常强大的韧性，很难崩溃。从内到外，人们往往看到的都是危机，却忽略了内环境和外环境对于中国的种种的一次次巨大的利好。
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到，今天全球一体化的本质是市场的一体化。而全球的现代市场模式必然要求在全球范围内培养出一个由生产者构成的中产阶级，一个强有力的消费群体。即需要穷国获利，富国让利。而这就产生了同当年共产主义运动的类似的矛盾，但是当初国家内部的矛盾现在更多的反映为国家之间的冲突，而国家间的利益更难以妥协和调和。这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因为，现在我们只有地球这个封闭的系统，我们无法向外输出也无法得到外部的帮助。在科技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的情况下，国家和市场制度的荒诞性的危害将会越来越严峻。以消费促生产的纵欲的发展方式，是否是可持续的？这时其实是需要我们对如今的国家模式和市场模式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批判。当年马克思其实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危机。他对于共产主义的设想最本质的要点就是要：消灭国家，取消市场，要人追求享受精神的创造活动，而非一味地纵欲。这些在今天仍然是值得深思的。
人类历史的发展，多一分智慧就会少一份苦难。但不幸的是，智慧总敌不过欲望。农耕文明进化出了人类的一种独特的欲望，人的第三种欲望，即财富欲。从此，人类始终被它控制着、驱动着、奴役着。人类对于财富的欲望甚至战胜了生殖的欲望和生存的欲望，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强劲的推动力。它造就了人类的奇迹，也造就了人类持续的巨大的灾难。
对于今天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最好的概括，或许已不是狄更斯的那个具有普适性的名句：这是最光明的时代，也是最黑暗的时代。而是：
这里的每一件事物都是脏的，这里的每一件事物都在闪闪发光。
不仅是中国的改革开放40年如此，今天世界的整个市场都是如此。因为这个现代市场的本质就是：
诱人的腐败。
*
在这个岁末，当我写完纪念朱梅馥与傅雷在文革中自杀的那篇过于简短的文字；当我写完那个关于腐败经济学的过于粗糙的随笔；然后又重读了当年写的诗人陈梦家之后，我忽然变得非常的伤感。因为，在我的写作和阅读的过程中，我仿佛又感受到了他们。栩栩如生的。他们当年的生活，他们曾经的那些苦难，声，光，和色彩，仿佛就飘浮在空中。这让我有了一种难以排解的痛苦。因为他们都已经不在了。什么也没有了。只有我空空如也的坐在时光之轴上，那张我的父亲生前亲手做的旧书桌前。我意识到他们当年承受的那些苦难是永远无法弥补的。他们过的就是那样的一生。于是，我又想到了当年的六四。那时我在北京还是一名大一的新生，那时我也曾因感到难以排解的悲愤而放声大哭过。然后，时光转眼过去许多年。我只身去了美国。有一天在家里我一个人看完了《天安门》那个视频。当看到那位天安门妈妈哭着讲述她失去她的儿子的经过时，我终于又流下眼泪，再次感到了那难以排解的痛苦。我一直记得她讲到的儿子已经上到高三长得又高又健壮时的慈爱和自豪，她说她的儿子是一个特别听话懂事的男孩子。那天他本来已经安全回到家里，但这一次他没有听他妈妈的话又跑了出去。因为，他担心他的同学的安全。就这样在这个夜晚他离开了他温暖的家，就再也没有回来。而他的母亲永远失去了她的儿子。在这之后又过去了许多年，我一直无法忘记那个母亲和她的那个已经上到高三，又高又健壮的儿子。这是一件大事吗？放在历史中这是一件非常细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今天我的同龄人中很多人的孩子也已经都长大上高中要考大学的年纪了，他们可能会比我能够更深切和痛彻的理解到感受到失去自己孩子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补偿那位母亲的痛苦。是的，我们人类不应该抱着一种冷漠的态度对待痛苦和死亡。我们有着一种可以感知他人痛苦的通感的能力，这使我们具有了一种悲悯和爱的情感。但是，仅仅有悲悯和爱还是远远不够的。它们不能让我们真正的摆脱苦难。人类的不幸往往是源于盲目。因此，我们需要正视苦难，找到它们发生的真正的原因。而我们的许多苦难是根源于我们自身对于财富的贪婪。它驱使我们建立了一种具有内在荒诞性的社会系统。今天这种荒诞性仍然在给我们带来灾难的危险。它们就是国家的制度和现代的市场。所以，要想摆脱灾难，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改造我们的社会结构，要克服人类的贪婪，因此要改变我们关于财富的观念，要提倡一种更中庸的生活，要有一种精神上的合理的追求，而非过渡的竞争，一味的纵欲，疯狂的拜物和过于肤浅的消费文化。
然而，在年终岁末写这样一篇在今天已经是不合时宜的过度冗长又并非专业性的文章有意义吗？
所以，可能我所有的文字对于我自己的价值都永远的要远远的高于它们应有的价值吧。但是，至少对于我在这样的时刻，它是有意义的。因为，我对于个体的具体的苦难的感伤远远大于对于人类命运的忧虑，然而，我对于人类命运的兴趣又越来越超出对于个人苦难的关注；因为，我可以以一种轻松的态度谈论智人这个物种的灭亡，但我不能用一种冷漠的态度来谈论一个具体的人的不幸与逝去。所以，在这个年终岁末，这样的一篇文章或许既可以避免过于的快乐，又可以缓解每当这样的一个时刻到来时，我的一年一年在日益加深的感伤。因为，这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时刻，是人类所创造的又一个荒诞的虚幻奇迹。每当此时，它同时给我们带来了旧的一年又要这样无可避免的逝去的感伤，和新的一年正在翩翩来临的仿佛是无穷无尽的新的希望。是否人类的苦难就像现在这个虚幻而矛盾的时刻？是否人类的苦难只对具体的个体才可称之为苦难？没有人能拒绝幻象。此刻我甚至相信我已经消失的父亲和所有的逝者，其实他们什么痛苦也不曾真实的获得过，他们什么快乐也不曾真实的失去。新的一年就要到了。
或许，他们现在就在月亮的背面。
立
2018/12/13
附：
1. 本来这篇应该在《预期焦虑》之后写，有些问题就能更清晰一些。但到了年底才意识到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于是就先写下来。虽然仍然只是随笔杂谈，但我觉得至今世界上可能还没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所以写写是有意义的。可能有助于我们真正的理解这场改革。毕竟，过去我看过的所有论述改革开放的文章，真的都不能令我信服。
2. 本来今年是很想写写这两年国内的金融灾难。其程度十分的惊人。我也有一些亲身的了解。但写完这篇，我更认为对于中国的认识不能局限在具体的灾难上。否则会被悲情和道德的激情所盲目了。我相信走出要困境承受灾难有时比避免灾难更重要。但我们的问题总是，我们承受了巨大的苦难，但我们不能把它转化成文明。我们一次次的把承受的苦难给浪费了，然后，忘记了。
3.关于江泽民的意义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在江的时代，言论的自由与管制，我认为是比较合理的。在江的时代，舆论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监督揭露的作用。相对而言，六四之前的确有些过宽，本来在此基础上再逐步放宽一些，就能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可惜从胡之后反而逐步完全的管死了。今天已经没有舆论的监督与批评了。舆论的批评变成了党的自我批评。而自我批评就是为了证明党的政绩的铺垫，或者是工作或斗争的需要。其次，江停止了邓的韬光养晦，开始了军队的现代化。而且，江没有政改，保留了中国的这种源于传统吏治的制度，可能今后会发挥出独特的优势。而最重要的是，江面的弱势的胡，没有修宪，没有搞终身制，尊重了宪法的尊严。老人干政，作为一种制衡的力量，其实并无不可。但是，终身制始终是一种隐患。试想，如果胡是终身的领袖，那么薄和习恐怕就要给中国带来大的问题了。然而，对此我们仍然可以保持一定的乐观，还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融入人类的文明世界的系统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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