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从牛津回来的当晚,朋友给我留下了一本书,《WHITE TIGER》。
之后，在英伦旅行的日子，都以这本书为伴。
它是在牛津学习生活过六年的杨宪益先生的英文自传。
知道杨宪益先生是翻译大家,但对他的故事知之甚少。这本自传从出生写到文革之后,写的有趣,但更有味,先生一辈子的曲折经历,无论酸甜苦辣,都写的散淡安然。先生以他深厚的功力英译《红楼梦》，达到非凡的高度，而他一生好像也就是《红楼梦》里的那个宝玉，是由石头幻变而来的皮囊，只是来人间体验一回而已。
先生五岁丧父，可幸家境殷实。幼年起,家里就专门请了私塾老师，给他以优秀的国学教育。他少年时就阅读了数量可观的儒家著作,古代笔记小说、明清通俗传奇和长篇小说、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之后，又进了英国会学校.在那里，除了学习英国文学,数学,理化,世界历史,世界地理,更饱读中西经典,以及当时流行的黄遵宪的诗,梁启超,康有为的文,他通常每天或几天就读完一至两部著作，几乎读遍了最著名的欧美小说和诗作。 每个周日,他领着妹妹们和仆人浩浩荡荡上街买书成了天津街头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
19岁,先生就开始了海外漫游学习的生涯。在牛津，他遇见了在北平出生的英国女孩Gladys Margaret Tayler（戴乃迭）。她清新脱俗，身材颀长，有着一头漂亮的金发和一双碧兰的大眼睛。她的父亲是来华的传教士，虽然7岁时就回到了伦敦，但美好的童年记忆使遥远的北平成了她的向往。她完全没有上流社会女孩常见的虚荣心和凡事考虑利害得失的世俗气习，具有中国上层小姐们没有的美德。这样一个特别的英国姑娘怎能不吸引杨宪益的心呢？而与此同时，Gladys深深被这个聪明，有意思且温文尔雅的中国青年所吸引。
“我在牛津最值得说的是，认识了戴乃迭――我的爱人。”后来的岁月证明，这是一个决定他终生命运的美丽邂逅。
1940年夏，杨宪益和戴乃迭均从牛津大学毕业。先生谢绝了哈佛大学的学习和任教邀请，偕Gladys回到了的中国。对此，书中有这样的记述-----“从1937年夏末到1938年初春，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抗日的宣传工作上，自然没有时间准备荣誉学位的初试，当时我对从事学术工作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我知道我回到中国也不会有机会过平静的书斋生活了。我是中国人，我知道自己必须回中国效力。在此时，如果我放弃中国国籍，留在国外，我将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十分的羞耻。”
我永远崇敬那些心有祖国并实实在在为祖国尽力的人，无论任何时代，无论任何种族。一个才学兼备且有美丽的异国姑娘为伴的富家子弟，能在祖国战火纷飞饱受磨难的时候义无反顾地归去，已说明他是一个不凡的人。
从此先生开始了他动荡波折而又精彩纷呈的一生。在半个世纪里，他和Gladys把中国文学从《诗经》、《楚辞》到《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选》再到现当代文学，八十年代的新近作家作者，系统的忠实的翻译成英文，把中国文学介绍到全世界。与此同时，他也在默默背负着颠簸流离，坐牢出狱，生离死别。。。。。。
在阅读中我注意到一些细节 -----
“早年游历欧洲，看见希特勒在德国挂画像。这是我初次见到一个活人被当做祖宗和神仙那样崇拜。在当时，我觉得这简直是一个稀奇古怪的想法。”
“建国初，尽管我并不知道未来的共产党政府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亲见亲历已经使我对之深恶痛绝。但在积极参与新政府的建国活动时，便感觉到我的所有想法并不都能和共产党的路线吻合。”
“在牢里，有一天看到鸟粪滴在了窗台上，再过几天去看，鸟粪里面有一粒种子长出了小嫩芽，我就用肥皂盒养起了这支小嫩芽。”
“中国有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那就是：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评价，并不以他们在学术上、艺术上的成就而定，却以他们的政治、社会地位而定。”
“1980年，我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是这种异乎寻常的幸福感是不能持久的.在此之后,我们国家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一次人民关注的变故之中,作为一名中共党员,我违反了党的纪律.最后,我退出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发生在1990年2月。”
随着他那自然平淡的叙述，不知不觉就置身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变迁中，不仅能读到先生的生活经历，感受到一个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思想风格的形成；也感觉到外表温文尔雅的杨宪益，骨子里的独立和自由。这不仅在如今的知识分子身上几乎荡然无存，就是在他的同代文化人身上，经过几十年的改造和洗脑也凤毛麟角了。
而他自身所散发的人格魅力，那种专注的品格，全凭兴趣做学问的才情，和他那种与生俱来的从容，这从容中有对名利的淡薄，有对事功的顺其自然，有在时代洪流浮沉簸荡中一贯坚持的我行我素.......都无法不让我肃然起敬.
谁说中国无绅士？我觉得，我看到了一个绅士。
（引号部分摘自自传中译本《漏船载酒忆当年》）
从英国回来，我马上做的一件事就是遍寻戴乃迭的自传《我的两个祖国-----戴乃迭和她的世界》。
诚实地讲，杨宪益先生自传中，最打动我的是他和乃迭的爱情。
我被这个美丽的女人深深吸引。
这是本杨宪益先生主编的，由戴乃迭写的回忆录和亲朋回忆纪念文章集结而成的书。这十二万字的书，真是太厚重了！一个女人风雨六十年的不渝爱情，一个母亲失子的痛彻心肺，让我唏嘘不止。。。。。
在牛津大学第一次见到杨宪益时，戴乃迭只是好奇面前这个年轻的中国学生----细细的眼睛，苍白的脸色，斯文的举止。不过，当她到杨宪益房间去的时候，看到墙上挂着杨宪益自己画的一张按不同朝代区域划分的中国地图。
戴乃迭与他熟后，更发现他懒散、贪玩、调皮，似乎诸事漫不经心；但又绝顶聪明，兴趣广泛，学识渊博。他天性乐于顺其自然，无拘无束，在中国传统文人中，竹林七贤是他最为倾慕的先贤。他喜欢收藏字画，喜欢吟诗，喜欢在酒中陶醉。
他们的爱情，最大的阻力来自戴乃迭的母亲。“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肯定会后悔的。要是你有了孩子，他会自杀的。”母亲这样严肃地说。 “母亲见到过不少不幸的婚姻，因此她坚决反对我嫁给杨宪益，尽管我父亲认为，如果我们精神和谐，我们的婚姻就可能美满。”戴乃迭回忆道。
杨宪益也有他的顾虑。在他的眼里，美丽的戴乃迭本该生活在一个舒适的家庭，本应过着当时歌谣中描述的生活：坐在垫子上做针线，吃草莓，吃糖果，喝牛奶。而如果戴乃迭和他结婚并一同回到战火中的中国，根本就不可能保证起码的生活水准。
所有的顾虑、迟疑、反对都没有改变戴乃迭重返中国的决心。她的心中，不仅仅有记忆中的快乐与多彩，不仅仅有令她神往的悠久文化，更有让她热爱的杨宪益。
1940年秋，盼望回国已久的杨宪益，带着同样热切盼望重返出生地的戴乃迭，登上前往东方的海轮。
当时正是二战紧张时刻，他们绕道加拿大、美国，经香港终于抵达重庆。几个月后，他们在重庆举办了婚礼。为他们做证婚人的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从此，他们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虽然没有加入中国籍，戴乃迭却一直把婆家的祖国当成了自己的祖国，她和她的中国精神互通、心灵相连。她学会了中文，会写一手正楷小字，还能用文言文写小说，行文秀雅。
在文革最初的风暴中，杨宪益被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判，有人叫戴乃迭揭发杨宪益的罪行，她说：“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没有罪行，我非常爱他，怎么能揭发他？”
文革开始两年后的1968年，杨宪益和戴乃迭没有想到，他们会遭遇牢狱之灾。
4月30日深夜，他们在家中，在半小时内先后被捕。
囚禁生活从此开始。
杨宪益与戴乃迭被关押在同一监狱，但两人音信全无，更无缘相见。
他们牵挂着孩子们。他们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文革开始时，儿子已大学毕业，分配在湖北鄂城的一个工厂。两个女儿分别下放到东北华北的农村。虽然他们知道孩子因他们备受磨难,但他们不曾料到，等着他们的将是一个残酷的令人无法接受的事实-----惟一的儿子在他们坐牢期间因频受打击而精神分裂。
1972年4月，杨宪益被释放回家。一个星期后，戴乃迭终于也回了家。
几个月后，孩子们先后回京，一家人终于团圆。但儿子的病情却让他们深为痛苦。
最终，儿子在1979年逝于自己点燃的烈火中。
杨宪益在自传中悲哀地写道：“我们儿子的死是我们两人遭受最为惨痛的损失。尤其是对于乃迭更是如此。在这以后，她的身体很快就垮了下来。”
儿子的死，无疑是把戴乃迭推下了地狱。但乃迭的自传却停到这里。杨宪益的妹妹回忆道，乃迭曾对她说，现在有人叫我写一本书，写我的儿子，说这种书一定会畅销，可以拿到一笔钱。我怎么能这样做呢？
儿子生前所经受的巨大折磨以及后来惨烈的去世，是一个母亲一生中的最痛。她不愿意把自己蚀骨的痛在众人前诉说，更万不可能为畅销而写书去触及她最不堪回首的往事，她骨子里与生俱来的高贵与质朴，让她有一个女人，一个母亲的自疗方式，而不会为历史使命社会责任去承载什么。儿子只属于他们自己，此时此刻。
1999年11月，戴乃迭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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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上《我有两个祖国-----戴乃迭和她的世界》，印在我脑海里的不仅仅是那对风华正茂的人间仙侣的影子，还有美丽的乃迭的衰容。
有一张照片让我感慨不已-----八十多岁的杨宪益先生用汤勺连哄带劝的给已患老年痴呆症的乃迭喂饭，她像个孩子般脖子上围着餐巾，他一脸慈爱安详的笑容，她和他的头发雪白如霜。。。。。
3，
好像很久，没有在阅读中体会到这种深深的震撼了。
你能感到一种浩瀚，一种深邃，而这种浩瀚和深邃全来自那富有尊严的优美的灵魂。
好些天，一闭目，就能看到那双美丽的眼睛 。
她明亮的眼睛洋溢着美，而她也能透视黑暗看到美。她在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忆：40年代初，在兵荒马乱的贵阳乡下教书，当地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尊严。她说，中国农村的农民即使贫穷，没有文化，也总是一种古文明的后嗣。
而她自己虽身陷牢笼也依旧恪守着尊严和操守。郁风女士回忆在牢狱中都听到旁边的监号总有一个在每次送饭时说“谢谢”的声音。那位每接过牢狱的窝头也要说声谢谢的"犯人"，就是戴乃迭。
即便饱受磨难，她仍保持一颗朴素善良的心。晚年戴乃迭去看望时已百岁的北大美籍教授鲍勃·温德，温德年事太高，说话常失礼，惯用咆哮之声，而戴乃迭仍微笑以对。有朋友说去看他已无意义，可戴乃迭仍坚持常去探视。
一直是英籍的她，她的第二祖国给她那么多的苦难，仍与丈夫不离不弃相濡以沫60年，这种精神力量只能是她那深挚的爱，“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中国千古的爱情誓言竟被一个异国女子来佐证。
而她深爱的杨宪益呢？
实际上，年老后的这对夫妻俩每日形影不离。他们看淡一切身外之物，收藏的明清字画全部无偿捐献给故宫等处，几十年间出版的百十种著作也大多散送他人。他们活在精神世界里面，而不是物质世界里。他们活的风清云淡。
正如他的好友，诗人邵燕祥所说，杨宪益的学问融入了他全部的教养，他平时待人从不疾言声色。但另一方面他又很有风骨。他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得了精神，风骨，节操；浸润西方文化多年，他得到了自由，平等，创造的真谛。
在朋友们的眼里，他永远是待客红茶一杯，自己手执烈酒一盏。谈笑风生也好，莞尔不语也罢，无限沧桑看尽风云，眼神里却不带一丝一毫的怨愤或惧色。 即便是在病床上，他面对探望的朋友，也不出一句怨言。人来,永远是“谢谢”; 人去,恒久地“再见”。他的尊严始终不容抹杀-----连病痛也不能。只有在每当提到爱妻戴乃迭时，他眼瞳总是黑黑亮亮的，看不到暮年光景的昏浊。
那双眼里，更多的时候是平和，那种历尽世事沧桑而后的平和。
我不能不心动，是什么力量让一位如此高龄的老人，在经受了那么多坎坷之后，依然保持着如同孩童般单纯的眼神？
2009年11月，在戴乃迭离世整整十年后，杨宪益先生也走了，享年九十五岁。
他翻译了中国-----这是在他离世后，世人的评价。
的确，杨宪益翻译了中国：从《楚辞》、《史记》到六朝骈俪，从唐宋诗文到明清小说，乃至鲁迅、曹禺等诸多现代作家作品，他翻译的作品涵盖了千年；他翻译的《红楼梦》至今仍然被每一个翻译专业的学生所仰视，被每一个仰慕中华文化的外国读者捧读；由他们夫妇担纲、几乎是半个世纪以来英语世界了解中国文学的唯一窗口——《中国文学》杂志及他作为主编的向西方译介中国文学的“熊猫文丛”自他卸任后旋即停刊，至今，中国再没有类似的杂志和丛书出现。
2009年9月中国翻译协会授予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他翻译的中国文化作品，译文准确，生动，典雅，从先秦文学到中国现当代文学，跨度之大，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影响之深，中国翻译界无人能企及。"
可对这一切，杨宪益只是一句“这没什么.戴乃迭做的更多."
的确，是他和朴素优雅的乃迭一起翻译了中国。开始他的翻译是因为乃迭，他抽着烟斗，信口将优美的汉语译作英文，乃迭坐在打字机前一字一句的打出来。他们讨论修改定稿，然后继续，如此往复。最后他停下笔来，也是因为乃迭。他是有能力独自继续翻译的，可是没了乃迭，纵然翻译了再多新作又还有些什么意义呢？连同那些光是书名就能列表好几页的旧作，不过让人睹物思人，触景伤情罢了。
一切绚烂，一切辉煌，一切苦痛和哀伤，都留给了世人品读回味，而悠悠岁月对这对老人而言，只是一路相伴，惟爱永恒。
真的很感激上苍，正是有这些美好的生命在世间行走过，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的身影，他们的笑容。。。。。这个世界才如此的让人眷恋。
10．26．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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