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闆金庸---第一章

来源: 石貝 2018-11-01 14:02:30 []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次 (42396 bytes)
第一章         第一次見到查先生

英皇道上的明報大廈

 
如今,在有中國人的地方說起“金庸”或者“查良鏞”,幾乎無人不知,很多人談起來甚至有一種近乎崇拜的心態。每當此時,我僅僅以一種回憶的心情談起查先生,並提到我曾在明報供職,而且還曾為查先生作檢查報紙的工作時,周圍的人都會露出驚訝的表情。

其實,對於當年在明報工作的每一位員工來説,查先生不過就是我們的老闆,並非像後來的人將他奉為“神”一樣的人物。在明報工作的人,不論是總編輯還是排字房的阿伯,都稱他做“查生”,就如香港人稱呼“李生”“王生”“張生”一樣普通而親切。

當時,明報大廈在香港北角英皇道
651號,入口大門只有一扇門,僅容一人出入,兩個人同時出入的話,幾乎是不可能。進門之後,大約只有五尺見方的地方供人等候電梯,與電梯相對的是一個四尺來高的櫃檯,櫃檯後面二十四小時都有一位阿伯“駐守”。這就是當年明報的“接待大廳”了,其實這裡相當於收發室,但這僅是個大廈入口,如果稱之爲“室”,未免牽強了點兒。

舊明報大廈樓高九層,第十層是另外加蓋出來的飯堂,但是整棟大廈只有兩部電梯,一部在前文提到的接待大廳,是老式的日本電梯,最多只能裝載六七個人,再多就要擠成沙丁魚了;另一部在大廈後門,專門為運貨而用,比前面的那部大多了,但是很髒,除非前面的電梯坏了,沒有人會用運貨電梯的。

而查先生每天都跟我們使用那部唯一的電梯,我們經常在下午兩三點的時候,見到查先生在入口處等電梯,他會很自然地跟認識的人打招呼,包括坐在櫃檯後面的阿伯,笑眯眯的,偶爾也會閒聊幾句。

電梯來了,大門從中閒打開,等電梯的人幾乎是一擁而入(因爲裏面太小),查生也被“包裹”在裏面,人不是太多的時候,查生會繼續跟認識的人打招呼,聊閑天。

那部電梯從早到晚負擔不輕,所以常常要停機醫病,一到這電梯請假治病的時候,明報所有員工,不論老闆老總,還是編輯小記都要“走後門”
----由運貨電梯上樓。

說起來很多明報人還會記得,那部老爺電梯十分的有性格,別看她走起來顫顫巍巍,晃晃悠悠,但到她該關門的時候,決不理會你在外面死命地按制,還是在裏面按,該関便関,一點兒都不徇私。

但深知她性情者,便懂得如何“討好”她一番,趁着門尚未関嚴時,用手遮擋她“下身”光亮処,如是,她馬上善門大開。明報會開玩笑的同事說,
這簡直就是一部“蕩婦”電梯。

不過,這部老爺電梯陪着明報走過近三十年的路程,陪着明報成長壯大,見證了明報所經過的風風雨雨。


一九九一年查生將明報賣出不久,英皇道上的明報大廈便壽終正寢,再到那裏去望一眼的時候,已經面目全非,一幢簇新的大廈拔地而起,明報在英皇道上已然劃了句號,從此搬到更東邊的柴灣去了。

明報門口遇老闆

一九八一年底,我剛移居香港一年多,因緣際會認識了當年的明報總編輯潘粵生先生,並幸運地在明報副刊擁有了一個小專欄,從此,便跟明報結了緣,一寫便寫了十三年,這是後話了。

小專欄只有四百字,欄名叫作“白衣集”,總編輯開始說主要寫跟醫藥有關的内容,我本人出身醫學世家,自幼耳濡目染,寫點醫學常識對我並非難事。只是後來我跟老總(明報總編輯)要求:除醫療内容之外,可否涉獵其他。老總欣然答允,於是,我沒有了限制,便“大刀闊斧”地每日爬格不止,雖四百字的專欄,我每一篇都認認真真地寫,不敢馬虎。

當年傳真機還沒有問世,所有稿件若不是靠郵寄,便要自己跑到報館送稿。我白天在家教鋼琴,晚上寫稿,有時爲了不錯過截稿時間,便親自搭巴士到北角明報大廈送稿。

大約是一九八三年的一天晚上,我去送稿,剛好查先生在等電梯,我拿着裝稿子的信封推門交給櫃檯後面的阿伯,查先生便走過來跟我打招呼,還誇獎了我一番:

“是歐陽小姐吧,你寫的不錯啊,繼續寫啊。”說的我非常不好意思,臉都紅起來。

自從我寫“白衣集”開始,我便用“石貝”作筆名,但查先生知道我本姓“歐陽”,便稱我“歐陽小姐”,一直到我最後一次見他,他都是這樣稱呼我的。

查先生習慣每天晚上都回到報舘寫社論,所以,那天晚上我到明報大廈去送稿正好見到了他,那也是我第一次見到查先生,給我的印象是很和善,並很斯文的老人家,典型的江南人面孔,一說起話便帶著微笑。查先生的這個樣子後來一直持續未變,不管他心裏是怎麼想的,他都是這一幅臉孔。有不喜歡他的人,背後也稱他“笑面虎”。


 不要放棄教鋼琴


一九八五年春天,當時的明報總編輯潘粵生先生有次閑談中問我,有沒有興趣到明報做編輯,那時,我正在從早到晚地教鋼琴,並同時為明報副刊寫專欄,但報紙編輯一直是我嚮往的工作,於是便一口應承下來。

上班不久,查先生便在七樓的辦公室召見我,並跟我說:

 “我知道你現在教鋼琴,不錯的職業嘛,不要放棄啊,報館的工作雖然也不錯,但是遠沒有教鋼琴收入好,我希望你不要放棄教鋼琴,因爲報館方面不可能給你那麼好的人工(薪酬)。”

 老實說,查先生對我如此關心,當然也非偶然,因爲他有一位醫生朋友當時也是我的朋友,正是這位醫生將我介紹給查先生認識的,故,查先生大概對我便有一種出於老友的朋友的關心吧。

不過説實在的,我這個人比較笨,從來不懂得如何利用這種垂手即得的人際關係,去發展自己的前途。既然查先生如此這樣關心我,那個時候,我就每天上午去明報上班,下午和晚上仍在家繼續教琴。

一九八五年距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還有十二年,中英兩國從八二年開始談判,
在談判期間,香港也有各種極端甚至激烈的主張,但由於談判主角不是香港,港人即使有偏激或針對中國政府的主張,仍然有英國當「擋箭牌

不過香港畢竟是言論自由的社會,自從一九八四年九月中英兩囯草簽聯合聲明以後,香港的各大報紙都在顯著位置刊登各界對草簽的不同看法與意見。明報也不例外,在查先生的主持下,開闢了一版【自由論壇】,專門登載來自各報的不同政治觀點。

 
這個論壇大約佔半個版面,由一位姓麥的編輯主持,我的工作是幫他找他需要編輯版面的資料,大多是從明報的資料室取得資料。

因我只上半日班(上午),下午要回家教琴,但麥先生和大多數編輯都是下午上班,所以,每天麥先生下班之前都會留個條子給我,指示我要找什麼資料。可能是我每次都認真完成他交給我的工作,麥先生常常會在條子上表揚我一番。

【自由論壇】的工作做了不到一年,有一天查先生傳我到他的七樓辦公室,招呼過後查先生問我:

 
“你是不是跟麥先生的關係不好啊?”

我聼了一愣,哪有這囘事啊?便答道:

“我們的關係還不錯嘛,麥先生還時常請我去飲茶呢。”

 
查先生好像有點不信,我馬上請他等一等,飛快地跑囘九樓編輯部,從我的抽屜裏找出麥先生給我留下的所有條子,又跑囘七樓,交給查先生看,裏面有幾張條子都寫着邀請我飲茶的字。查先生看罷說道:

 
“對啊,你們關係還不錯嘛,怎麼他跟我說你跟他關係不好呢?”

 
那是我第一次感覺人心難測,不過這件事後來也就不了了之了。


 


 


 

 

 
英皇道上的明報大廈
 
    如今,在有中國人的地方說起“金庸”或者“查良鏞”,幾乎無人不知,很多人談起來甚至有一種近乎崇拜的心態。每當此時,我僅僅以一種回憶的心情談起查先生,並提到我曾在明報供職,而且還曾為查先生作檢查報紙的工作時,周圍的人都會露出驚訝的表情。
 
其實,對於當年在明報工作的每一位員工來説,查先生不過就是我們的老闆,並非像後來的人將他奉為“神”一樣的人物。在明報工作的人,不論是總編輯還是排字房的阿伯,都稱他做“查生”,就如香港人稱呼“李生”“王生”“張生”一樣普通而親切。
 
當時,明報大廈在香港北角英皇道651號,入口大門只有一扇門,僅容一人出入,兩個人同時出入的話,幾乎是不可能。進門之後,大約只有五尺見方的地方供人等候電梯,與電梯相對的是一個四尺來高的櫃檯,櫃檯後面二十四小時都有一位阿伯“駐守”。這就是當年明報的“接待大廳”了,其實這裡相當於收發室,但這僅是個大廈入口,如果稱之爲“室”,未免牽強了點兒。
 
舊明報大廈樓高九層,第十層是另外加蓋出來的飯堂,但是整棟大廈只有兩部電梯,一部在前文提到的接待大廳,是老式的日本電梯,最多只能裝載六七個人,再多就要擠成沙丁魚了;另一部在大廈後門,專門為運貨而用,比前面的那部大多了,但是很髒,除非前面的電梯坏了,沒有人會用運貨電梯的。
 
而查先生每天都跟我們使用那部唯一的電梯,我們經常在下午兩三點的時候,見到查先生在入口處等電梯,他會很自然地跟認識的人打招呼,包括坐在櫃檯後面的阿伯,笑眯眯的,偶爾也會閒聊幾句。
 
電梯來了,大門從中閒打開,等電梯的人幾乎是一擁而入(因爲裏面太小),查生也被“包裹”在裏面,人不是太多的時候,查生會繼續跟認識的人打招呼,聊閑天。
 
那部電梯從早到晚負擔不輕,所以常常要停機醫病,一到這電梯請假治病的時候,明報所有員工,不論老闆老總,還是編輯小記都要“走後門”----由運貨電梯上樓。
 
說起來很多明報人還會記得,那部老爺電梯十分的有性格,別看她走起來顫顫巍巍,晃晃悠悠,但到她該關門的時候,決不理會你在外面死命地按制,還是在裏面按,該関便関,一點兒都不徇私。
 
但深知她性情者,便懂得如何“討好”她一番,趁着門尚未関嚴時,用手遮擋她“下身”光亮処,如是,她馬上善門大開。明報會開玩笑的同事說,這簡直就是一部“蕩婦”電梯。
 
不過,這部老爺電梯陪着明報走過近三十年的路程,陪着明報成長壯大,見證了明報所經過的風風雨雨。
 
一九九一年查生將明報賣出不久,英皇道上的明報大廈便壽終正寢,再到那裏去望一眼的時候,已經面目全非,一幢簇新的大廈拔地而起,明報在英皇道上已然劃了句號,從此搬到更東邊的柴灣去了。
 
 
明報門口遇老闆
 
一九八一年底,我剛移居香港一年多,因緣際會認識了當年的明報總編輯潘粵生先生,並幸運地在明報副刊擁有了一個小專欄,從此,便跟明報結了緣,一寫便寫了十三年,這是後話了。
 
小專欄只有四百字,欄名叫作“白衣集”,總編輯開始說主要寫跟醫藥有關的内容,我本人出身醫學世家,自幼耳濡目染,寫點醫學常識對我並非難事。只是後來我跟老總(明報總編輯)要求:除醫療内容之外,可否涉獵其他。老總欣然答允,於是,我沒有了限制,便“大刀闊斧”地每日爬格不止,雖四百字的專欄,我每一篇都認認真真地寫,不敢馬虎。
 
當年傳真機還沒有問世,所有稿件若不是靠郵寄,便要自己跑到報館送稿。我白天在家教鋼琴,晚上寫稿,有時爲了不錯過截稿時間,便親自搭巴士到北角明報大廈送稿。
 
大約是一九八三年的一天晚上,我去送稿,剛好查先生在等電梯,我拿着裝稿子的信封推門交給櫃檯後面的阿伯,查先生便走過來跟我打招呼,還誇獎了我一番:
 
“是歐陽小姐吧,你寫的不錯啊,繼續寫啊。”說的我非常不好意思,臉都紅起來。
 
自從我寫“白衣集”開始,我便用“石貝”作筆名,但查先生知道我本姓“歐陽”,便稱我“歐陽小姐”,一直到我最後一次見他,他都是這樣稱呼我的。
 
查先生習慣每天晚上都回到報舘寫社論,所以,那天晚上我到明報大廈去送稿正好見到了他,那也是我第一次見到查先生,給我的印象是很和善,並很斯文的老人家,典型的江南人面孔,一說起話便帶著微笑。查先生的這個樣子後來一直持續未變,不管他心裏是怎麼想的,他都是這一幅臉孔。有不喜歡他的人,背後也稱他“笑面虎”。
 
 
不要放棄教鋼琴
 
       一九八五年春天,當時的明報總編輯潘粵生先生有次閑談中問我,有沒有興趣到明報做編輯,那時,我正在從早到晚地教鋼琴,並同時為明報副刊寫專欄,但報紙編輯一直是我嚮往的工作,於是便一口應承下來。
 
      上班不久,查先生便在七樓的辦公室召見我,並跟我說:
 
      “我知道你現在教鋼琴,不錯的職業嘛,不要放棄啊,報館的工作雖然也不錯,但是遠沒有教鋼琴收入好,我希望你不要放棄教鋼琴,因爲報館方面不可能給你那麼好的人工(薪酬)。”
 
      老實說,查先生對我如此關心,當然也非偶然,因爲他有一位醫生朋友當時也是我的朋友,正是這位醫生將我介紹給查先生認識的,故,查先生大概對我便有一種出於老友的朋友的關心吧。
 
     不過説實在的,我這個人比較笨,從來不懂得如何利用這種垂手即得的人際關係,去發展自己的前途。既然查先生如此這樣關心我,那個時候,我就每天上午去明報上班,下午和晚上仍在家繼續教琴。
 
      一九八五年距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還有十二年,中英兩國從八二年開始談判,在談判期間,香港也有各種極端甚至激烈的主張,但由於談判主角不是香港,港人即使有偏激或針對中國政府的主張,仍然有英國當「擋箭牌
 
     不過香港畢竟是言論自由的社會,自從一九八四年九月中英兩囯草簽聯合聲明以後,香港的各大報紙都在顯著位置刊登各界對草簽的不同看法與意見。明報也不例外,在查先生的主持下,開闢了一版【自由論壇】,專門登載來自各報的不同政治觀點。
 
    這個論壇大約佔半個版面,由一位姓麥的編輯主持,我的工作是幫他找他需要編輯版面的資料,大多是從明報的資料室取得資料。
 
    因我只上半日班(上午),下午要回家教琴,但麥先生和大多數編輯都是下午上班,所以,每天麥先生下班之前都會留個條子給我,指示我要找什麼資料。可能是我每次都認真完成他交給我的工作,麥先生常常會在條子上表揚我一番。
 
    【自由論壇】的工作做了不到一年,有一天查先生傳我到他的七樓辦公室,招呼過後查先生問我:
 
    “你是不是跟麥先生的關係不好啊?”
 
     我聼了一愣,哪有這囘事啊?便答道:
 
    “我們的關係還不錯嘛,麥先生還時常請我去飲茶呢。”
 
     查先生好像有點不信,我馬上請他等一等,飛快地跑囘九樓編輯部,從我的抽屜裏找出麥先生給我留下的所有條子,又跑囘七樓,交給查先生看,裏面有幾張條子都寫着邀請我飲茶的字。查先生看罷說道:
 
    “對啊,你們關係還不錯嘛,怎麼他跟我說你跟他關係不好呢?”
 
     那是我第一次感覺人心難測,不過這件事後來也就不了了之了。
 
 
 
第一章         第一次見到查先生
 
 
英皇道上的明報大廈
 
    如今,在有中國人的地方說起“金庸”或者“查良鏞”,幾乎無人不知,很多人談起來甚至有一種近乎崇拜的心態。每當此時,我僅僅以一種回憶的心情談起查先生,並提到我曾在明報供職,而且還曾為查先生作檢查報紙的工作時,周圍的人都會露出驚訝的表情。
 
其實,對於當年在明報工作的每一位員工來説,查先生不過就是我們的老闆,並非像後來的人將他奉為“神”一樣的人物。在明報工作的人,不論是總編輯還是排字房的阿伯,都稱他做“查生”,就如香港人稱呼“李生”“王生”“張生”一樣普通而親切。
 
當時,明報大廈在香港北角英皇道651號,入口大門只有一扇門,僅容一人出入,兩個人同時出入的話,幾乎是不可能。進門之後,大約只有五尺見方的地方供人等候電梯,與電梯相對的是一個四尺來高的櫃檯,櫃檯後面二十四小時都有一位阿伯“駐守”。這就是當年明報的“接待大廳”了,其實這裡相當於收發室,但這僅是個大廈入口,如果稱之爲“室”,未免牽強了點兒。
 
舊明報大廈樓高九層,第十層是另外加蓋出來的飯堂,但是整棟大廈只有兩部電梯,一部在前文提到的接待大廳,是老式的日本電梯,最多只能裝載六七個人,再多就要擠成沙丁魚了;另一部在大廈後門,專門為運貨而用,比前面的那部大多了,但是很髒,除非前面的電梯坏了,沒有人會用運貨電梯的。
 
而查先生每天都跟我們使用那部唯一的電梯,我們經常在下午兩三點的時候,見到查先生在入口處等電梯,他會很自然地跟認識的人打招呼,包括坐在櫃檯後面的阿伯,笑眯眯的,偶爾也會閒聊幾句。
 
電梯來了,大門從中閒打開,等電梯的人幾乎是一擁而入(因爲裏面太小),查生也被“包裹”在裏面,人不是太多的時候,查生會繼續跟認識的人打招呼,聊閑天。
 
那部電梯從早到晚負擔不輕,所以常常要停機醫病,一到這電梯請假治病的時候,明報所有員工,不論老闆老總,還是編輯小記都要“走後門”----由運貨電梯上樓。
 
說起來很多明報人還會記得,那部老爺電梯十分的有性格,別看她走起來顫顫巍巍,晃晃悠悠,但到她該關門的時候,決不理會你在外面死命地按制,還是在裏面按,該関便関,一點兒都不徇私。
 
但深知她性情者,便懂得如何“討好”她一番,趁着門尚未関嚴時,用手遮擋她“下身”光亮処,如是,她馬上善門大開。明報會開玩笑的同事說,這簡直就是一部“蕩婦”電梯。
 
不過,這部老爺電梯陪着明報走過近三十年的路程,陪着明報成長壯大,見證了明報所經過的風風雨雨。
 
一九九一年查生將明報賣出不久,英皇道上的明報大廈便壽終正寢,再到那裏去望一眼的時候,已經面目全非,一幢簇新的大廈拔地而起,明報在英皇道上已然劃了句號,從此搬到更東邊的柴灣去了。
 
 
明報門口遇老闆
 
一九八一年底,我剛移居香港一年多,因緣際會認識了當年的明報總編輯潘粵生先生,並幸運地在明報副刊擁有了一個小專欄,從此,便跟明報結了緣,一寫便寫了十三年,這是後話了。
 
小專欄只有四百字,欄名叫作“白衣集”,總編輯開始說主要寫跟醫藥有關的内容,我本人出身醫學世家,自幼耳濡目染,寫點醫學常識對我並非難事。只是後來我跟老總(明報總編輯)要求:除醫療内容之外,可否涉獵其他。老總欣然答允,於是,我沒有了限制,便“大刀闊斧”地每日爬格不止,雖四百字的專欄,我每一篇都認認真真地寫,不敢馬虎。
 
當年傳真機還沒有問世,所有稿件若不是靠郵寄,便要自己跑到報館送稿。我白天在家教鋼琴,晚上寫稿,有時爲了不錯過截稿時間,便親自搭巴士到北角明報大廈送稿。
 
大約是一九八三年的一天晚上,我去送稿,剛好查先生在等電梯,我拿着裝稿子的信封推門交給櫃檯後面的阿伯,查先生便走過來跟我打招呼,還誇獎了我一番:
 
“是歐陽小姐吧,你寫的不錯啊,繼續寫啊。”說的我非常不好意思,臉都紅起來。
 
自從我寫“白衣集”開始,我便用“石貝”作筆名,但查先生知道我本姓“歐陽”,便稱我“歐陽小姐”,一直到我最後一次見他,他都是這樣稱呼我的。
 
查先生習慣每天晚上都回到報舘寫社論,所以,那天晚上我到明報大廈去送稿正好見到了他,那也是我第一次見到查先生,給我的印象是很和善,並很斯文的老人家,典型的江南人面孔,一說起話便帶著微笑。查先生的這個樣子後來一直持續未變,不管他心裏是怎麼想的,他都是這一幅臉孔。有不喜歡他的人,背後也稱他“笑面虎”。
 
 
不要放棄教鋼琴
 
       一九八五年春天,當時的明報總編輯潘粵生先生有次閑談中問我,有沒有興趣到明報做編輯,那時,我正在從早到晚地教鋼琴,並同時為明報副刊寫專欄,但報紙編輯一直是我嚮往的工作,於是便一口應承下來。
 
      上班不久,查先生便在七樓的辦公室召見我,並跟我說:
 
      “我知道你現在教鋼琴,不錯的職業嘛,不要放棄啊,報館的工作雖然也不錯,但是遠沒有教鋼琴收入好,我希望你不要放棄教鋼琴,因爲報館方面不可能給你那麼好的人工(薪酬)。”
 
      老實說,查先生對我如此關心,當然也非偶然,因爲他有一位醫生朋友當時也是我的朋友,正是這位醫生將我介紹給查先生認識的,故,查先生大概對我便有一種出於老友的朋友的關心吧。
 
     不過説實在的,我這個人比較笨,從來不懂得如何利用這種垂手即得的人際關係,去發展自己的前途。既然查先生如此這樣關心我,那個時候,我就每天上午去明報上班,下午和晚上仍在家繼續教琴。
 
      一九八五年距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還有十二年,中英兩國從八二年開始談判,在談判期間,香港也有各種極端甚至激烈的主張,但由於談判主角不是香港,港人即使有偏激或針對中國政府的主張,仍然有英國當「擋箭牌
 
     不過香港畢竟是言論自由的社會,自從一九八四年九月中英兩囯草簽聯合聲明以後,香港的各大報紙都在顯著位置刊登各界對草簽的不同看法與意見。明報也不例外,在查先生的主持下,開闢了一版【自由論壇】,專門登載來自各報的不同政治觀點。
 
    這個論壇大約佔半個版面,由一位姓麥的編輯主持,我的工作是幫他找他需要編輯版面的資料,大多是從明報的資料室取得資料。
 
    因我只上半日班(上午),下午要回家教琴,但麥先生和大多數編輯都是下午上班,所以,每天麥先生下班之前都會留個條子給我,指示我要找什麼資料。可能是我每次都認真完成他交給我的工作,麥先生常常會在條子上表揚我一番。
 
    【自由論壇】的工作做了不到一年,有一天查先生傳我到他的七樓辦公室,招呼過後查先生問我:
 
    “你是不是跟麥先生的關係不好啊?”
 
     我聼了一愣,哪有這囘事啊?便答道:
 
    “我們的關係還不錯嘛,麥先生還時常請我去飲茶呢。”
 
     查先生好像有點不信,我馬上請他等一等,飛快地跑囘九樓編輯部,從我的抽屜裏找出麥先生給我留下的所有條子,又跑囘七樓,交給查先生看,裏面有幾張條子都寫着邀請我飲茶的字。查先生看罷說道:
 
    “對啊,你們關係還不錯嘛,怎麼他跟我說你跟他關係不好呢?”
 
     那是我第一次感覺人心難測,不過這件事後來也就不了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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