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當年是大右派，家中親戚還有五個右派，其中舅舅其昌的經歷猶如一部驚慄電影，最值得一記。舅舅其昌于1957年被划成右派，後來被發放到寧夏勞改營，母親在北京跟他一直有通信來往，大概是1977年吧，他從寧夏來北京，那時他雖然結束了刑期，已經恢復自由身，但仍以“留場就業”做為出獄後的職業。他那次到北京，我還沒有移居香港，於是便跟他做了一次長談，並作了紀錄，那個紀錄本子保留至今，以下便是我根據他的口述作出的真實記錄，小標題是我後來加上的。
工作調動變成牢獄之災
我解放初期于廣州中山大學經濟系畢業，五三年到中央水產部工作，開始還對共產黨治下的社會存有幻想，慢慢便認識到其實社會上有很多不公平的事，尤其對三反運動不滿，因爲我的姐夫（你的父親）就是在三反運動中蒙冤受害的，於是五七年反右運動中給領導提了幾條意見：
1共產黨不重視知識分子
2雖然唯成分論是不科學的，但共產黨最講究這個
3華僑其實對中共出過很多力，但解放後就不再獲重用
4歷次政治運動其實都是整人。
這之後，我就被中央水產部划成右派，行政降兩級。五八年二月下放洞庭湖漁場一年，五九年一月調回北京，同年七月調到寧夏，説是屬工作調動，但我萬萬想不到這個工作調動，竟為我帶來十幾年的牢獄之災。
一年後，一九六零年九月，寧夏搞雙反（反壞人壞事的簡稱），我還戴着右派帽子，又被莫名其妙地判刑七年，全然沒有證據地誣告我貪污，當時不只我一個人，當地十天内共抓了一万八千人（因情況嚴重，八天後中央都派人來調查）。逮捕我的時候既沒有逮捕證，也沒有法律程序，只需群衆和黨委按照比例數字逮捕。後來我才了解到，雙反運動是以民主改革不徹底，太多壞人混進革命隊伍，以至革命隊伍不純為藉口的。我這樣戴着右派帽子的人，當然馬上就被他們當作“壞人”抓起來了。
我的被捕是以手銬方式逮捕的，在看守所住了五天，十幾平方米的地方關押了十六個人，後又送軍區開荒。看守所内有一百五十個看守，但是當時犯人已經達到一千多人。至於食物供應，每天定量只有四兩，早上二兩稀飯和野菜，中午沒的吃，晚上又是二兩。冬天天冷尤其難熬，我本來體重一百二十斤，很快就降到九十斤，甚至上炕都要人幫助。看守所平均每天都死十幾個人，很多人是餓死的，沒有棺材，就用草席一裹，挖個坑埋了。冬天死的人尤其多，派犯人去挖坑埋屍，但地凍挖坑挖不深，結果造成屍體埋得太淺，晚上常常被狗拖出來吃掉，第二天早上上工時，我們犯人時不時可以見到被狗吃剩的人體殘肢，東一塊西一塊地遺留在乾冷的土地上，非常恐怖。
逃跑未遂罪加一等
就在這時，有人告訴我說我老婆來了，就住在銀川城裏。我想這是見我老婆最後的機會了，否則哪天我都有可能被餓死在看守所。於是，我便跟另一犯人商討一起逃走，那天晚上我們利用倒尿桶的機會，從破了個洞的鐵絲網鑽逃出去，可是出去才五分鐘的時間就被看守發現，我們馬上跑，後面就開槍了，我們被沖散，我選擇走小路，終于天亮之前跑到了銀川，找到了我太太的住處（是我朋友的家）。
當我帶着大口罩出現在她面前的時候，她驚呆了，一個勁問我：你是怎麼跑出來的？我簡單告訴她我是逃出來的，然後就感到非常肚餓，讓她給我弄點吃的。老婆為我做了烙餅，一邊做一邊跟我說：你吃完就回去吧，你還是自首吧，你不自首，我也不能囘北京，囘不了北京，孩子誰照顧？她又跟我商量離婚：你這麼長的刑期，孩子們肯定會受影響，我的工作也會受影響，我如果沒有工作，誰養活孩子呢?說着，飯也做好了，我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吃完了，也困了，一頭躺倒在床上就睡過去了。
等我睜開眼睛的時候，驚異地發現滿屋子都是持槍的軍人，我撐起半個身有點迷迷糊糊地望着他們，軍人們一下子嘩啦啦拉起槍栓，低吼着“不准動”，我老婆在一邊抹眼淚，我明白了：是我老婆在我睡覺的時候，報告了當局。
於是我被押送到另外一個勞改農場，禁閉一個月，爲了懲罰我的逃跑，他們給我上了一個月的前銬，又加了兩年徒刑。我還是不服，準備第二次越獄。大約一年以後，1961年12月一個晚上九點，我們六個人（其中三個是現行反革命犯，其實是青年學生）以我為首，沖出第一道門，五個人隨後，硬是沖出三道門，終被哨兵發現，即開槍射擊，我們沒命地跑，結果兩個人中傷。
我們三個人逃出了警戒綫，將身上穿的監獄黑棉襖脫掉，向着火車站跑去。我當時心裏想，那火車如果往南開，我就去廣州，如果往北開，我就往新疆逃，看看能不能越過邊境。但是，就在火車站，軍人們已經設了包圍圈，我又被捕了。
這一次，我又被判多一年徒刑，関禁閉八 個月，雙腳鎖上了十八 斤重的鉄鐐，這鉄鐐還連帶着一個沉重的鉄球，因爲太重了，鉄鑄的腳鐐總是把我的腳踝皮肉磨破，我惟有用破布把環繞着腳踝骨的鐐銬包起來，這樣不必經常被鉄鐐磨得皮開肉綻。背銬是一種洋銬（越用力越緊），兩只手放在背後銬起來，吃飯和大小便的時候有專人開鎖鬆銬，完事之後又再銬起來。聼人說大蒜能腐蝕鉄鑄的東西，我就試着用吃飯時所給的大蒜，摩擦鉄鐐最薄弱的部分，但始終沒有成功。
大概因爲是重刑犯吧，每天吃飯不定量，經過長時間的飢餓，終于在拖着腳鐐手銬的情況下，吃飽了肚子。不過，看書是允許的，但要經過獄方檢查，報紙也可以看，毛選則指定看“論人民民主專政”，別的不准看。不久，天氣逐漸熱了，牢房裏又悶又熱，冬天的棉襖應該脫下來，但監獄方面不准給我開銬脫衣，我只有想方設法自己脫，脫了好多天才把那棉襖脫下去。
除此，我還自行鍛煉，手抓着腳銬從床上跳到地上，看守問我，你還想跑啊？我不理他。心想，我不能讓他們把我弄殘了，我要保護好我自己的身體。八個月後，當他們給我除掉那十八斤重的鉄鐐，我竟然頭重腳輕得站都站不穩，要別人在兩旁攙扶，慢慢從頭學走路。那種經歷若不是親身體會，簡直難以言說。
終獲減刑五年
此後，我被関進另個監獄，裏面的犯人都是判二十年徒刑以上的，管理嚴密，每天早上起來，有人給開門，六個人一個號子，不能帶入鋼筆，火柴，針，皮帶，繩子等。吃飯分甲乙丙級，按勞動態度分配，甲級一天可以吃一 斤二 兩；乙級可以吃一斤；丙級只可以吃八 兩，每天都要評定。零用錢則以一 個月計，甲級可以有一 元五角，乙級一元，丙級只有五毛錢。逢到節日每個犯人分配有半斤肉可吃。
平日 犯人大小便都在號子裏解決，而且每天都要搜身，查詢。犯人與犯人之間不准交談案情，隊與隊不得串聯，不准稱兄道弟，不准認同鄉。每個月只限發兩封信，信中不得談監獄具體情況，寫完信幹部還要檢查。
獄方還規定：不得消極怠工、曠工、説怪話，否則，第一次警告，第二次即用繩子鞭打，他們是用最細的繩子打，打之前用水將繩子浸濕，打在身上非常痛，但皮膚表面卻看不出異樣。晚上在號子裏還經常有獄方安排的批鬥會，被批鬥的犯人會遭到另些犯人的虐打，這是獄方所默許的；牢房裏非常潮濕，終日不見陽光，加上長期吃不飽飯和重體力勞動，幾乎每天都有生病的犯人，一般情況下需經監獄裏的幹部同意，由犯人中的醫生診治，但藥品缺乏，如果患了重病只能等死，因此死亡率很高。
如果託病不上工，看守會用槍托打，打得很殘忍，被打的犯人有的被打傷，有的當場被打死。每個牢房裏面有一個土炕，可以睡六 個人，但不能燒炕，只能睡在稻草上，獄方給派棉被。另外，犯人身上不能帶有糧票和錢，凡過年過節前，監内會有大清查，看有否暴監跡象，同時也防止犯人逃跑。
有時監獄裏的幹部也會找犯人談話，目的是在了解犯人中有沒有消極者，或者想逃跑或暴監的跡象。犯人服刑期滿三 個月之前，要集中學習，稱“出監學習”，出監以後，家在農村的可以回家，家在城市的卻不准回城，一般是留在勞改農場就業。出監後的工資待遇：第一年十八 元，第二年二十一元，第三年二十四元。
我這樣身為犯人逃跑兩次，抓囘兩次的，爲數不多，大概因爲我自己不斷寫材料説明我是被冤枉的，也可能因我的父母當時都在澳門居住，終于引起上面的注意，並復查了我的案子，一九六五年我終於獲得減刑五年，但右派帽子卻沒有摘掉。因爲我是從北京來的，按規定不能囘城裏，只能選擇留場就業。
二十年後夫妻團聚
文革後大約1977年，舅舅剛剛獲得自由，從寧夏來北京，想見見二十年沒見過面的太太。我的舅媽是空後總醫院的護士，上海人，長得十分漂亮，當年被迫跟老公離婚，帶着兩個孩子謹小慎微地生活，盡管如此，文革中還是被揪出來，被責問為什麼不再婚，是否等着在獄中服刑的反革命老公。
其實這背後的原因是曾經有一個喪妻的軍官，想娶舅媽爲妻，結果被她婉拒。文革中紅衛兵反復責問，舅媽因此精神崩潰，不得不在北京精神病醫院住院，可憐的她整天抱着毛語錄不撒手，女兒去看她，卻被她誤認成紅衛兵，驚恐萬分，旁人看了無不心酸。
舅舅從寧夏來北京住在我們家，那天被安排在舅媽的姐姐家去見舅媽，去之前，舅媽的姐姐姐夫和我的爸媽都反復叮囑舅舅，說看看她就好了，不要提以前的事了，因爲他們都知道，舅媽精神恢復正常以後卻落下一個毛病，一聽到以前的事情，便會立刻情緒激動，不足幾分鈡，即會引起癲癇發作。
舅舅答應了，說我看看她就回來，不會提以前的任何事情。結果，舅舅回來告訴我，他先在姐姐家的外屋坐着，等了一會，舅媽便從裏屋出來了，可能心中有準備，開始還很平靜，舅舅說他看着為他吃了二十年苦的妻子，禁不住說了一句：
“青霞，你吃苦了。”
這時，只見舅媽渾身顫抖，繼而大叫一聲，失去了知覺，舅媽姐姐（職業醫生）馬上走過來急救，一會舅媽便蘇醒過來，舅舅趕忙走上前抱住她，舅媽開始號啕大哭，姐姐在旁說：讓她哭吧，哭出來就好了。
後來舅舅和舅媽終于復婚，二人恩愛逾常，不管是晨練還是去菜場，都是有影皆雙，仿佛是要補足那失去的二十年，只是有一樣不能講的，舅舅告訴我，不能在舅媽面前提當年的事，否則，她便會癲癇復發。即使我從遙遠的加拿大回到北京，依然要遵守這個“保護令”。
舅舅的右派帽子直到1979年才摘掉，那是下達了全面為右派分子平反文件以後的事，但那二十年的牢獄流放生活，至今當局沒有任何解釋以至賠償。
舅舅2014年在北京去世，舅媽則早於2011年去世。祝愿他們在天堂無憂無慮，恩愛逾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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