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祖光新凤霞夫妇
新凤霞是那个时代公认的漂亮女人。连周总理都说过，可以三天不喝茶，不能不看新凤霞。
话说1930年代......
唐瑜是仰光华侨，逃婚到上海，然后辗转到了重庆。唐瑜做房地产，他的第一套房子“依庐”就是给夏衍一家住的。
唐瑜最后建造的最大的一幢房子，装修考究，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碧庐”。
唐瑜的碧庐，在重庆文艺界是一个引人的去处，朋友们都愿意到这里来聚，碧庐就像现在的沙龙或者俱乐部。那段时间吴祖光是碧庐的活跃人物，重庆的岁月是吴祖光人生中鼎盛的时期。在重庆，话剧成了最受大众欢迎也最为时尚的文化活动，吴祖光创作的《正气歌》、《少年游》、《牛郎织女》都成了一时的热门好戏。
碧庐在鼎盛的时候住过十几位房客。有一天徐冰（徐冰在解放以后是统战部长，当时在重庆分管文艺）和郭沫若来碧庐，住在那里的人还没起床。徐冰就说这些二流子真是懒惰，实际上当时大家都参加演出，结束的时候都是半夜三四点钟。那时候大家刚学会了一个陕北词“二流子”，郭老就说给他们起个名字就叫“二流堂”吧。“二流堂”的名字就叫起来了。
但吴祖光对这个名词没有什么好感，他写作一直勤奋，也不爱过多地聚众聊闲天。
抗战胜利之后，大家各奔前程。1947年，吴祖光去了香港，到香港后，他改行做起了电影导演，这项工作给他带来了新的知名度和丰厚的收入。吴祖光回到北京是在1949年9月。在他面前是一个新的国家，同时等着他的，还有一份美满姻缘。
碰巧的是，许多当年碧庐旧人又聚集到了北京。于是马上就传播开，都说是“二流堂”在北京重建起来了。
1954年，吴祖光买了一所坐落在帅府园马家庙9号有18个房间的四合院，他把住在上海的父亲和母亲接来北京同住。
“二流堂”在“肃反”运动中出了事。
主要是被定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人多来往于“二流堂”，于是被认为是“胡风集团”的外围组织受到审查。
1957年“二流堂”再度受到审查，一个专案组来问：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其实没干什么，就是谈谈文艺，聊聊天。专案组不信。画家张仃在1957年之初很想办一本杂志，当时就等着批复申请。这个事情也让专案组记录在案，说“二流堂”要办机关刊物。
很多人追问为什么建立“二流堂”的组织，被问到的人都说，根本就没有这个组织。但是有人故意落井下石，说“二流堂”有堂印。因为盛家伦找王彦祥的哥哥刻了一个篆刻““二流堂””，当时就说是堂印。吴祖光买了几幅年画，年画画的是几个小孩，题名叫“玩不厌”。吴祖光喜欢那个“玩不厌”，给每个朋友送了一份。他把“玩不厌”挂在墙上，别人都没有挂，那幅“玩不厌”就被人当成“二流堂”的堂徽。当时匈牙利出现了“裴多菲俱乐部”事件。“二流堂”就被看成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最初，风暴并没有波及到吴祖光头上，当“走资派”和当权者们统统被揪出来后，老右派们才重又被拎了出来。“二流堂”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这次，堂主已不再是吴祖光了，夏衍成了后台老板。
“二流堂”就被政治化了。
1979年6月19日文化部复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撤销《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的通知。而此时，“二流堂”“小家族”里的剧作家们却再也聚不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