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欧洲出现了一个新词语：sadomasochism。一种最古老而普遍的，但同时又是最被否认和掩盖的生理导致的心理现象，忽然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除了弗洛伊德等人对此进行医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之外，也有人开始从文化与哲学的层面著书立说。这也反映了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Fin de Siècle”时期文化活跃的程度。
艺术家们也放开手脚。在这一时期，人们开始厌倦了古典主义的甜腻和乏味，急需另辟蹊径。与此同时，东方主义（Orientalism)在当时开始大行其道，也给艺术家们以发挥想象力的空间。关于东方主义我们在下面还会加以讨论。
在上一期《睡美人》中我们曾提到，“睡美人题材的流行，也反映了当时艺术家们对女性一种歧视的文化态度：女人就是可以摆在那里慢慢欣赏任意观看的无意识的玩物。” 而等女人睡去再慢慢观赏比起把女人活生生绑起来欣赏，虽然都反映了对妇女的态度，但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当时，距今一百多年前，西方的文化自由活跃，但同性恋还是属于大逆不道，无论是在现实中或艺术上都不被允许。Fin de Siècle最重要的文学家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就是因为同性恋而被迫害致死。而另一方面，以虐待女性达到性满足，则至少在当时的文化上可以占有一席之地。套用一个现代词语，叫“暴力美学”。在一定意义上同属变态行为，而前者被视为十恶不赦，后者则得到纵容。为什么？究其原因，我想这与歧视女性的文化传统是脱不了干系的。
有句据传是毕加索说的名言：“艺术一种揭示真理的谎言（Art is a lie that tells the truth.)。” 什么意思？艺术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往往与社会现实不同，甚至南辕北辙。但与此同时，这些东西往往恰恰是人们内心里真实的想法、真实的欲望、真实的追求。这些想法、欲望与追求，人们没有条件、能力或胆量在现实中去付诸实施，只能在想象中去实现。而艺术正是人类发挥想象的一种媒介。说到底，艺术的全部功能就在于此。人们喜欢看武打片，从中得到快感，是因为把内心中的一种欲望得到释放。而这样的欲望在现实中我们自己无法实现，只好借助李小龙、李连杰或AV影片里角色代为执行。
前些日子，有一部从表演到故事都实在平庸的影片《五十度灰》（Fifty Shades of Grey）大为轰动，人们甚至到了奔走相告的地步。据说还出了续集。影片的成功实在与其艺术水准完全无关，只是因为它通过一个的故事道出了很多人内心难以言说的秘密。这个秘密每个人内心中层次不同，从欲望、兴趣到好奇心。
《安卓美达》（Andromeda），多雷作，1869年。
法国画家多雷（Paul Gustave Doré， 1832–1883）擅长插图画，常用圣经故事和希腊神话作题材。这幅“Andromeda”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说到绘画中被缚的女人，首先要提到一个重要的希腊神话人物：古埃塞俄比亚国王的女儿安卓美达（Andromeda）。埃塞俄比亚王后曾夸耀她女儿的美貌世上无人可比，连海神的女儿们也比她差了十万八千里。这下可得罪了海神波塞冬，威胁要灭掉埃塞俄比亚王国。国王慌了手脚，急忙请巫师出主意。巫师说，没别的办法，只有把女儿献出去。于是安卓美达被剥去衣衫，绑在海边的岩石上等恶龙来吞食。正巧天神宙斯之子帕修斯（Perseus）杀死美杜萨之后经过此地，路见不平，杀死恶龙，救下了安卓美达。
《安卓美达》（Andromeda），阿洛萨作，1892。
法国女画家阿洛萨（Marguerite Arosa, 1854–1903）据称是大画家高更的老师。她的水彩画尤为出色，给后期印象派很大启迪，而这张铅笔画也非常生动。
安卓美达的故事集美女受辱、英雄救美、惩恶扬善等戏剧冲突于一身，香艳刺激，是艺术家们炙手可热的好题材。绘画、小说、电影、戏剧都来插一脚。甚至天文学家们也把银河边上的一个星系命名为Andromeda Galaxy（仙女星座）。
《安卓美达》（Andromeda），格兰顿宁作。
另一位英国画家格兰顿宁（Alfred Augustus Glendening, Jr.，1861-1907）擅长的是风景画，也忍不住来画一张安卓美达。人画得倒是挺美，不过有点像风景一样呆板。
曾以安卓美达作画的画家不胜枚举，自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提香（Titian）算起，最著名的就包括瓦萨里（Vasari）、塞萨里（Cesari）、伦勃朗（Rembrandt ）、鲁本斯（Rubens）、德拉克罗瓦（Delacroix）、莱顿（Leighton）等。到了Fin de Siècle时期，安卓美达更是频频画布上露面。
《安卓美达与帕修斯》（Andromeda and Perseus），莱顿作，1890年。
我们曾在《赏画手记 (4) – 睡美人》中突出介绍过英国画家莱顿（Frederic Leighton，1830–1896）。这幅”Andromeda and Perseus"画的很有戏剧效果。只见安卓美达在锁链中挣扎，身边的巨龙口吐烈焰，而天上帕修斯正拍马赶到。
安卓美达的后续故事是她被帕修斯解救之后，以身相许，帕修斯正好求之不得，于是二人结成百年好合。“波斯（Persia）”一词字源就是“帕修斯（Perseus）”。由此看来今天的波斯人都是安卓美达与帕修斯的后代。
《安卓美达与帕修斯》（Andromeda and Perseus），庞特作，1869年。
我们曾在《赏画手记 (3) – 水做的女人》中介绍过英国画家庞特（Edward John Poynter，1836-1919）。画怒涛是他的拿手好戏。这幅画中也有所表现。
《帕修斯斩恶龙》》（Perseus Slaying the Dragon），伯恩-琼斯作，1884-5年。
《厄运之石》（The Rock of Doom)，伯恩-琼斯作，1888年。
我们曾在《赏画手记 (2) – 上树的女人》中介绍过属于前拉斐尔画派的英国画家伯恩-琼斯（Sir Edward Coley Burne-Jones, 1833–1898）。伯恩-琼斯喜欢用同一古典题材反复作画。他在1884年至1885年间创作了《帕修斯斩恶龙》。几年后又绘制了《厄运之石》。这两幅堪称姐妹篇，安卓美达一幅正面，一幅后背，一幅在左，一幅在右。后一幅虽然创作时间在后，但动作情节发生在前，表现帕修斯路过时发现可怜的安卓美达被绑缚在这里时惊讶的表情。前一幅描绘帕修斯与巨龙展开恶斗。
英雄救美之后，女人立刻以身相许，男人则心安理得地笑纳不拒，于是二人共结连理，happy for ever。这是神话、传说、童话里屡见不鲜的俗套。代表邪恶势力的恶龙也标准化的角色。而被恶龙残害统统都是秀色可餐的少女（恶龙挑食，糙爷们一概不吃）。最后被解救的往往是最后一个，而且必须是最貌美、最高贵的一位，非公主莫属，因此也是最值得被解救的那一位。此外救美之人必定是一位身份高贵的白马王子。女人被救之后甘愿献身答谢自然有其道理，但是如果这时男人对她说：“俺赶脚咱俩还是不太合适，再说俺家已经有一堆满地乱爬的娃。姑娘你还是另攀高枝儿吧。” 然后拂袖而去，继续赶路。这岂不大煞风景？
《忠诚至死》（Faithful Unto Death），舒玛尔兹作，1888年。
描绘女人受辱的场面而又不致被贴上诲淫诲盗的标签，有两个很好用的办法。一是宗教信仰，二是异国情调。我们先说其一，随后再谈其二。
英国画家舒玛尔兹（Herbert Gustave Schmalz，1856–1935）有个德国姓氏，因为其父是德国人，其母是英国人，他本人长期生活在英国。他属于前拉斐尔画派，喜欢运用历史题材。这幅《忠诚至死》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表现虔诚的基督徒被古罗马的凯撒大帝以异教徒处死的场面。
只见几个女基督徒被帮缚在红木柱子上等待受死。手拿长矛的罗马士兵把守着大铁门，里面的猛兽即将被放出来撕咬她们。这些弱女子虽然眼里充满哀怨，算不上英勇就义，但也是从容赴死。显然她们并不是第一批殉道者，因为沙地上有死难者的遗骨，在囚车碾过的车辙旁暴露出来。上面的看台上观众如潮，热闹非凡。他们衣着花花绿绿，像是郑重其事地来出席一场隆重的盛典，或来欣赏一场热血喷张的好戏。最前面的看台无疑是贵宾席，有凯撒邀请来的贵妇人和穿着雪白长袍的非洲使节。
这幅画无疑在当年就引起轰动。有评论家批评画家没有把裸体的殉道者画得更有“grace and taste”，甚至还发问：“Why are they all girls?” 这还用问？假如场下的死囚换成一帮男的，看台上的观众一定会走掉一大半。我想当年画家看到评论家这样愚蠢的问题时，脸上大概有一丝坏笑。
《信仰的胜利》（Victory of Faith），海尔作, 1889年。
对于爱尔兰画家海尔（George Hare，1857-1933）的这幅《信仰的胜利》，用一个现代的说法来形容最为贴切，叫“政治正确”。画面上两个女基督徒在罗马牢房里卧地而眠。她们在牢房的墙壁上刻了一个十字，相信她们死后会成为烈士。旁边铁笼里的狮子圆睁大眼，等待明天一早吞噬她们。“信仰的胜利”应该是指她们的肉体行将被消灭，但灵魂不死，信仰不灭，因此她们在精神上“胜利”了。但从她们亲密的肢体姿态来看，倒像一对跨种族的同性恋人。虽然是一黑一白，但看不出高低贵贱和种族隔阂，二人平等地枕着稻草裸身躺在地上。唯一的区别是白女身带锁链，而黑女则没有。这可以判断白女算是主犯，黑女是从犯，可能是前者的佣人。只见二人紧密相拥，手臂亲切地抚摸着对方，尽管可能是她们生命的最后一夜，但依然甜蜜地入睡。与其说是“信仰”的力量，倒不如说是爱情的力量更为可信。
有评论家认为这幅画描绘的是在公元二世纪殉道的Perpetua和Felicity两位女圣徒。前者为贵妇人，被罗马帝国处死是年仅二十二岁。后者是前者的埃塞俄比亚佣人，死时身孕在身。二人赤身裸体象征着基督圣徒已被剥夺了除了身体以外的一切所有，而很快她们的身体也将被剥夺。但这幅画与两位圣徒是否有关系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但就画论画，在当时黑白异族恋不合规范，同性恋更是大逆不道。当时就有评论家批评这幅画太过“色情”，而且白人与黑人依偎在一起也令人不快。今天我们宁愿相信画家另有原始动机。如果是纯宗教题材，不同种族的女性恋人般的亲昵动作并无必要。无论如何，描绘一白一黑两个女人的亲密的肌肤关系绝无仅有。这样的场景不要说罗马帝国迫害异教徒的时代，就是在当时的社会中也不被认可。她们受到禁制是理所当然的社会现实，而依然故我地入睡则是无言的反抗。
《基督徒在狱中》（Christians in Prison），海尔作。
这幅还是George Hare的作品，也是画Perpetua和Felicity两位女圣徒。与上一幅画不同的是，黑女变成了白女。二人都双手被缚。还多出了婴儿，以体现母爱。因为很明显的原因，这幅不及上幅有影响力。
《镀金的笼子》（The Gilded Cage），海尔作, 1908年。
这幅《镀金的笼子》是George Hare继《信仰的胜利》二十年之后的作品，没有宗教色彩的画面上并没有“镀金的笼子”，双手被绑在石柱上的女孩倒像一只被囚禁在笼子里的金丝雀。她低垂着双眼默默地看着一对翩翩飞舞的蝴蝶，脸上并未显示对自由的强烈渴望，却只有一片安详。已被人褪下衣裙似乎象征着她已听命于命运的摆布。
1900年出现一首歌曲叫做“A Bird in A Gilded Cage”。画家可能由这首歌得到灵感。海尔显然对绘制被囚禁的女人深感兴趣，多幅作品都与此题材有关。也许他认为能够激起观众惜香怜玉的恻隐之心，便是他的成功。
《女巫火刑》（Burning of A Witch），冯凯勒作，1912年。
上面介绍的爱尔兰画家海尔喜欢画被囚禁的女人，而瑞士画家冯凯勒（Albert von Keller，1844–1920）专画十字架上或火刑柱上的女人。中世纪认为女巫邪恶，死后会灵魂附体，必须处以火刑烧成灰烬才能把她们彻底消灭。冯凯勒的这幅《女巫火刑》就是描绘处死女巫的场面。与注重精细描绘人物表情动作的海尔不同，冯凯勒运用表现主义手法制造意象，人物的面目不做细部处理，而重在渲染熊熊火焰和腾腾浓烟，意在使观众感觉到刑场的一股杀气。
《沉入地狱》（Descent into Hell），冯凯勒作，1912年。
冯凯勒的这幅《沉入地狱》与上一幅一样，也是创作于1912年。要知道这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夜，死神正像世界逼近。这两幅都有被绑缚的肉体被火焰吞噬的景象，而这第二幅中的火焰更像是遍地涂炭的战火。充满死亡气氛的这两幅画似乎预示着在战火中被剥夺得赤身裸体的平民惨遭蹂躏，世界正向地狱沉陷。
冯凯勒的作品明显地更接近现代绘画，强调气氛的渲染以及象征的意义。
《月光下》（In the Moonlight），冯凯勒作，1894年。
《月光下》普遍认为是von Keller的代表作。其人物的表情与造型有点与上面介绍的海尔的《镀金的笼子》相似，都是宗教成分少些，更多是唯美的欣赏。画面上看不到月亮，只有如水的光线洒在白皙的肌肤上，是一幅极为凄美的画面，可以用它来说明悲剧的魅力。
《圣女贞德受刑》（Joan of Arc at the Stake），勒内普佛作，1886-1890年。
中世纪是究竟有多少指控为“女巫”的女子被送上火刑柱，无从可考。但圣女贞德却确有其事。十五世纪英法百年大战时，农家少女贞德被法国无冕之王查理七世授权率领法军参战，结果屡战屡胜，直接促成了查理七世得以加冕，并且大大地鼓舞了法国的士气，导致法国赢得百年战争的最后胜利。但不幸的是贞德被法奸出卖，被英军逮捕。一年之后她判为女巫而烧死在火刑柱上。死时年仅十九岁。
法国画家勒内普佛（Jules Eugène Lenepveu，1819–1898）这幅《圣女贞德受刑》就是描绘贞德被处死时的场景。牧师在为她做最后的祷告，她脚下即将点燃熊熊烈火，有英军士兵还正在运来更多的干柴，也有人在为她身上的锁链做最后的固定，周围全身盔甲的军人在叫喊着处死女巫。贞德无语问青天。
《圣女贞德》（Joan d'Arc），布兰德达摩尔作，1885年。
德国画家布兰德达摩尔（Richard Brend’amour，1831-1915）的这幅木刻插图画“Joan d'Arc"，在我看来，最为生动地表现了贞德就义前的精神状态。她闭着双眼向世界道别。牧师在她耳旁要她做最后的悔罪，她也许在认真倾听，也许无动于衷。她可以垂下头颅，但不会投降；她热爱生命，但不会乞求怜悯。
布兰德达摩尔是位杰出的出版家、插图作家、版画家、木刻家，被誉为现代木刻艺术的的奠基人。这幅插图作品的确十分出色。
圣女贞德在历史上被视为法国的民族英雄。小说、戏剧、电影、音乐、绘画都所表现。艺术家乐此不疲，与贞德作为女中豪杰又香消玉损的个人色彩有很大的关联。当年与刘胡兰一起被杀害还有十好几人，为何唯独只有她一个人可歌可泣，并被贴上“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标签？而同时死于铡刀之下的其他人则可以忽略不计，最多算个陪衬。这不是因为她在那群人中间年纪最小，不是因为她当的官最大，也不是因为她的性命更有价值。原因只有一个：她是个女的！
《男人在迪罗斯奴隶市场上竞购女人》（Men Bid on Women at a Slave Market in Delos），赫盖特作。
在上面我们曾说过，如果画家想画被绑起来的女人而又不想被控诲淫诲盗，有两个好办法，一个是用宗教来说事。这个我们在上面已做讨论。另一个办法，就是渲染异国情调。下面我们就来说说这个。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Fin de Siècle”时期，随着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海运交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西方对古典主义的逐渐厌倦、艺术文化界迫切寻找突破口的心态，东方主义（“Orientalism”）大行其道。而当时欧洲所说的“东方”不是指今天通常认为的东亚地区，而是地理上距离欧洲更近、殖民影响更深的近东地区，包括阿拉伯地区和北非。以东方主义为题材的绘画作品，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色：一是描绘阿拉伯王宫深闺里宫妃慵懒的生活，就是我们在上一期《赏画手记 (4) – 睡美人》中介绍过的“odalisque”风格。另一个特色就是描绘中东地区的奴隶市场。
美国画家赫盖特（Herbert Herget，1885-1950）这幅《男人在迪罗斯奴隶市场上竞购女人》非常生动地描绘了公元前一世纪时期的奴隶市场。Delos是在希腊东南的一个小岛，是三洲交汇的位置，西边是欧洲，东面是亚洲，南面是非洲。显然是一个贸易最佳地点，交通便利，货源充足。而且画家有意画出市场的位置就在海边，使人联想到鱼货市场：渔船在捕捞一天之后，靠岸就近出售新鲜货色。只见待售的女奴品种繁多，有金发的、黑发的、棕发的、直发的、卷发的、白人、黑人、阿拉伯人、吉普赛人。台上的三个全身赤裸，好让买主看到货真价实。她们已被剥去衣衫就扔在台上。台上的拍卖人只在伸出手指拍卖一位双手被缚在背后的金发女奴，台下的买主在出价。台子旁边还有一位低垂着头的半裸女奴准备上台。台边的一个男人手执皮鞭，说明那些姑娘们是被逼为奴的。
赫盖特是著名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专职画家，专门根据该杂志撰文介绍的各国历史风情绘制插图。因此可以断定他的作品大部分是有史实根据的。但这一幅奴隶市场，我敢说他基本上是凭自己的想象杜撰的。艺术不负责再现历史的真实，但需要迎合人们的趣味和想象。还是毕加索所言不虚：艺术是一个揭示真理的谎言。赫盖特的这幅画受到喜爱，复制品大卖特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迎合了很多人内心真实的性幻想。当时欧洲的社会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奴隶市场，于是画家就把它搬到了一个久远的年代和一个遥远的地方，这样便无人在意也无法追究是否确有其事，艺术家也不必被迫表述自己的道德立场。而观众则得到了fantasy的媒介。这就是东方主义的一大诱因。
《奴隶拍卖》（Slave Auction），杰罗姆作，1884年。
说到东方主义，不得不提到一位重量级人物，法国画家杰罗姆（Jean-Léon Gérôme，1824–1904）。著名学者爱德华·赛以德（Edward Said）的名著《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封面就是用的杰罗姆的画作《舞蛇人》（“Snake Charmer”）。
杰罗姆1856年首次出访埃及，从此他的东方主义画作便一发而不可收。他画阿拉伯的风景、宗教、日常生活，也画了多幅奴隶市场，包括这幅《奴隶拍卖》。我想画面的场景完全是凭画家自己的想象。
杰罗姆《奴隶拍卖》的细部。
杰罗姆画风细腻，强调人物的表情、动作和故事性，喜欢历史题材，善画人体，属于典型的学院派，十九世纪后半叶在西方享有极高的声誉。
《奴隶市场》（The Slave Market），杰罗姆作，1884年。
杰罗姆这幅《奴隶市场》与上一幅是同一年的作品。描绘在奴隶市场上买主像挑牲口一样检查女奴的牙齿，看看她是否健康。
《出售奴隶》（Selling Slave），杰罗姆作，1884年。
《出售奴隶》也是杰罗姆1884年的作品。女奴在拍卖台上被褪去衣衫，好让台下的买主看仔细。人体的姿态极为优美。可见画家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更感兴趣的是画裸女，而不是什么人贩集市。令人想起徐悲鸿有一幅女人体素描，其姿态与这幅极为相似，不知徐悲鸿是否由此得到启发。无论如何，徐曾在法国学画，深受学院派的影响是理所当然的。
《挑选最中意的》（Choosing the Favorite），罗萨蒂作，1917年。
意大利东方主义画家罗萨蒂（Giulio Rosati，1858-1917）“Choosing the Favorite” 画的是Cardinicus奴隶市场的场景。一位看上去是一位阿拉伯酋长的买主插着双臂仔细观察货色。女奴脱下衣裙任由买主检查。旁边还有两个替补可供选择。
《巴比伦婚姻市场》（The Babylonian Marriage Market ），朗格作，1875年。
英国画家朗格（Edwin Longsden Long，1829–1891）与上几幅奴隶市场有所不同，尽量接近历史真实，至少台上的女子不必裸体。当时付不出嫁妆的穷人家只好把自己的女儿送到拍卖新娘的婚姻市场，希望能卖个好价钱。与上面几幅被逼为奴不同，这些女孩看上去是自愿而来的。台下坐成一排等待上台的待售新娘表情各有不同，有的期待，有的紧张，有的迷茫。还有的照照镜子，希望以最讨人喜欢的容颜示人。最左边的一位正在由他人的帮助做最后的梳妆。
这幅画问世七年之后，于1882年被人收购，创造了当时的历史天价：6,615英镑。
《布瑞努斯和他的战利品》（Brennus and His Share of the Spoils），亚门作，1893年。
法国画家亚门（Paul Jamin，1853–1903）的这幅《布瑞努斯和他的战利品》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高卢人首领布瑞努斯在公元前四世纪时率军攻陷罗马城。这是罗马第一次被异族占领，被迫投降。画面描绘布瑞努斯一脚踢开存放战利品的房门，面对一群如惊弓之鸟的女奴得意地狂笑。他手执长矛，腰跨短剑，皮靴下还淌着鲜血。他的战利品除了一群待宰羔羊般的女奴之外，还有金雕像、以及散落一地的金币、首饰，瓷瓮，甚至还有两颗人头。
属于古典主义学院派的亚门仅凭这一幅画就足以在西方绘画史上留下名声。
《劫掠摩洛哥》（The Sack of Morocco），哈克尔作，1890年。
英国古典主义画家哈克尔（Arthur Hacker，1858–1919）的这幅《劫掠摩洛哥》和上一幅的构图非常相似，而且也是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公元十二世纪时北非的阿蒙哈德人（Almohads），征服摩洛哥。画面描绘胜利者在摩洛哥城疯狂地掠夺财富。女奴无疑是最抢手的战利品，古今中外无一例外。
《被俘的母亲》（The Captive Mother），兴丁作，1889年。
丹麦雕塑家兴丁（Stephen Abel Sinding，1846–1922）的这座雕塑作品令人过目难忘。没有任何宗教色彩，也没有其他借口。观众不禁会问：这位年轻的母亲究竟犯了什么罪过？是谁要这样摧残她？她虽然惨遭屈辱折磨，但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痛苦和哀怨，而是一脸幸福地在尽一个母亲（也许是最后一次）的责任。我们不得不说，这个女人正是很多男人梦想中的模样：她健康丰满，她面目姣好，她温顺谦卑，她慈悲为怀，她忍辱负重，她宁折不弯，她温柔体贴，她无怨无悔。而那些自以为是、唯我独尊的男人们，在这里化作一个婴儿来理所当然地接受女性和母性给他的双重享受。他完全无视母亲哺乳的艰难姿势，非常舒适地平躺着吮吸着并玩弄着女人的乳房。
一百多年来，世界风云变幻，社会沧海桑田，妇女的地位普遍提高，但男人看女人的心态并未有根本性的改变。今天不大可能在出现这样的作品了。因为它过于直截了当毫无掩饰地以这样一个女人、以这样一位母亲、以这样的一个姿势，来逼问世界，逼问每一个人，使我们无法无动于衷。
下一期可能是这个赏画系列的最后一集：《大地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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