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相识于52年前,离开学校47年了,有些见过,有些没见到过。那时只有24,5岁,现在已经70左右了,我们班45个人,已经有9位过世了。这次回去正好赶上农大110年校庆,18位同学从13个省市聚集北京,大家欢喜快乐,也为生病有事不能来的感到惋惜,北京的同学还做东请我们大吃了一顿。第二天我们参加了校庆。
学校已经大变样了,只有8个学生宿舍楼还在,我们住的5号楼一楼前面的灌木都砍光了,当年文革时,有一位同学因为给北京市委写信要求给她父亲平反,被同学毒打,从五楼跳下来,因为这排灌木,没有摔死,反而又被批判毒打,说她假自杀,斗是20多岁呀,怎么会那么坏啊。
这是我们的五号楼。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就是在这个楼后边六号楼摔下来的。现在农大有校史馆,不知道有没有文革的记载。
下午我们没有去参加学校的大会,在园艺楼借了一个会议室,大家畅所欲言,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的,有的同学才说出来,不过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也到了生命的后期,希望说出来就忘掉吧,否则自己气了大半辈子不合算。
晚上,一位同学和她爱人招待我们去红螺山庄小住,参观了APEK会场,旭日东升宾馆和雁栖湖,昔日的穷山沟,现在完全改了模样,公路边都种着花,干净漂亮,这十二亿花出效果来了。
早餐太丰盛了,我爱喝疙瘩汤,团子,五谷杂粮,愉快之极。
18号下午把同学们分别送走了,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见了。
在上海的时候,我特意去看了那里的同学,她本来准备来北京的,结果摔了一跤,腰摔坏了,真不巧,不过总算见了一面,最小的她也68岁了,毕业后分到贵州最穷的县,老了跟着孩子回到上海,没有和我们欢聚北京,真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