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有感（萨特）
萨特是上个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如果不能算那种纯粹的文学家，至少是相关或相似，由此而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还有另一位大哲学家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就是罗素，“以表彰其“西歐思想，言論自由最勇敢的鬥士，卓越的活力，勇氣，智慧與感受性，代表了諾貝爾獎的原意和精神”。”《维基百科》 罗素是以数学和哲学得名，他写过小说，但读者寥寥。
虽然他得奖是因为另一本书，但好多人认为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是他得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最有影响的著作，而那一本书恐怕读过的人并不多。我有些以为是那些老先生急于想恭维一下罗素，《西方哲学史》与文学八竿子打不着（不过里面的俏皮话的确精彩），而且并不好懂，不仅需要一定的历史知识，更要命的是得有语言哲学的背景，因为罗素从对古希腊哲学家的评价都是语言哲学的观点出发的，而语言哲学需要数理逻辑作为基础。我相当怀疑有多少文学家能读懂这个大部头。而萨特至少在表面上要好懂得多。
这二个人有一些方面是一致，罗素几乎不提自己得过奖，在自传中以他那种独特的调侃而认真的方式说到：
“以授予功绩勋章肇始并以获得诺贝尔奖告终的1950年，似乎标志我的声望到达了顶点。我真的开始感到有点不安，担心这可能意味着盲目正统观念开始产生。我一向认为没有一个人能够不邪恶而成为有名望的人，但我的道德感却非常迟钝，以至于我看不出自己有什么罪过。”
萨特则更干脆，直接拒绝了诺贝尔奖，“理由是他一向否弃官方的荣誉。但在晚年的口述中他表示拒领奖是因为它把作家和文学分为等级。”
罗素虽然一贯反战，在二战时却支持打败希特勒的德国，萨特本人则在法国参加过地下反抗运动；两人都激烈反对苏联入侵匈牙利和捷克，也是欧洲知识界反对越战的领军人物。两人同时也是妇女解放的最积极支持者。
这两个人都在非哲学界有很大的影响力，多半来自于对传统道德的极力攻击。虽然有这些相同，两人的哲学却是代表了哲学的两个极端，有着完全不同的来源和传统。罗素曾经对哲学家作过一个分类，一类与科学和数学有密切关系，或者是企图把自己的哲学建立在它们的基础之上，这一类哲学家是大多数，典型的有康德，休谟，当然也包括他自己，马克思也是属于这一类；另一类是叔本华，尼采，还有萨特，他们与科学，数学几乎毫无关系，而是直接诉诸感情，他们都与卢梭关联很多，因为卢梭是强调感情的鼻祖。
罗素还强调，后一类哲学家人数虽少，却照例影响力极大。这是太正常了，逻辑永远不是感情的对手，就像你不管怎么苦口婆心对孩子讲了多少道理，却敌不过歌星的一句台词。罗素曾经长篇大论地驳斥基督教的地狱，如果细读，其实也是出自于感情，他不喜欢地狱这个东西。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一向与基督教作对，认为那个天堂恐怕没有他的位置
萨特与左拉极为相似，一种形象地表达就是那种法国的文化人，思想左而激进，政治上非常活跃却与当局关系很坏，是巴黎种种文化沙龙中的领袖人物，影响很大而可以看成是主流。叔本华和尼采都混得不好，得不到主流的认可，死后才名气越来越大，黑格尔活着时就是主流，但却是政府的宠儿（他们都是德国人）。英美哲学家大多是学者型的，并不激进，在政治上一般也不活跃，罗素是一个例外。
罗素我已经讲过很多，因为他是语言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现在我来讲一点萨特，但仅仅限于我认为他影响力最大，也是最被人熟知的那一点，多了恐怕我也讲不出来。
萨特是所谓存在主义的代表，这三句话最重要：“上帝已死”（尼采）；“如果没有上帝，那么所有事情都是允许（可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存在先于本质”（萨特）。我下面把这些话连起来谈谈自己的理解。
“上帝已死”是尼采的名言，我以为正确的解读不是说没有人相信上帝了，而是说上帝作为哲学的基础已经死亡了。传统哲学是围绕着上帝来建立哲学的，上帝规定了万物及人的本质，目的，等等所有的一切。而上帝已死，人却仍然活着，所以存在先于本质，也就是说，没有本质这个东西了，我们必须以一种新的东西作为哲学的基础，这就是存在。
用萨特的话来说：“我代表的無神論的存在主義宣稱如果世上沒有上帝，至少還有一個存在，一個先於本質的存在，一個在它可被任何觀念定義之前便已存在的存在，這個存在便是人，又或者像海德格尔所說的人的實在性。”
上帝已死是一种现实，也不能说是坏事，因为这给我们的人生（或者哲学）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这就是真正的自由，在存在的基础之上的自由，而不是人仅仅是上帝的一种工具。接下来萨特的这些话就可以推出来了：
“我的自由就是我的本质，我要存在就不可能失去自由。但是，到处都面临失去自由的危险：我作为主体生活在客体当中，而危险就是我可能会‘沉沦于’客体的世界中，而成为其中的一员。作为回应，我可能会隐藏自己，把自己埋藏在某种预定的角色中，并且扭曲自己，让自己适合于已经为自己做好的衣冠，……便是我接受了一种道德，宗教的社会角色，这些东西都是别人为我设计的，……‘我为他人而存在便是朝着客体性的沉沦’”《牛津西方哲学史》
读过萨特的人用不着看我的解释。在萨特看来，我之所以是我，那是因为我与其他人有不同的地方，而社会（客体）不喜欢这种自我，总是要用道德，宗教的社会角色来把人斩齐，而一旦成功，人就失去了自我，也就是自由，这实际上是人的沉沦，因为主体（我）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把尼采作为角注可能更容易理解。在他看来，这个世界的意义在于英雄，英雄是这个世界唯一有价值的东西，而广大愚蠢的大众是不可能真正理解英雄的，而人对自己不能理解的东西总是怀有深深的恐惧，于是就用传统的道德，用爱，平等等等来消灭，或者消磨英雄，把英雄拉得跟大家一样，就都安心了。但是，这个世界却因此而失去了意义。
尼采是那种具有独特影响力的哲学家，在今天仍然如此，比如在网上经常可以看到有人对所谓伟大领袖的阴谋阳谋津津乐道，佩服之极，说穿了就是这个东西。实际上任何强权政治背后多少都有尼采的影子，因为其必然包含着对普通民众的鄙视。
当然尼采和萨特是有很大的不同的，萨特并不否认普通人的价值，实际上是认为人人都要有自己的价值，但其结果就是“他人就是地狱”，强调自我的哲学恐怕只有这两种逻辑结论，他人不是地狱就是垫脚石。
从前面我们不难理解，萨特对传统道德的攻击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但是，在我看来，罗素这一类语言哲学家对这些东西的抨击却更严肃，更有理，难以不认真地对待。因为是建立在逻辑的基础之上，结果是直接破坏了这些东西的基础，是一种釜底抽薪。
语言哲学家根本不谈自我，因为所谓自我只能理解为自己的心理过程和状态。首先，这不是一个哲学问题，哲学的目的是对语言和思想进行逻辑批判，心理上的东西只能由科学（心理学）来讨论；其次，这些问题心理学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所以，从自我出发的哲学就是不知在干什么，只能说一些仅仅是自己理解或者欣赏的东西。
语言哲学家同样反对那种要把人弄成一样的思想和信仰的传统道德，但不是诉诸感情，而是根据逻辑。张三和李四是不同的名字，意味着他们是不同的个体，有着不同的关系，如果两个人一模一样，那就没有张三或者李四，只有他们了。既然人都有不同的名字，把他们弄成一样显然就是一种逻辑错误。
比如说，罗素认为我们应该对同性恋持理解和宽容的态度，因为人本来就是不同的。如果医学上不能证明同性恋是一种疾病，就不能因为你或者大多数人不是同性恋而说那是不正常的。
萨特恐怕会这样说（是一种推理）：如果我的自我（或者存在）是同性恋，而因为别人的反对而改变的话，那就是我丧失了自己的自由，这就是一种沉沦。还可以说，因为自我实际上是不能改变的（能改变就不是真正的自我），我只好隐藏自己，扭曲自己，把自己埋藏在某种预定的角色中，让自己适合于已经为自己做好的衣冠，但是，这除了使自己和周围人都不快乐，不自在以外，还能有什么意思？至于有人会说，如果所有人都这样，人类既不是要灭绝。但用不着担心，正因为自我是不同而且不能改变的，所以自然有很多人不会和我一样，各人都去实现自己的自我不是很好吗。
然而，这里有一个不小的问题，除了那些极有浪漫情怀的人，看看美国的新闻就能知道，人与人之间是多么容易冲突而酿成悲剧，总不能让那种杀人狂或者恐怖分子去实现自我吧。所以说，萨特到后来也承认人的绝对自由是不可能的，那只是一种梦幻，那么当然，萨特的哲学就不得不打一些折扣，不过像他这样把基础建立在情感之上的哲学，这个问题并不那么严重。而像马克思自称自己的哲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但是，现代物理并不支持决定论，也不支持牛顿力学的物质是根本，这就有些摧毁性了。
这个背后还有一些更深刻的不同，在罗素看来，把渺小星球上的一种渺小生物作为哲学的目的，实在不能称为所谓哲学，倒是和宗教有些类似。不管这个宇宙有没有目的，实在看不出如果没有人类，宇宙会有什么不得了的损失，这种说法具有宗教的那种不可救药的狂妄自大，想当然把人赋予一种毫无根据的主要地位。
罗素写《西方哲学史》的时候，正是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把欧洲弄得狼狈不堪，他认为这就是诉诸感情的一种恶果，理由与前面所说同性恋相同，既然科学上拿不出种族优劣的证据，种族主义就只能是情感的一种产物。
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诉诸感情的哲学是无法进行批判的。罗素曾经说过，如果非要他在阿奎納和尼采中选一个，他情愿要前者。因为那种经院哲学与逻辑有关，所以能够从逻辑的角度来进行批判；尼采哲学的基础只是情感，而感情只能用感情来反驳，那没有多大意思。一个不能批判的哲学是无论如何不能让罗素安心地接受。
然而，尽管强调自我从逻辑上只能得出他人不是地狱就是垫脚石，但因此而完全否定萨特恐怕也很难让人信服。因为别人对你是地狱，同样你对别人也是地狱，大家彼此彼此，我们就只好在地狱中找到办法来相处。说得乐观一点，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许能找到一种办法来使之变得不是地狱，从而把萨特的地狱看成是一种文人的夸大其词。只要不像尼采那样把他人看成是垫脚石就行，还要用所谓英雄来掩盖这种残酷，就更让人难以接受。
还可以从萨特的名言：“man is nothing else but what he makes of himself（人除了自我塑造之外什么也不是）”看出其哲学的价值。人不是神的羔羊，也不是领袖，主义的工具，人除了活出自我以外，别无意义。
坦率地地说，我以为萨特其实是很难懂的，比语言哲学要难得多，因为时常不能确实知道他在说什么。比如说，他说的是自在和自为，我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说自我，既把那个自我看成是与他人相对立的东西，我觉得就是那个意思。
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究竟怎么来区分自我和他人。从某些心理学观点，所谓他人实际上是自我的一种折射或者延续，有什么样的自我就有什么样的他人，用现在一句时髦的话，你心里有屎自然看别人都是屎。我认为萨特当然看到了这一点，但我有些看不懂他的处理，而且他也认为这是不可描述的。这倒是容易理解，因为任何对他人描述都是对自我的一种限制，是传统道德体现。
他对情欲探讨相当有意思，在他看来，情欲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占有欲，很能体现人与人的复杂关系。情欲不仅仅是一种身体的需要，因为那可以有很多办法解决的。实际上起作用的是一种占有对方的欲望，这就是把自我扩展到他人的最常见的做法。但是，你所要的占有却使得他人失去了自由（自我），这个矛盾无法解决，所以你不能占有他人，占有的只能一具丧失自我的空壳。我以为所有以两性战争为主题的文学作品都逃不脱这个调调。
当然，萨特并不是仅仅局限于两性，资本主义不过用金钱来实现对人的占有（他对资本主义是相当痛恨的）。从更广泛的观点来说，因为人不可能没有他人，所以人永远在这种占有和反占有之间挣扎，或者说，在自己的自由和别人的自由之间挣扎，每个人都同时是占有者和被占有者，他人就是地狱就是这种状态的形象表达。
当然，占有不可能成功，因为存在（自由）才是人的根本，你却不能占有别人的自由，因为你占有他人时，他人已经没有了自由。总而言之，如果理解为他人是地狱其实就是自己是地狱，好像并没有什么大错。
我觉得现在的人理解萨特是要容易一些，比如在硅谷那些企业，雇员是可以自己选择课题，工作时间，可以自由流动，在报酬上也有很大的发言权，为什么？道理只有一个，那些企业需要的不是生产线上的简单劳动力，而是雇员的创造力，而创造力这个东西必须要有自由或者自我。
但有些东西因为有逻辑可循，我就能很快地理解。比如说，他认为如果没有自由，道德就是不可想象的。这就十分好懂，因为道德就是一个约束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东西，如果没有自由，约束就无从谈起。那种在道德约束下的自由在逻辑上就有些本末倒置，我们首先得谈自由，即存在就是自由，然后才能谈所谓的道德（约束）。
我以为这一点极为重要，可以看成是萨特哲学的独创性，即与传统哲学的不同之处。
过去的哲学基本是企图想找到一套规则，我们只要遵守就能保证不犯错误，但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这种规则都是对人的自由的约束，实际上是对个人的一种异化，其结果就是大家一起残酷，一起邪恶，这实际上是因为人被抹杀了自由的一种结果。从萨特说沉沦我们可以知道，他认为大家都一致的时候，那一定是不对头，被抹杀了自由不仅仅是存在就毫无意义，而且那个一致必定导致邪恶。接着往下就可以得到一个相当让人不舒服的结论，人只能在所谓邪恶那个方面达到一致，在所谓高尚方面是没有一致的。
如果每个人都认识到自己的自由，就不会跟随大家去干邪恶的事情，这个世界会好得多，因为许许多多残酷的事情都是在思想一致的旗帜下做出来的（最典型的就是战争），所以说，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还可以说，每个人追求并实现自我，这就是一种真正的人道。
当然，正如萨特所说，人如果有了自由，有选择的权利，那意味着一种痛苦，因为人没有了上帝作为依靠，同时也就意味着自己要对行为负责任。不能把邪恶往宗教，或者领袖身上推，是你自己选择的邪恶。
传统哲学在这一点上影响极大，我想能够有一个简化的类比，中国人好懂，就是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咱们首先统一思想，然后你就有自由了。或者说一个简单的比方，中国传统道德是讲妻以夫纲，妻子在接受丈夫的绝对领导以后，她就有自由了，但这能够是自由吗？
我想对文革有切身体会的人不难理解萨特在说什么。
罗素评价叔本华是悲观哲学家的代表，如果认为尼采的英雄是一种虚幻，其悲观就不会亚于叔本华，萨特也是有几分悲观的。接下来罗素认为，因为绝大多数哲学家都是比较乐观，所以像叔本华这样的不同角度就有其价值。我有些以为，悲观的东西往往不缺乏深刻，但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悲观，人要乐观往往只好在很多时候把眼睛闭上。
萨特生于1905年，就是说他的前半生是在一个极具动荡的欧洲，两次大战，经济危机，政局变换像走马灯，祖国还被德国占领。像他这样十分敏感的文化人，如果还能乐观那倒真是稀奇。
不管怎么说，我的确是非常喜欢萨特的，因为攻击所谓本质，必然会导致否定统一思想（只要承认本质就暗示有统一的可能），凡是这一类的哲学我都喜欢，那出自于自己的亲身经历。我经历过文革那个时代，那种对人思想上的强迫除了地狱，找不到另外的词。不错，你可以贴大字报，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任何言论只要伟大领袖不高兴，你马上就可以知道什么是革命群众的铁拳，这种自由还不如没有的好，不说话至少不会上当。
也许可以从康德的那句名言“再没有任何事情会比人的行为要服从他人的意志更可怕了”来看待上个世纪的哲学，要避免这种恶果，从哲学上我们就必须得抛弃本质这个形而上学，萨特和罗素就是这样做的。我想有人会说，把我的本质理解为自我不就是一样了吗，但是，这里却有一个关键区别：就像萨特所说自我实现才是你存在的唯一意义，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你的本质是自己作不了主的，在中国过去的很长时间，你的本质是由所谓组织上来作决定的。
也许萨特的哲学有些激进，但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仍然具有价值，因为今天仍然有许多中国人十分高兴地由别人来代表，当然，也有一些人总是在代表别人。如果你认为这不对头，那萨特的哲学就有几分道理。因为你就是你，如果你一旦被别人来代表，你就失去了自由，也就是存在，那么，你将一钱不值，这就是沉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