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1898—1982），一代高士，国宝级的人物，性格高孤，不染尘俗，视钱财如粪土，在民国时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并称“民国四公子”。又是大收藏家，他献给国家的《平复帖》和《游春图》现在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冬天炖肘子熬白菜……只吃白菜喝汤”
父亲喜欢女孩子，我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父亲特别喜欢，从小带她们出去玩，到莫斯科餐厅去吃饭，这与和我母亲关系好是有关系的，夫妻感情好，对孩子就好，爱屋及乌。母亲则喜欢男孩。
平时，父亲对我们的管教少一些，母亲则多一些。母亲脾气大，对我们管教严格，对我们不满的时候还拍桌子，我们则听着不敢吭声。等我工作了，母亲还教育我涨工资的事情都不要主动和领导提。父亲则不管这些事情，不过，我和丈夫在西安工作的时候，夫妻俩工资加在一起一个月才110多块钱，养了六个孩子，父亲总是问我是不是有困难了，还替我算账说，你孩子多，挣的钱不够花啊。
父亲在生活问题、经济问题上不允许我们小孩过问。包括收藏的一些事情，父亲从来不对我们小孩子讲。平时有客人来，允许小孩子出来，你就见，比如比较熟悉的戏曲界的，我们小孩子在一旁听父亲倒是不管。
家里以前接待的都是文人、戏剧界、书画界的人士，我们住在西城大拐棒胡同，也就是原属李莲英的宅子里时，那个房子大、院子也大，每个礼拜父母都有几次要请客，研究美术、京剧，很多名家都到我家来。父亲买字画、艺术品从来不讨价还价。母亲也相信父亲的眼力和水平，只要是在书画、文化艺术上的事情，母亲是相当配合父亲的。经济问题上父亲一点也不过问，钱有与没有，都是母亲在掌握。不过，我家也并不是老是有钱，没钱了也要去借。
家里吃饭也不是整天山珍海味，父亲吃饭比较挑剔，有肉的饭菜，肉不吃，但要吃它的汤。冬天的时候就炖肘子熬白菜，或者鸡汤熬白菜，但父亲不吃肘子也不吃鸡肉，只吃白菜喝汤。父亲还喜欢猫、狗这些小动物，家里也养了小猫。
父亲最喜欢古代的十番音乐，也有不少京剧名家经常和父亲来往，我也耳濡目染，效仿他们的唱腔。母亲喜欢谈琵琶，我喜欢弹古筝。我工作后还在单位演过京剧《起解》，昆曲演过《扫花》。但我的父母从不强迫我去学这些东西。刚解放时，甚至我参加文工团的时候，还遭到父亲的反对。我报名去了文工团后，父亲马上派人把我叫回来了。
人家叫他“张大爷”，他就是不理人家
父亲的性格本来就有些孤傲，加之愤世嫉俗，便更加落落寡合。即使高朋满座，众人谈笑甚欢，他若是觉得话不投机，便一个人坐在那里，谁也不理，只是自己用手摸着下巴，一根根地拔胡子。有时去找人，碰巧人家不在，他也不急，坐在那里能够等上两三个小时，也不叫人去找，还是摸下巴，拔胡子。生人见了他，往往有望而生畏的感觉，在一群亲近的朋友中，就得了一个“张大怪”的雅号。
大怪的怪处何止于此。虽然他的家产富可敌国，但他本人实在是朴素得令人难以想象。他不吸烟，不喝酒，不穿绫罗绸缎，长年布衫一袭；他饮食平淡，偶尔一个大葱炒鸡蛋算是上等佳肴。他绝不和时下公子们比较谁的汽车豪华、名牌，对他来说，只要有四个轮子，能跑就足够了。另外，他身上有许多令人无法理解的矛盾性格，例如，他坚决反对袁世凯搞洪宪帝制，把那个一心想做大太子的袁克定称为“赖家伙”，可是他和袁克定的私交甚笃，袁克定后来落魄一直由他照顾，1958年袁克定去世还是他料理的丧事。父亲不会理财，银行的业务大权旁落，但有时却显出超人的精明。例如，一年清室小朝廷因为经济拮据，拿出一批宫里的地毯到盐业银行求售。别人看地毯已旧，花色暗淡，都说不要。他却令人全部收下。原来他看出地毯中夹有金线。那时教他京剧的师傅余叔岩因病久不登台，手头拮据，父亲叫他买下，结果把金线抽出就赚了三万元，地毯倒手卖出又赚了三万元。还有，他出身官宦，爷爷一生在官场中打滚，他却远离政治，和各派政治势力都保持一定距离，认识而已，却不深交。盐业银行经理吴鼎昌后来到蒋介石那里去当实业部长，他不但不去套近乎，反而和他疏远了。
父亲是个慷慨的人，只要有困难的人找到他，父亲总肯帮忙。我们钱不够的话也会想办法和别人借了给他。京昆名票包丹庭（包丹庭是京昆名票。1950年代初期在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曾为张伯驹主演《别母乱箭》配演周母）家有困难，找到父亲，但没有直接说借钱。父亲为了帮助包丹庭，就和他互换了房子，由于包丹庭的房子比我们的好一些，父亲还贴给他一些钱。
父亲喜欢字画，看什么东西都是过目不忘，老先生们家里书架上的书，只要父亲看过，放在哪个架子上、第几行、第几本，都能记住。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一些收藏品大部分都放在银行里，没有放在家中。历代的包括帝王在内的大收藏家，都在《平复帖》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迹。只有张伯驹，不留丝毫痕迹，凡经手收藏的人，几乎都在《平复帖》上赚钱获利，惟他莫名倒贴了一大笔银子，无偿捐献给国家。
父亲是个怪脾气，人家叫他“张大怪”。一次，有个他不喜欢的人来找他，父亲在下棋，人家叫他“张大爷”，他就是不理人家。我只能招呼客人说，您请坐，请喝茶。我还问父亲，爸爸您怎么不理人家啊，他还是不吭声，也不理我。对于不是与他志同道合的人，他就是这样。谁的品德高尚，谁的品德低劣，父亲心里有数，他什么都不说。
那时，我们家客人换拨来。隔一天总要来客人的，来吃饭，谈艺术，如京剧方面的，拉胡琴，然后书法的，画画的，也是这样。
红学家周汝昌曾经回忆说：“我到了张先生那里去了熟了以后，我不理张先生，张先生也不理我。我就坐在大客厅的外间，那都有案子，我愿意干什么干什么。我要回校了，我也不告辞，我出了门走，那个摆脱俗念。一丝没有俗气，一丝没有那个富贵气，一丝没有那个看不起人，说几句狂话，摆几副狂态，我就从来没见过。那个人那个气质、气味，那个温文尔雅，是这样一个人。”
老先生们来，我父亲就是互相切磋研究，你的东西拿出来让大家评论，哪点好，哪点不好。那时候北京的画家吴镜汀、吴佩衡啊，多得很。刘海粟也不是经常捧人的，可是他到北京来，他必须要到我们家来的，他们来了呢，就有说有笑有谈的。我父亲就对这些艺术界、文化界的，他特别尊重，你怎么说他都不累。
“我是中国人，为何要到国外去”
对于流失的东西，父亲想办法借钱也要把珍贵的收藏品文物买回中国。当时《游春图》流到琉璃厂的一个老板手上。父亲认为，这样珍贵的书画，不宜私人收藏，应归故宫博物院。他便找到故宫博物院，建议故宫博物院将此卷买下，还要求院方致函古玩商会，告知此卷不准出境。然而故宫博物院既不答应将此卷买下，也不愿致函古玩商会。最后，父亲决定自己出钱购买。由于钱不够，父亲忍痛将大拐棒胡同的房子，也就是原属李莲英的一处占地15亩的房院出售，换得220两黄金，另外加上母亲当卖首饰换来的20两黄金，才将《游春图》收下。
1941年初春，父亲上班之时，突然遭人绑架，绑匪索价300万元(伪币)，才能赎出父亲。知绑匪的目的是要敲诈他的名墨字画，父亲说：“要我的命可以，就是不能动我的字画。”如是僵持了近8个月，后来，母亲四处筹措了40根金条，才将父亲赎出，书画则一张未动。
现在，《平复帖》和《游春图》都成了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1956年，新中国第一年发行公债，文化部动员父亲等文化人士购买公债，可是家里没钱。父母就商量，共产党其实很好，有组织有纪律，我们不能听别人瞎说，亲眼见才为实。
说到这里要插一句，在解放军到北平之前，谣言很多，社会上有种看法是对共产党的到来有点恐惧。我们全家也曾打算去美国，父亲为此找好了翻译，做好了衣服。最后要去的时候，父亲想，“我是中国人，为何要到国外去，他们让我去，但我一个中国人在国外能干什么？”那时候父亲60岁了，他其实怀疑人们对共产党不信任的说法。最后，父亲决定，“我不能走，我是中国人，死也要死在中国。”
父亲觉得干脆把收藏的东西捐给国家，如果不捐，也不安全，画被偷被卖了，流落国外，这些中华民族的伟大遗产，子孙后代还要跑到国外去看吗？母亲很赞同父亲这样的想法。
当时共产党对民主人士、对文化人很尊重，文人就是这样，父亲觉得受到了应有的尊重，什么都可以做。所以，父亲总共拿出100多件收藏品，捐给了国家。特级珍贵的包括，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山水画作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国内现存的最古老的一件名人墨迹西晋陆机的《平复帖》等，都捐给了故宫博物院。
在文革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康生向父亲借了好多字画没有归还，父亲又不好说什么，父亲和陈毅经常下围棋，不经意提到过此事。陈毅便向毛主席汇报，主席就和康生谈话。1957年，康生就把父亲打成了右派。
父亲被打成右派后，家里就没有那么多人来了。运动后期，街道上的人挤进来不少住进我家。房钱则被房管局收了，我父母住在这还要掏房钱。父亲被打成右派时，我和我的先生在西安工作生活，我当时心里很难受，不能陪着父亲。同时，我在单位也受到批斗，但不敢对父亲讲，怕他受到影响，身体吃不消。我们来看父亲都是晚上偷偷摸摸地过来，因为是要“划清界限”。不过父亲有一副好身体，他会唱戏练过把式。我回来后，发现这些事好像没在他身上发生过一样，父亲还是依旧看书、写东西、下棋，一切都很自然。母亲的反应也不是那么强烈，她很了解父亲，相信父亲不会做反党的事情。我当时就很不理解，父亲平时就是做做收藏，给别人看看字画，没有做任何反党反人民的事情，怎么就被打成右派了呢？
当时有四五家别户人家住在这里，院子里的柿子树，在一户人家门口，虽然都是我家院子里的，但柿子我们不能摘，只有这家人能动。父亲的很多书也被抄走了，比如《二十四史》。
后来有人问父亲，被打成右派后有何感想。父亲则回答：“此事太出我意料……不过我告诉自己，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给我一顶帽子呢？”
“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
父亲时常教育我说：“一个人要热爱自己的国家，这是大事，不能马虎；除此之外都是小事，不必斤斤计较。”
父亲视钱财为身外之物，一生聚散大都用于收购文物。他在西安曾创建的“秦陇实业公司”，1949年后即奉献给国家。公司代表曾特地向他报告公司的发展和赢利情况，他一概不感兴趣，只说：“我不管了，厂子我不要了。”
父亲视权力为无物，他虽然是个交际广泛的社会活动家，因爱好多，曾组织或参加了许多的社团，如“北京京剧基木艺术研究社”、“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北京棋艺研究社”、“北京古琴会”等，他在里面大都是担任副职。反右时，有人说他有野心，他说：“.我从不想要权势地位，要想当官的话，别说先父在时，就是‘八•一五’之后，孙连仲让我在唐山和石家庄两市长中挑一个，我都没干。我没有那才干，我只能自比侯方域而已。”
父亲胸襟坦荡，虽处逆境，安之若素，既不顾影自怜，也不嫉恨别人。在反右运动中，京剧演员钱宝森在批判他的时候，有些过火言辞——其实这也怪不得钱，那时人人自危，也只好自伪以求自保。后来，钱宝森去世，父亲托人带去一百元的赙仪，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一个月的伙食费只不过十多元左右啦。有人劝他不必给这么多，意思意思就行了。但父亲坚持送一百，说，当初他帮我打把子练武功，我们的交情还在。
有一次，父亲要到沈裕君(中央文史馆馆员，章太炎夫人汤国黎的表兄)家中去下围棋，刚要出门，碰到一位香港来客买了一幅母亲的画，想请父亲题字，并表示愿意多加五百元。不料，父亲不听钱犹可，听了多付五百，便气冲冲地回答说：“不写，我现在要去下棋！”
1973年，袁世凯之孙袁家骝来华探亲，预定日程中有看望父亲的一项。国务院办公室因为他的家里早已破败不堪，准备给他另外安排一处比较像样的住处，以壮门面。父亲却答道：“我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何必换地方？”
还有一次，父亲在天津勾留，一位文史馆的老先生受其上级的委托，请父亲吃饭。这位老先生关请张牧石，转请父亲为他在其上级面前美言几句。张牧石不好拒绝，便将这个意思转达给了父亲。父亲却冷冷地说:“你看我是这样的人吗？”弄得张牧石惭愧不已。
父亲作为一代高士，时时感到了落寞，王世襄曾在他的画上题诗道：
银锭桥西宅不宽，黄花红叶耐霜寒。
分明自写双清影，寄与词人作画看。
一次，画家黄永玉在北京西郊莫斯科餐厅偶见父亲，只见父亲点了一客红菜汤，几片面包，草草食毕；将剩余的面包、黄油用小毛巾裹好，带走。
1982年2月初，饱经沧桑的父亲仍不时参与各种社交活动，且不久将有扶桑之行，举行画展。不料一次宴会归来突然患了感冒，不思饮食，高烧不退，只好于2月9日住进医院——位于后库的“北大医院”。他住的病房是八人间的，母亲见这里的几个病人病情都比父亲严重，遂向院方请求，能不能换个单人间或双人间的病房？院方的答复是：“张伯驹不够级别，不能换。”两天以后，同房的一个病人死了，父亲的病情不见好转，反而比进来时重了。他情绪更坏，闹着要回家。母亲再跟医院的人请求换病房，医院还是那么讲，说父亲不够格。过了两天，又死了一个。这时父亲想闹也闹不动了，他从感冒转成肺炎。
这之后，父亲曾六七天不思饮食，仅靠输液维持生命。2月15日是他八十五岁的生日，他忽然神清气爽，想要吃东西。恰逢张大千的孙子张晓鹰在出国前来探望，还与他合影留念。
1982年3月初，一位美籍人士从长江三峡入川访问后，到台北来访问大千，赠送了一份他渴望的珍贵礼物——一包故乡成都平原的泥上。手捧泥土，大千热泪纷纷，并把泥土供奉在先人灵位前。一勺水、一撮土，只要来自故乡，无不牵动张大千的心。
父母亲合作了一幅画寄给张大千。张大千遂电告其在兰州的孙子晓鹰探望父亲，并一再叮嘱晓鹰与父亲合影，把照片给他寄到台湾。
病榻上的父亲零星地知道了张大千的一些情况之后，泣不成声，挣扎坐起，与张晓鹰留下一幅最后的照片。下午，父亲请人录下他作的一首《七律》和一阕《鹧鸪天》：
病居医院，张大千兄令孙张晓鹰赴美，来视并拍照，因寄怀大千兄。
别后瞬经四十年，沧波急注换桑田。画图常看江山好，风物空过岁月圆。 一病翻知思万事，余情未可了前缘。还期早息阋墙梦，莫负人生大自然。
《 鹧鸪天•病居医院至诞辰敢赋》
以将干支斗指寅，回头应自省吾身；莫辜出处人民义，可负生教父母恩？ 儒释道，任天真；聪明正直即为神。长希一往升平世，物我同春共万旬。
父亲去世后，有人跑到北大医院，站在大门口叫骂：“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把那些住高干病房的人，都扒拉一遍，看看哪个的贡献，能赶上张伯驹？”
（摘自《挖历史》第二辑，作者周海滨，口述历史著名作家，凤凰网历史专栏作者。已出版《家国光影：开国元勋后人讲述往事与现实》《我们的父亲：国民党将领后人在大陆》等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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