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是个盲人，单身住在门房里。小孩子们学大人连名带姓地称呼他，不叫他罗叔叔。我家不许孩子没大没小，但我跟样学样也不叫他叔叔，我干脆不叫他。我站在他面前他就知道我是谁。
门房顾名思义是看门人待的地方，相当于单位的传达室。附近私家院宅里的门房以前不住人的，至多放几把雨伞、一两辆自行车。要把八户人家塞进以前单门独户的院子，门房就必须充分利用上。
罗从上海来，在政府为残疾人办的福利工厂上班。让一个盲人到外地工作，上海难道没有福利工厂吗，还是另有缘故？众人好奇，但是院子里家家都怕别人知道自己的底细，不想被人家问那么最好就不要挑起这类的话题。
罗带来一张席梦思双人床，占掉门房的大半面积。他还带来张小方桌，象法国餐馆里那种只能对坐两个人的小餐桌，铺着细线大格子的桌布。桌子塞在墙角里，挨着床，桌上放一只上海钻石牌折叠式旅行闹钟，瓦蓝的钟盒，镀金钟面。罗早晨上班完全依靠闹钟，不靠它起床，靠它锁门离家。钟的旁边摆着一只彩蛋，罩在一个小玻璃罩里，蛋上画的是黄山迎客松。
松树朝外面吗？清理桌子的时候他问我。
一半朝外面。
这样呢？反了。他的手指灵巧地转动着玻璃罩。
这样好了，我告诉他。
能看见字吗？看见。好客的松枝边有毛笔竖写的迎客松三个字。
方桌上靠墙角堆了一大摞五线乐谱，我不明白他要那些乐谱有什么用。我没问，不知道该怎么问。他读盲文，从外面背回家一本又厚又重的牛皮纸盲文书，估计是八开的纸，有一本杂志摊开那么大，三、四寸厚。
什么书？ 我问他。
毛主席语录。
他的手指飞鸟似地掠过纸上一个个的凸点，他的眼睫毛在动。
罗给我看他写字的笔，是一把小锥子，笔尖是一根圆头的金属针。他给我看盲文板，象一把双层的尺子，上面有好多小洞。他用盲文板夹住牛皮纸，咔咔地用锥子戳那些小洞，戳完一行拿给我看。纸上有一系列神秘的凹点，翻过纸张凹点变凸点。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他用指尖摸读着念给我听。我伸出手指摸摸那些凸点，幼稚地想到密电码。
门边的窗下摆着一架旧风琴，琴和他的席梦思床之间只有一张板凳的宽度。他不太会弹，手指试探着寻找琴键，学校里代课音乐老师的水平。我注意到他的手指苍白细长。
人家不要了的，他告诉我。
罗拿风琴当桌子用，在琴盖上吃饭。他只有一张板凳，一会儿塞在他的方桌底下，一会儿拉出来坐在风琴前面。
我母亲不许我跨进邻居的房门，我和罗在他的窗口说话，穿着白衬衫的他坐在风琴后面回答窗口外的问询，就像在坐传达室。
罗的床没有床头靠板，只有上下两层床垫，床尾站着个乐谱架。他会拉小提琴，拉得很不错，这话是我母亲说的，可我也听得出来罗拉琴比弹琴强太多。他常常晚饭以后拉琴，站在房门口可怜的一小方空地上面对着他的席梦思床拉。他高个儿，白衬衫洗得很白，拉琴的背影很好看。他根本用不着乐谱架。
夏天纳凉的夜晚他一拉琴母亲就不许我们讲话，带着我们在阳台上安静地听他的琴声从院门口女贞树底下传过来。罗从来不知道楼里有人认真地听他拉琴，更不知道我们对琴声的期待。
他拉的是练习曲，母亲告诉我们。
在我们开始汲取知识的年纪，唯一能够听到的演奏是一个盲人的提琴练习。
每隔一段时间罗的母亲就从上海来看他，我们叫她好婆。好婆来帮儿子洗被子床单，烧饭给儿子吃。门房和院墙之间有条两三尺宽的空地，搭了个油毛毡盖顶的斜披，里面放罗烧饭的炉子和小碗橱。好婆站在斜披的入口看院子里的人进进出出，很快锁定住我母亲。母亲下班进院门她总拉住母亲说一些话。
好婆是个瘦瘦小小的老太太，脑袋后挽着个髻，小鸟啼般地抱怨，南京热煞宁了，晚上困不着觉。母亲告诉她南京有的人家按季节更换家具，夏天把席梦思和沙发换掉。天太热，还是睡棕绷床铺草席凉快些。
换家具？好婆惊奇地问，哪儿有地方摆呢？
没有地方把上面的垫子丢掉好了，买个棕绷架在上面。
确实，我哥哥的单人床就是这么干的，棕绷和床架的尺寸不合，被切掉四角卡进床架去。我的儿童床配有藤编的床绷，夏天把床垫卸下来塞在床底下，人直接睡在藤绷上。南京人得要现实主义地活过夏天。
第二天好婆拉在我母亲，他不肯干，好婆嘀咕道。天太热了，他脾气都热坏了。
罗坐在风琴前享用好婆烧的饭，好婆站在房门口端着碗吃，他们只有一张凳子。母亲悄声说罗大概真的给热坏掉了。罗看样子三十几岁，和母亲差不多的年纪。
傍晚罗又拉琴了，有好婆替他料理家的时候他整晚地拉琴。他要是拉《思乡曲》就好了，母亲说。
参加工作后母亲用第一个月的全部薪水给自己买了个台时代牌手摇唱机，以后日积月累地买唱片。但是除了一套俄语灵格风所有的唱片都被抄走了，《思乡曲》就只剩下个名字。
有人送罗一只松鼠，关在一只自制的铁丝笼子里，搁在窗台上。附近院子里的孩子们蜂拥在门房的窗户前，看松鼠在笼子里晃悠它的大尾巴。
松鼠吃什么？我问罗。不知道。
罗不拉琴了，探索松鼠的食物。米饭、面条、生米粒、青菜、土豆、番茄一样样地试，松鼠都不吃。孩子们发动起来在附近的院子里捡松果，可是捡来的松果里没有松子。
也许吃苹果，罗说。
我回家去吃苹果，收拾起苹果核苹果皮送去给松鼠。罗从我啃了一半的苹果上切下一片打开铁丝笼子放进去。
它吃吗？ 罗问我。不吃。
晚饭以后我去看松鼠。松鼠在笼子里用它黑豆似的小眼睛瞧着我，它的小爪子抠住铁丝半蹲半站在笼子里，尾巴朝我摇一摇。
苹果上有牙印吗？罗问我。没有。罗轻轻叹了口气。
几天以后窗台上空了。
松鼠呢？还给人家了，罗说。
晚饭以后罗又拉琴了。母亲说他要是拉《思乡曲》就好了，很简单，很美。
我在思松鼠。
好婆从上海带来一把整个散了架的儿童小提琴。罗说那是他小时候的琴，他要把它粘好送给他姐姐的儿子。他在上海的家他就提了这么一次，我暗自羡慕那个将要得到一把提琴的男孩。
罗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堆奇奇怪怪的工具，他用一个空罐头盒在炉子上烧热一种胶，毛笔蘸着先把两片背板粘在一起。
有缝吗？罗问我。没有。我替他查看板的接缝，对着光看，有亮光就是有缝。
罗用盲文记录他的步骤，我看懂专心能让人做成不可思议的事，做事要有条理。他的手指跟长着眼睛一样，一天又一天他安上琴颈，安上琴头，安上指板、控弦板，安上琴马。他微微仰着的脸平静如水，眼帘永远低垂，手指摸索着做所有的事情。最后他安上腮托，调弦，试那把小小的琴。
他要是拉《思乡曲》就好了，母亲说。
从前我们在四川，想家的时候。。。当时大家都是流离失所的人，马思聪的《思乡曲》有名的不得了。
母亲的小时候，日本人的飞机炸毁了她的家，她们逃难到重庆去，在重庆还是挨轰炸，又逃去江津。她在四川的乡镇上长成少年。
她静静地听罗的练习曲，耐心地等。一样地在毁家之后，一样地回不去自己原先的家，现在连《思乡曲》也没有了。
好婆冬天来的时候，罗的脑子冷坏掉了。他把好婆关在门外面，好婆在斜披下冻了一夜。邻居说曾看见过罗手持他的板凳把好婆压在席梦思床上，好婆被压着动弹不得。
好婆对母亲说她年纪大了，来一趟很吃力。好婆的眼睛黑黑的，羞涩地望着某个地方。母亲陪着她站了一会儿。
好婆走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来南京。没有人知道罗是为什么，无论为什么他都太不应该。可他是个盲人，大家也就都原谅他，不把他想作坏人。他沉默地烧饭，吃饭，洗碗，沉默地拉他的琴，那几天没有孩子敢上他那儿去。
母亲总是说罗要是拉《思乡曲》就好了，可罗一次也没有拉过。她只好自己给我们讲那首《思乡曲》。她坐在书桌前，台灯晕黄的光把她带回到从前。
当年他们很多人推崇大鼓书，那些人喜欢昆剧、京剧、再就是京韵大鼓。阿公迷董莲芝，说怎么怎么好，后来喜欢汉剧。他们认为越剧、锡剧、黄梅戏是草台班，咿咿呀呀的，不值一提。那个时候的人就那样，大概《老残游记》读多了。马思聪就是去听京韵大鼓听出来的《思乡曲》，完全用大鼓的调，一点都没改。
我上中学的时候顾圣婴和马思聪重新被介绍给民众，我找到了母亲所说马思聪听的那首大鼓，其实是一首绥远民歌，一位说大鼓书的艺人唱给他听的：
城墙上跑马
掉不回那个头，
思想起咱们包头
哎哟我就眼儿抖。。。
《思乡曲》终于从收音机里播放出来，民歌里的悲凉无奈泊泊流淌成提琴弦上的柔和忧伤。母亲曾经想让我在童年时听到它，从悱恻缠绵而又间或明快的音乐里看见北方的山，迢迢没有尽头的路，看见青砖的城墙，运煤进城的骆驼，看见城墙下的马。但她没能如愿。
出国前夕我在城南一家瓷器店里意外地撞见罗，他在柜台前选一个粉彩瓷五子登科弥勒佛。我有十几年没见到过他，他的盲棍靠在身旁，还是从前用的那根。
他仔细地摸弥勒佛的脑袋，肚子，上下每一处地方。我不出声地站在几步以外瞧他用手指观赏一件瓷器，他的手指似乎比以前粗一些，不再苍白。他老了许多，使我意识到久别重逢也可以是一件伤感的事。
罗的指尖触摸到弥勒佛肩头一个小童的衣服上，什么颜色？
售货员不耐烦地说，什么颜色都有。
那一刻我想上前去告诉他童子衣服的颜色，象我小时候一样。但我没有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还是不惊动他为好。
我确信自己在他的记忆里很淡，一个邻居小孩。报给他我的乳名他应该能记起，可我和他说什么呢，告诉他我就要走了？一丁点意思都没有。文革已经过去，杂院已经归还楼下张家，他怎么没有回上海。好婆呢？也许已经不在了。好婆是个尴尬的话题。
我默默地看着他付钱，把弥勒佛放进手提包。我想到他的那个迎客松彩蛋，他还和从前一样，没变。我挺难受的，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我出国去就不打算回来。我不必搅动他记忆的水潭，但我的记忆里会永远有他，他的松鼠，他在傍晚时拉的琴，缘起于他一首《思乡曲》伴我长大，如影随形。
几年以后我想去比利时玩，到卢森堡在南锡的领事馆申请签证。小国家没有钱，领事馆只有一间房间，在斯坦尼斯拉斯广场后面的街上一幢破旧失修的楼里。我早上去的，办事的人让我下午取签证。我沿着墙上石灰一块块往下掉的楼梯逃出楼去，在广场四周漫无目的地逛。忽然地我记起马思聪是在巴黎音乐学院的南锡分校读的书，遂起意去广场周围分叉出去的旧街里找，设想老音乐学校该和歌剧院、美术馆一样在广场附近的某个地方。我找了一圈，问人都摇头不知，那个分校好象不曾存在，或许我的法语太烂了。
踱回到广场中心，我坐在持剑的斯坦尼斯拉斯铜像的脚下杀时间，呆望着广场边的市政厅，皇后旅馆门外的咖啡座，还有那扇著名的金碧辉煌的大铁门。那首泣诉的《思乡曲》一点点地漫上心头：
城墙上跑马
掉不回那个头，
想起了我的家乡
我就牙儿肉儿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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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房顾名思义是看门人待的地方，相当于单位的传达室。附近私家院宅里的门房以前不住人的，至多放几把雨伞、一两辆自行车。要把八户人家塞进以前单门独户的院子，门房就必须充分利用上。
罗从上海来，在政府为残疾人办的福利工厂上班。让一个盲人到外地工作，上海难道没有福利工厂吗，还是另有缘故？众人好奇，但是院子里家家都怕别人知道自己的底细，不想被人家问那么最好就不要挑起这类的话题。
罗带来一张席梦思双人床，占掉门房的大半面积。他还带来张小方桌，象法国餐馆里那种只能对坐两个人的小餐桌，铺着细线大格子的桌布。桌子塞在墙角里，挨着床，桌上放一只上海钻石牌折叠式旅行闹钟，瓦蓝的钟盒，镀金钟面。罗早晨上班完全依靠闹钟，不靠它起床，靠它锁门离家。钟的旁边摆着一只彩蛋，罩在一个小玻璃罩里，蛋上画的是黄山迎客松。
松树朝外面吗？清理桌子的时候他问我。
一半朝外面。
这样呢？反了。他的手指灵巧地转动着玻璃罩。
这样好了，我告诉他。
能看见字吗？看见。好客的松枝边有毛笔竖写的迎客松三个字。
方桌上靠墙角堆了一大摞五线乐谱，我不明白他要那些乐谱有什么用。我没问，不知道该怎么问。他读盲文，从外面背回家一本又厚又重的牛皮纸盲文书，估计是八开的纸，有一本杂志摊开那么大，三、四寸厚。
什么书？ 我问他。
毛主席语录。
他的手指飞鸟似地掠过纸上一个个的凸点，他的眼睫毛在动。
罗给我看他写字的笔，是一把小锥子，笔尖是一根圆头的金属针。他给我看盲文板，象一把双层的尺子，上面有好多小洞。他用盲文板夹住牛皮纸，咔咔地用锥子戳那些小洞，戳完一行拿给我看。纸上有一系列神秘的凹点，翻过纸张凹点变凸点。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他用指尖摸读着念给我听。我伸出手指摸摸那些凸点，幼稚地想到密电码。
门边的窗下摆着一架旧风琴，琴和他的席梦思床之间只有一张板凳的宽度。他不太会弹，手指试探着寻找琴键，学校里代课音乐老师的水平。我注意到他的手指苍白细长。
人家不要了的，他告诉我。
罗拿风琴当桌子用，在琴盖上吃饭。他只有一张板凳，一会儿塞在他的方桌底下，一会儿拉出来坐在风琴前面。
我母亲不许我跨进邻居的房门，我和罗在他的窗口说话，穿着白衬衫的他坐在风琴后面回答窗口外的问询，就像在坐传达室。
罗的床没有床头靠板，只有上下两层床垫，床尾站着个乐谱架。他会拉小提琴，拉得很不错，这话是我母亲说的，可我也听得出来罗拉琴比弹琴强太多。他常常晚饭以后拉琴，站在房门口可怜的一小方空地上面对着他的席梦思床拉。他高个儿，白衬衫洗得很白，拉琴的背影很好看。他根本用不着乐谱架。
夏天纳凉的夜晚他一拉琴母亲就不许我们讲话，带着我们在阳台上安静地听他的琴声从院门口女贞树底下传过来。罗从来不知道楼里有人认真地听他拉琴，更不知道我们对琴声的期待。
他拉的是练习曲，母亲告诉我们。
在我们开始汲取知识的年纪，唯一能够听到的演奏是一个盲人的提琴练习。
每隔一段时间罗的母亲就从上海来看他，我们叫她好婆。好婆来帮儿子洗被子床单，烧饭给儿子吃。门房和院墙之间有条两三尺宽的空地，搭了个油毛毡盖顶的斜披，里面放罗烧饭的炉子和小碗橱。好婆站在斜披的入口看院子里的人进进出出，很快锁定住我母亲。母亲下班进院门她总拉住母亲说一些话。
好婆是个瘦瘦小小的老太太，脑袋后挽着个髻，小鸟啼般地抱怨，南京热煞宁了，晚上困不着觉。母亲告诉她南京有的人家按季节更换家具，夏天把席梦思和沙发换掉。天太热，还是睡棕绷床铺草席凉快些。
换家具？好婆惊奇地问，哪儿有地方摆呢？
没有地方把上面的垫子丢掉好了，买个棕绷架在上面。
确实，我哥哥的单人床就是这么干的，棕绷和床架的尺寸不合，被切掉四角卡进床架去。我的儿童床配有藤编的床绷，夏天把床垫卸下来塞在床底下，人直接睡在藤绷上。南京人得要现实主义地活过夏天。
第二天好婆拉在我母亲，他不肯干，好婆嘀咕道。天太热了，他脾气都热坏了。
罗坐在风琴前享用好婆烧的饭，好婆站在房门口端着碗吃，他们只有一张凳子。母亲悄声说罗大概真的给热坏掉了。罗看样子三十几岁，和母亲差不多的年纪。
傍晚罗又拉琴了，有好婆替他料理家的时候他整晚地拉琴。他要是拉《思乡曲》就好了，母亲说。
参加工作后母亲用第一个月的全部薪水给自己买了个台时代牌手摇唱机，以后日积月累地买唱片。但是除了一套俄语灵格风所有的唱片都被抄走了，《思乡曲》就只剩下个名字。
有人送罗一只松鼠，关在一只自制的铁丝笼子里，搁在窗台上。附近院子里的孩子们蜂拥在门房的窗户前，看松鼠在笼子里晃悠它的大尾巴。
松鼠吃什么？我问罗。不知道。
罗不拉琴了，探索松鼠的食物。米饭、面条、生米粒、青菜、土豆、番茄一样样地试，松鼠都不吃。孩子们发动起来在附近的院子里捡松果，可是捡来的松果里没有松子。
也许吃苹果，罗说。
我回家去吃苹果，收拾起苹果核苹果皮送去给松鼠。罗从我啃了一半的苹果上切下一片打开铁丝笼子放进去。
它吃吗？ 罗问我。不吃。
晚饭以后我去看松鼠。松鼠在笼子里用它黑豆似的小眼睛瞧着我，它的小爪子抠住铁丝半蹲半站在笼子里，尾巴朝我摇一摇。
苹果上有牙印吗？罗问我。没有。罗轻轻叹了口气。
几天以后窗台上空了。
松鼠呢？还给人家了，罗说。
晚饭以后罗又拉琴了。母亲说他要是拉《思乡曲》就好了，很简单，很美。
我在思松鼠。
好婆从上海带来一把整个散了架的儿童小提琴。罗说那是他小时候的琴，他要把它粘好送给他姐姐的儿子。他在上海的家他就提了这么一次，我暗自羡慕那个将要得到一把提琴的男孩。
罗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堆奇奇怪怪的工具，他用一个空罐头盒在炉子上烧热一种胶，毛笔蘸着先把两片背板粘在一起。
有缝吗？罗问我。没有。我替他查看板的接缝，对着光看，有亮光就是有缝。
罗用盲文记录他的步骤，我看懂专心能让人做成不可思议的事，做事要有条理。他的手指跟长着眼睛一样，一天又一天他安上琴颈，安上琴头，安上指板、控弦板，安上琴马。他微微仰着的脸平静如水，眼帘永远低垂，手指摸索着做所有的事情。最后他安上腮托，调弦，试那把小小的琴。
他要是拉《思乡曲》就好了，母亲说。
从前我们在四川，想家的时候。。。当时大家都是流离失所的人，马思聪的《思乡曲》有名的不得了。
母亲的小时候，日本人的飞机炸毁了她的家，她们逃难到重庆去，在重庆还是挨轰炸，又逃去江津。她在四川的乡镇上长成少年。
她静静地听罗的练习曲，耐心地等。一样地在毁家之后，一样地回不去自己原先的家，现在连《思乡曲》也没有了。
好婆冬天来的时候，罗的脑子冷坏掉了。他把好婆关在门外面，好婆在斜披下冻了一夜。邻居说曾看见过罗手持他的板凳把好婆压在席梦思床上，好婆被压着动弹不得。
好婆对母亲说她年纪大了，来一趟很吃力。好婆的眼睛黑黑的，羞涩地望着某个地方。母亲陪着她站了一会儿。
好婆走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来南京。没有人知道罗是为什么，无论为什么他都太不应该。可他是个盲人，大家也就都原谅他，不把他想作坏人。他沉默地烧饭，吃饭，洗碗，沉默地拉他的琴，那几天没有孩子敢上他那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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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中学的时候顾圣婴和马思聪重新被介绍给民众，我找到了母亲所说马思聪听的那首大鼓，其实是一首绥远民歌，一位说大鼓书的艺人唱给他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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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乡曲》终于从收音机里播放出来，民歌里的悲凉无奈泊泊流淌成提琴弦上的柔和忧伤。母亲曾经想让我在童年时听到它，从悱恻缠绵而又间或明快的音乐里看见北方的山，迢迢没有尽头的路，看见青砖的城墙，运煤进城的骆驼，看见城墙下的马。但她没能如愿。
出国前夕我在城南一家瓷器店里意外地撞见罗，他在柜台前选一个粉彩瓷五子登科弥勒佛。我有十几年没见到过他，他的盲棍靠在身旁，还是从前用的那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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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货员不耐烦地说，什么颜色都有。
那一刻我想上前去告诉他童子衣服的颜色，象我小时候一样。但我没有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还是不惊动他为好。
我确信自己在他的记忆里很淡，一个邻居小孩。报给他我的乳名他应该能记起，可我和他说什么呢，告诉他我就要走了？一丁点意思都没有。文革已经过去，杂院已经归还楼下张家，他怎么没有回上海。好婆呢？也许已经不在了。好婆是个尴尬的话题。
我默默地看着他付钱，把弥勒佛放进手提包。我想到他的那个迎客松彩蛋，他还和从前一样，没变。我挺难受的，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我出国去就不打算回来。我不必搅动他记忆的水潭，但我的记忆里会永远有他，他的松鼠，他在傍晚时拉的琴，缘起于他一首《思乡曲》伴我长大，如影随形。
几年以后我想去比利时玩，到卢森堡在南锡的领事馆申请签证。小国家没有钱，领事馆只有一间房间，在斯坦尼斯拉斯广场后面的街上一幢破旧失修的楼里。我早上去的，办事的人让我下午取签证。我沿着墙上石灰一块块往下掉的楼梯逃出楼去，在广场四周漫无目的地逛。忽然地我记起马思聪是在巴黎音乐学院的南锡分校读的书，遂起意去广场周围分叉出去的旧街里找，设想老音乐学校该和歌剧院、美术馆一样在广场附近的某个地方。我找了一圈，问人都摇头不知，那个分校好象不曾存在，或许我的法语太烂了。
踱回到广场中心，我坐在持剑的斯坦尼斯拉斯铜像的脚下杀时间，呆望着广场边的市政厅，皇后旅馆门外的咖啡座，还有那扇著名的金碧辉煌的大铁门。那首泣诉的《思乡曲》一点点地漫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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