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徒手/文
1963 年11月，江青开始正式介入“京剧革命”运动。江青磨戏的韧性在当年是出了名的，她拍板定下的事情决不容许含糊应付。她指示《红灯记》剧组一定要突出李玉和这个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粥棚脱险》这场戏，江青觉得可表现李玉和“机警智慧”。导演阿甲却觉得粥棚“没有戏”，砍掉了。江青得知后大为不满，坚持一定要恢复这场戏。在第一场戏里，编导让李玉和用大衣遮住脸，在紧张的音乐气氛中踉跄走上舞台，哈腰驼背。江青恼怒地责问：“出来那么紧张干什么？”确定第一次亮相必须要“英俊高大”。
从彩排到正式公演，江青的思维异常活跃，对整部戏可说是全方位地修整。大到情节的安排，譬如监狱戏（第七场）要全部改动；小到一系列琐碎的细节，如所有念唱中的“小鸠山”都改为“贼鸠山”、李奶奶的服装补丁要补在肘上、“今日斗敌顽”的“顽”字要换个仄声字、奶奶讲家史讲到“砰的一声”手拍桌太响、第五场特务搜查要搜查得内行些，等等。
江青有时愿意给人物增改台词，譬如她要让鸠山说这样的话：“一个共产党藏的东西，一万个人也找不到”。1965年《红灯记》在上海演出，一天深夜编导们早已在房间躺下休息，江青突然特地打来电话说，她已经考虑好将“李玉和救孤儿东躲西藏”这句唱词改为“李玉和为革命东奔西忙”。
江青对京剧的曲调十分敏感，屡屡指出某些曲调改得不舒服，要求现代京戏不要乱动传统。她希望李玉和的唱腔设计是激昂慷慨的，建议唱“二黄”、“倒板”、“回龙”和“原版”等。
她一再强调，铁梅的成长要有层次，她只是十七岁的孩子，不要懂得太多。原排演时，铁梅从刑场下来骂鸠山“我撕下你的狼皮”，江青要求取消这句话，认为铁梅此时是神经傻了，应是“慢步凝神地跑回去”。公允而论，江青所提的这些修改意见较为平实。
江青与北京京剧一团《沙家浜》剧组的关系最为纠结，随着排演的深入，江青与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彭真明暗两方面的较劲越来越升级。有一回江青看到彩排的戏未照她的意见修改。不怕得罪彭真，坚决要求停演退票。
注意演员穿的服装，甚至补丁补在哪里，阿庆嫂裤子镶什么边……江青都要一一过问，连新四军草鞋上的红绒球都是她出的主意。为了“芦花白早稻黄绿柳成行”一句唱词，她亲自调查故事发生地常熟那个时候是不是早稻成熟的季节，发现与事实不适，才改成“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琢磨“穿过了山和水沉睡的村庄”唱词时，她生怕有误，特地了解常熟那一带有没有上。
1964年10月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公演之前，她接连到剧团七八次，从表演到化装都提出来修改意见。江青对演出现场的服装质量一向很在意，注重舞台呈现的效果。她提出，洪常青要讲究造型，白衣服是否再做一套，要挺一些。果然，第三场以华侨富豪身份出现的洪常青衣着华丽，西装革履，白衬衣合身，在那个年代看来都是耀眼之举。她说：“灰衣服应突出红领章，红用得不突出，要换，现在不鲜艳。琼花也是，可以考虑用点金边。”
在排演过程中，江青对《红色娘子军》剧组用了较多的批评口吻，有时到了苛刻的地步，看出她在后期阶段心态有些急躁和焦虑，少了前期的那种耐心和谦逊。譬如她会指责说“过场音乐稀稀拉拉”、“灯光搞得很凶”等等，用语偏向严厉，有时让人一时没法接受。
在排演之中，江青几次主动提及自己的个人经验，供演员们排练时参考。如她嫌琼花手捧洪常青给的银币表情不够，就告诉演员：“你们不知道旧社会，我小时候给一个铜板就不容易，洪常青给她的是银毫子，她要感动得流泪，这地方是有戏的。”在讨论“琼花参军”一场时，她启发道：“我未到延安时，心中早就向往着延安，当远远地看到‘延安’这两个字时，我的眼泪就出来了。琼花看到红旗也应该这样。”不回避过去个人的挣扎经历，从第一夫人的尊贵身份来说，已属难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