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爷在巴黎（一）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一
万润南坐在路边小酒馆的绿色座椅上等我们。象5个月前的见面一样，又是个雨天，他仍头发短促、下颌上留一片花白胡子，套一件蓝色的夹克。
空气都湿漉漉，但巴黎郊外比北加州的小镇要诗意得多。那乏味、标准化的老年公寓、孤零零餐厅里的粗壮大妈，被蜿蜒的小路、妩媚的法国姑娘替代了。
我们坐下来，他点了阿尔萨斯的红酒，还有味道不佳的鲑鱼。因为心脏问题，他再不能大口饮酒。在三十年前的中国商业世界，除去大胆与精明，他还以豪饮著称。他曾戏称自己体内有一种特别的酶，可以分解酒精。
“四分之一地方都堵死了”，他用拳头来作比心脏，为我讲解心房与心室的关系，哪个部分出了问题。他的声音镇定、平稳、缓慢，很少表现出强烈的情绪。这是一种奇怪的抽离感，在谈论自己，仿佛谈论的是另一个人。其中还有一种令人信服的坦诚，似乎对所有事都可开诚布公。
他气色颇佳、谈兴也浓，丝毫看不出危险的迫近。比起上一次，气氛更为放松与亲密。可能是他对我增加了了解，也可能是巴黎的气氛使然。
他钟情巴黎，这里的梧桐树、小巷与洋房，正像他成长的上海的法租界。更重要的是，这还是雨果的故乡。在他狂热、匮乏的青年年代，“革命”魔咒般地存在，没什么比雨果的《九三年》更能捕捉到这种革命的崇高与残酷。
25年前的逃亡开始时，法国是第一个接纳他们这些流亡者的国家。它不仅接纳、还把最慷慨的荣誉给予他们。那年7月，正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在盛大的纪念仪式中，他们被邀请到主席台上，当游行队伍经过时，他们发现中国留学生是第一方队。法国人将整个春夏之交的天安门广场视作对大革命精神的延续，这些青年人与知识分子是“大革命精神”的继承者。
两个世纪以来，不管是1789年、1848年还是1871年，革命就像是文学、艺术、时装一样，是巴黎最重要的风尚，也是最被庆祝的精神。
令人嘲讽的是，“流亡”这一个概念正是因法国大革命而起。当“公民们”攻陷了巴士底狱、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后，法国贵族们开始四处逃散，他们成为了“流亡者”，它的声誉不佳。巴黎制造了流亡者，也慷慨地接待过形形色色的流亡者，从19世纪的赫尔岑到20世纪初的列宁再到冷战时代的米沃什，更有军人独裁时代的拉美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他们是政治人物、作家、艺术家，常是为了逃离一个令人压迫的政治制度到此。
但巴黎从未接纳这样规模宏大、面貌清晰的流亡群体。经由电视新闻网的直播，天安门事件变成了一场全球性的戏剧，延续了整个夏天。从热情高涨的青年到血腥屠杀，它的高度戏剧性更使它深刻地进入了整个世界的道德意识，它不再像是来自遥远国家的悲惨故事，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这幕惨剧逃出的人们，成了天然的道德象征，北京对他们的口诛笔伐，更加深了这一形象。他们的群体也足够庞大与多元，有魅力四射的学生领袖、昔日当权者的智囊、声名显赫的知识分子、新兴的企业家……他们不仅代表了一个失败的、被同情的过去，同样代表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这一群精英或许可以为未来中国提供另一种可能。
二
“我们犯的最大错误是，低估了难度，低估了共产党的韧性。”他说。这一定是个痛苦的、充斥着幻灭与挫败的发现过程。
“六年内，李鹏政府将垮台”，这是他在1989年8月22日的《华尔街日报》上的预言，届时他们组建的“民主中国阵线”将回到北京参与自由选举，——“如果人民不投票给我们，这没关系，但他们必须给予选择的机会。”
如今读来，这预言像是荒诞呓语，不过在当时，它却颇令人信服。他的预言甚至显得不无保守。另一位更年长、也更声誉卓著的流亡作家刘宾雁大胆宣称三年内北京政权必然垮台。
整个世界舆论都响应这种乐观。随着东欧的转变、柏林墙倒塌、齐奥塞斯库被处死、还有岌岌可危的苏联，这乐观似乎再恰当不过了。但这乐观也给这群流亡者带来一种奇妙、令人不安的影响。你刚从一场巨大的屠杀中逃离，限于一种深深的恐惧、惊诧、愤怒与无力中，然后你成了道义上英雄，接着又被赋予塑造未来的期望。广场同伴的血迹未干，流亡者们却谈论起可能的政权更替，而他们可能成为新的主人。
当这些流亡者在巴黎开始筹建流亡政治组织“民主中国阵线”时，他们没有被视作失败者的聚会，反而以某种流亡政府的形象示人。或许西方政府仍谨慎的支持，但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则纷纷表示出直截了当的热忱，从波兰团结工会的代表到哈维尔的祝贺，“民主中国阵线”拥有了真正的政治合法性。而在法国，政治人物与公众人物都投来普遍的敬意与支持。密特朗总统公开宣称，一个屠杀自己的青年的政府是没有未来的，在索邦大学的“民主中国阵线”的成立大会上，一位年轻的法国政客满脸敬畏地坐在前排，他日后成了萨科齐总统。
那定是种混乱、复杂、甚至癫狂的感受。在1989年冬天的巴黎，一些流亡者在酒醉后说，明年要把酒桌摆回中南海，向自己的支持者许诺部长、省长之职……
万润南很少、或许也不愿意回忆起这些荒诞。他甚至弱化自己在当时的重要性。“他们总需要一个跑腿的”，他常这样说。但在当时的流亡群落中，他是少有的具有现实经验的人，他在四通的巨大成功，足以让他被寄予希望——倘若作为主席与副主席的严家其与吾尔开希是精神与道德上的象征，他这位秘书长才是实践这民主理念的具体重任。他在当时在全球媒体上正是这样一个自信、实干的组织者的形象——他既然能从一个红卫兵变成一个成功企业家，为何不能再次从一个企业家变成一个政治人物？
但现实的挑战却比所有人想象的更严峻。不仅北京政权的生命力顽强，它逆流而上，直至创造了新潮流。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流亡者也面临着内部的重重困境。当1989年9月的“民主中国阵线”成立的会场里响起《自新大陆》的旋律，人们陶醉于一个可能的未来，但这个未来如何实现？
这群流亡者都知道反对的政治理念与制度是什么，但他们能建立一个不同的吗？他们背景各异，也几乎都缺乏政治经验，更糟糕的是，他们还不无痛苦地发现，自己都是所反对的体制的产物，不管是思维方式、言谈举止，都带有他们所痛恨的“党文化”的痕迹。他们都曾是各自领域的精英人物，但在新的试验中，却发现连一些基本的常识都不知。
“在牛津读书的胡志强给我们带来《罗伯特议事日程》（Robert's Rules of Order）”，他回忆说。他们以反对专制、寻求民主的姿态出现，却甚至不知道怎样开一场民主会议，如何表达自己、又尊重他人的意见。
来自台湾的胡志强也是这个流亡组织与台湾密切关系的象征之一。这也是意外的相逢。自1949年以来，台北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流亡政权。在冷战的格局中，台北与北京均以“真正的中国”自居，都试图在否认对方的合法性。力量日趋衰落的台北，也试图扶植海外的对抗力量。从更早在纽约成立的“民联（全称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到突然兴起的“民阵（全称民主中国阵线）”，台北都试图支持、当然也试图操控它。对于流亡者来说，这既让人安慰又令人担心。
因为经济繁荣与民主转型的成功，台湾正散发出一种迷人魅力，它富有说服力地表明华人社会能创造出民主，大陆不过是一个更大规模的台湾。但这也是危险的魅力，大陆的流亡组织不是台北“反共计划”的一部分，它想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在最初的热烈憧憬之后，流亡者很快发现他们的根本困境。倘若他们不能以“夺取权力”为目的，思想与行动都将丧失焦点。与一个世纪前的列宁与孙中山不同，他们没有一个坚定的意识形态可供追寻、也无心创造一个严密的组织，他们都曾饱受这种“革命”的痛苦，想寻求另一种方式。他们一开始就宣称以民主的方式组织起来。
倘若民主政治是以选民为基础，流亡政治欠缺这基础。他们有同情者与支持者，却没有选民与监督者。他们身在异乡，关心的是中国。他们陷入一种天然的分裂感。这分裂感随着外界支持——不管是经济上、还是道义上的——的减弱变得更加显著。众望所归的“民主中国阵线”似乎滑向内部的混乱与争斗……
万爷在巴黎（二）
一
“你真开过出租车吗？”我问。
这个故事广为流传，这位昔日的四通集团的创始人、天安门运动的“黑手”、海外民主运动领袖曾以开出租车为生。
很少人说得清这个故事的原委，它是发生在哪个时间，又是在哪个地点。讲故事的、听故事的也没有追究的兴趣，似乎仅仅这个模煳的事实就足以表达出他们的复杂感受——它是感伤的，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没落；它是犬儒的，海外民运之路压根走不通；它也是自我提醒的，千万别沦为一个政权的敌人……
这个情节也变成了海外民运的缩影，它的历史、卷入其中的个人命运都暧昧不清、从未被认真梳理过。旁观者或者出于同情不去触碰，或者有意地忽略他们，他们自己则回避对其中常常苦痛、不堪的挣扎。
“在美国，房子与车子是主要的开销”，他对这个问题保持着一贯的坦然。他的确开过出租车，不是普通的出租车，是专门机场接送的租赁车。那是2001年到2004年，他住在旧金山的Millbrae时。“它们本来都是生活资料，你要把它也变成生产资料”，他接着说，习惯性地用着那代人挥之不去的马克思式的词汇。他租下了一个四室的公寓，将每个房间装上宽带与电话，使之可以独立出租。他的接送机场的业务，不仅解决了车的问题，每个月还有两三千美元的现金。
他的企业家精神从未消失。在整个90年代，他在忙于流亡政治的同时，也仍以一个创业家的身份活跃着。这既是流亡政治的需要，它可能提供组织活动急需的经济来源，也是个人生存的无法回避的问题。
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商业成功再也未能重演过，很多时刻，他还运气不佳。他在巴黎投资过餐馆，结果他的合伙人卷入一场戏剧性十足的凶杀案，让他损失了几百万法郎。他也曾纵情于美国的科技股票，每日紧盯着纳斯达克的指数。在高峰期时，他在尚未被摧毁的世贸大厦租了办公室。他的投资哲学颇有成效，他只买交易量大的股票，因为它的价格空间比较大，他也严守“见好就收”的原则。他的判断一度准确，相信科技股票被高估了，当纳斯达克指数从5,000点跌到3,000点时，他仍然赚钱，看起来他的商业才能再度绽放了。
但他没有预料到它仍会继续下跌，当跌到1500点时，他赚的钱又全部赔了出去，世贸大厦的办公室关张了。这让万润南陷入尴尬。在流亡圈子中普遍的说法是，投资本金是流亡的朋友们所凑，他们信任与期待他的投资眼光，他不仅令他们失望了，经济损失还令他们的关系突然紧张起来。在普遍匮乏的环境中，损失让人际关系更加脆弱。
“打击不大，不过是白忙了一场”，他的描述与传说的不同，投资人都收回了本金。对他个人来说，后果比“白忙一场”更严重。他的身体就是那时搞糟的。那是忙碌与刺激的三年，从早晨开盘，他就紧盯屏幕，“一天不吃饭、不喝水，也毫无感觉”。
接下来，他进入了一个艰难时刻，也远离了熟悉的世界，租房、开车、休养身体。他不太承认人生的困顿，总以更乐观的眼光来面对它。他不仅把出租车从“生活资料”变成了“生产资料”，还变成了学习经验。他的很多客户都是往返于中美之间的工程师与创业者，他们往返于新竹、中关村和硅谷之间，技术、管理、资金在其中流动，产业的转移也迅速发生。他的客户中也有雄心勃勃的中国创业者，包括创办UT实达康的吴鹰与新浪的投资者茅道林。
“我认识他们，他们不认识我”，他打趣地回忆说。进入21世纪的中国面貌再度发生变化。它不仅未如很多人预言的那样崩溃，反而迅速地崛起，变成了经济奇迹的代名词。整个世界都急于进入这个世界最大的新兴市场，在它激升的贸易额中分得一部分。他熟悉的那个中关村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他的四通公司曾希望模仿IBM、也被称作“中国的IBM”，但如今中关村的另一家公司联想收购了IBM的PC业务，中国的公司不仅再是模仿者，它也可能成为规则的制定者。但这股新兴商业力量没如他当年期望的那样，成为政治变革的推动力，它成了现有政治秩序的合作者。北京政权似乎也焕然一新，那个屠杀自己青年的极权体制的形象退隐了，取而代之的是世上最成功的发展主义政府。
相反的，流亡者跌入了历史的夹缝中。取代共产党的想法早已变成了笑料，流亡组织四分五裂、丧失公信力，人们如今甚至很难想象他们曾获得的巨大影响力。在流行的看法中，流亡政治多少就象是对19世纪的流亡者马克思观点的确认——“一所学习丑闻与平庸的学校”。他当然也成了这流行论调的受害者，即使他个人从未直接卷入这些丑闻中，但是他变得如此无关紧要。想起昔日四通的巨大影响力、西方报纸的“计算机天才领导反对组织”的标题，都象是遥远的神话。
二
万润南不同意这种悲观论调。“中国的流亡政治还是不错的”，他常这样说。为这结论作证的是历史的、其他国家的流亡者们。俄国的流亡者互相暗杀，孙中山的内部组织更是一团糟，东欧在冷战时代的流亡政治更是边缘得不得了，他们被彻底地遗忘了。
相较而言，1989年后的中国流亡者，他们的内部纷争仍是温和的。他们大部分努力消散，但仍有少部分人在坚持，他们的声音并没有彻底消失。万润南也属于这微弱声音的一部分。他仍出现在巴黎的人权广场的六四纪念活动上，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分析中国政局，撰写回忆与评论文章——行动与组织的空间萎缩了，抵抗变得更为个人化。
不过，很多分析却总象隔着什么。这或许也是流亡者最大的损失，他与自己熟悉的世界斩断了联系，同时也未能顺利地进入新世界。相比于同代人，万润南有着惊人的适应能力。但这代人的普遍缺陷也仍存在着。他们在一个荒芜年代成长，对一个正常的、多元世界的认识开始得太晚。他热爱法国，却从未试图学会法语。在客居法国与美国这么多年后，他对这两个国家的理解仍是概念的、模式化的。他对中国的分析，也与互联网上普遍论调没有太多区别，似乎他的独特阅历并没有给他带来一种独特的视角。
这可以理解，他从来是一名行动者、组织者，而非思想者。这或许也与他相对幸运的流亡生涯有关，他总能营造一个小圈子，在其中获得安全与温暖，他从未陷入彻底孤立的绝境。
他坦然接受了这边缘化的命运。几年前，他曾被戴晴提醒（或许是半开玩笑的）——在中国未来的变化中，将没有你们的位置，他则回答说，中国的变化好比一场化学反应，有参与物，也有生成物，我们是促成这场化学反应的温度、压力与催化剂，在将来的生成物中，没有我们的位置，但我们有其作用。
在谈起昔日的竞争对手，他也有种特别的宽容。谈起曾被大肆宣扬的“陈万之争”，他说那是完全被夸张的，说起和他曾势同水火的朱嘉明，他说他有才华、有雄心，劝去和他多谈谈，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事件。他甚至主动帮我联络那位“攻击”他的女记者，因为没人能代表真相，你必须多方探寻。
他的温和态度令人很难想象他当初的意气风发，他在流亡政治内部掀起的“倒万风潮”。他曾被一位流亡记者称作斯大林式的人物，用铁腕控制钱与人。他也接受了流亡的命运，很有可能，他将终老异乡。
这是与命运的和解吗？“我随遇而安，得过且过，是被卷入政治的”，他总喜欢这么说。他也引用梁启超，“先时之人、应时之人”，他本应是“应时之人”，却无意中变成了“先时之人”。这是一种自谦，还是另一种意义的推卸责任——强调历史之大势，也意味着个人无需为失败负太多的责任？
不过，他的确在退入一个更个人的世界，这与他的年龄、经历、身体状况都有关系。在微信的朋友圈里，他以“万爷”的名义分享他的感悟、所拍照片、追忆往昔，“万爷”正是他清华读书时的外号，在青春时代，人人故作老成，称彼此为“爷”。他也带着孙儿前往法拉第街10号，那曾是民主中国阵线的办公室，也在索邦大学的礼堂前留影。
25年前的民主中国阵线正是在此成立的，大会进行时，悬挂的横幅“民主中国阵线成立大会”突然倾斜下来，正在发言的他的反应颇富机智：“这预兆民阵前途有波折，但胜利必然属于我们。”
他希望把这些喜悦、挫败的经验告诉下一代吗？还是期望获得他们的理解？对于家庭，他似乎一直有一种隐隐的焦虑，担心变成他们眼中的“loser”。他说了好几次“神话”与“笑话”的比喻——在历史上，“神话”与“笑话”的角色转化不断发生着。
这“必然的胜利”比他想象的漫长得多。也是在1989年的成立大会上，来自台湾的代表康宁祥劝这位意气风发的秘书长——你们走上的是一条曲折的不归路。康宁祥是台湾党外运动的关键人物，他深知，台湾的流亡政治人物的窘境，即使解严开始了，已经在美国10年的许信良通过偷渡才回到台湾。
这不归路或许让他焦灼，他却没准备回头。他自称是被卷入历史中的，但造成他的命运轨迹的仍是他的主动选择。在1989年夏天，他的主动选择让他成为“国家的敌人”。在此刻，他选择了不与北京妥协，要一名难民的身份终老他乡。
我们相约下次去他的新居再聚，它仍在修建中，这可能是他人生的最好一个落脚点了。他所居住的巴黎郊外的Orsay Ville,是高科技创业区。他戏称一生都是在“硅谷”度过的——除去旧金山，中关村、Orsay Ville都被称作各自国家的硅谷。
在我追问了几次之后，他也终于承认，他最想念的地方仍是中关村。是啊，那正是他人生最灿烂的时刻，而且看起来这灿烂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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